《矛盾论》：无论什么事物的运动都采取两种状态，相对地静止的状态和显着地变动的状态。……事物总是不断地由第一种状态转化为第二种状态，而矛盾的斗争则存在于两种状态中，并经过第二种状态而达到矛盾的解决。
也就是说，
1）分为两种运动，一种是量变，一种是质变。
2）一切的量变，都是为了引发质变。
3）在质变中，旧的矛盾达到解决。
这就是《矛盾论》中所认为的一种客观真理，也就是说，只要按这么实现，就是实事求是。因此，引发质变，是解决矛盾的钥匙、也是最好途径。
所以，一切工业活动——量变，都是为了引发下一代的工业革命——质变，而旧的矛盾就会在这个质变中达到解决。
用这个原理来分析。
尝试——红军的打长沙，所以问题就变成了，
1）红军攻克了长沙之后，还能帮助继续攻打别的中心城市吗？（量变）
2）红军攻打长沙这个行动，能引起红军的质变吗？（质变）
答案都是不能，所以攻打中心城市的路线是错误的。所以，攻打大城市，主要的作用就是——补充红军的物资，这是机会主义的。
而补充红军的物资，另一种方式就是打歼灭战，而这个是能实现量变的，并且是能引起红军质变的。
中心城市路线的话，必须先占据中小城市，经由实现中小城市的量变，引发到中心城市的质变，这正是解放战争中夺取中心城市的原理。
经由占据广大农村之后的量变，引发了夺取小城市的质变，夺取小城市的量变后，引发夺取中等城市的质变，直到夺取中心城市的量变，这个过程是自然的——只是对团队和军队的要求很高。
本身上，农村和城市就构成了正反面，也即可以通过量变引发质变来解决，所以是符合了上面的原理的——所以是实事求是的。
所以问题就变成了，
1）能不能发起多次类似百团大战这样的战斗？（量变）
2）百团大战这个行动能引起我军的质变吗？（质变）
现实中是，毛主席致电彭德怀询问，这样的战斗能否再组织一两次？实际情况是不能。第二个问题的答案，也是不能。
所以，百团大战这样的战斗，它并不能解决矛盾。
小歼灭战到大歼灭战，
毛主席：每军每次只精心选择敌军一个营或略多一点为对象而全部地包围歼灭之。这样，再打三四个战役，即每个美、英师，都再有三四整营被干净歼灭，则其士气非降低不可，其信心非动摇不可，那时就可以作一次歼敌一个整师或两个、三个整师的计划了。过去我们打蒋介石的新一军、新六军、五军、十八军和桂系的第七军，就是经过这种小歼灭到大歼灭的过程的。
在这种办法下，问题就变成了，
1）能不能发起多次同等规模的歼灭战？（量变）
2）这种歼灭战能否引起我军的质变？（质变）
这两个问题的答案都是能，所以，最终矛盾就得到了解决。这种形成的我军的质变，以至于在朝鲜战场，面对装备和补给精良的美军也不落下风。
量变，即是可复制、可重复。
所以问题就变成了，
1）能不能发起多次击溃战？（量变）
2）这种击溃战能引起我军的质变吗？（质变）
多对少、强对弱，击溃战是有一定效果的，至少可以引起量变，但能否引起质变、则是有疑问的。
但弱对强、少对多，那么击溃战的效果是极有限的，它量变的潜力是越来越低的，并且不能引起我军的质变——如果说有质变、那也是降级的质变。
所以，矛盾得不到解决。
南下的目标是夺取四川，所以问题就变成了，
1）夺取一个省的目标能否多次实现？（量变）
2）这种夺取一个省的目标能否引起我军的质变？（质变）
事实上，以当时我军的实力，夺取一个省的目标是不能完成的——即量变不能发生。如果能夺取一个省，是能引起我军的一种质变的。
张国焘：打到成都吃大米。
所以，南下，在某种角度上是中心城市路线的继续。所以，最终矛盾得不到解决。
北上，是毛主席农村包围城市路线的继续。但有这个区别，这次包围的城市是日军占领的城市、而不是包围国军统治的城市。
北上后的路线，对这两个问题的回答都是肯定的。所以，矛盾得到了解决。
矛盾在质变中得到了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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