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幸福指数的含义，经济发展是否决定了人民幸福
来源于天涯论坛中公民监督力推改革楼主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为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奠定了必要的物质基础。但是，相对于经济增长的奇迹，人民幸福程度的提高并没有得到同步的提高，甚至还出现了经济增长过程中人民幸福感觉下降的情况。单纯的GDP指数上升，并不能反映百姓的幸福程度，因此，国家统计局即将出台幸福指数，应该说的确能够更好地“适应各方面对我们国家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人民的全面发展以及、人文这方面的需求”。
（一）“幸福指数”的内涵
近年来，“幸福指数”一词在社会上被广泛运用。指数，本是经济学中经常用到的一个术语，其最初含义是指某一经济现象在某一时期内的数值和同一现象在另一个作为比较标准的时期内的数值的比数，反映的是经济现象变动的程度。后来，这一术语被广泛运用，逐渐演变为一个大众词汇。幸福，是与“美好”联系在一起的，对它至少可以有两种理解：一是指美好的生活；另一是指人们的主观感受和体验。由于每个个体都浸染于特定的文化，因而这种幸福体验便具有了较多的文化特色。幸福指数所针对的幸福，显然接近于人们对幸福的后一种理解，也可以称之为幸福感。
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国外研究者对幸福感进行了长期的研究。尽管研究者对幸福感的含义理解存在着较大的差异，但在将幸福感作为体现人们主观生活质量的核心内容方面则存在着广泛的共识。与此相应，幸福指数也被认为是反映人们主观生活质量的核心指标。在对以往的幸福感研究加以整合的基础上，可以提出体验论幸福感的观点。根据这一观点，幸福感是由人们所具备的客观条件以及人们的需求价值等因素共同作用而产生的个体对自身存在与发展状况的一种积极的心理体验。从形式上讲，幸福感是一种心理体验。这种体验并不是某种转瞬即逝的情绪状态，而是基于主体自觉或不自觉地自我反省而获得的某种切实的、比较稳定的正向心理感受。从内容来讲，幸福感是人们所体验到的一种积极的存在与发展状态。幸福感是一种个体的心理体验，但幸福指数反映的则是一种社会事实，或者说社会现象，是一般人或特定的社会群体在特定时期主观生活质量的变化程度。
（二）经济发展不是一把“万能钥匙”
第一，经济发展不是解决问题的“万能钥匙”。经济发展是国民幸福的基础，没有经济实力的发展壮大就不会有国民幸福水平的提高。改革开放以前的新中国历史证明了一条真理，离开经济的发展是“万万不能”的，但是，我国20多年的改革开放历史还证明了另一条真理：经济的发展不是“万能的”。“一花独放不是春”，经济单方面的发展不能解决一切问题，例如，国民教育、劳动就业、社会保障、社会福利、医疗卫生、文化建设等与国民幸福密切相关的社会发展领域的公平公正问题就没有得到切实解决，部分国民利益和幸福甚至当作所谓“经济增长的代价”被牺牲掉了。
第二，广大人民群众的需求与幸福不是经济上的富足所能完全包含和覆盖的。包括社会学在内的众多学科的理论和实证研究，以及发达与欠发达国家的实践都证明，经济上的富足或财富的增进、GDP的增长等等，只是全体国民需求的幸福的内容之一，不能代表幸福的全部，概括不了幸福的全部感受。
二、和谐社会意味着较高的幸福指数
社会和谐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是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重要保障。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我们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全局出发的重大战略任务，反映了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内在要求，体现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愿望。
（一）幸福指数的内在涵义与构建和谐社会目标的一致性
“全体人民各尽其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目标，也为我们展现了一幅幸福美好的社会图景。“各尽其能”可以理解为人们潜能的充分发挥；“各得其所”可以理解为人们基本生存需要的充分满足；根据我国文化传统，也可将“和谐相处”理解为人们的一种基本需求，这意味着在我们所要构建的和谐社会里，人们的基本生存需要可以得到很好的满足，人们可以通过自身潜能的充分发挥而使个人得到全面的发展。依据体验论幸福感的观点，作为体现主观生活质量的幸福感，其基本内容恰恰是人们对自身所具备的生存与发展条件的一种积极的体验。从这个角度上讲，幸福指数的内在含义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目标又有着高度的一致性，提高人们的幸福感、提升人们的主观生活质量，也就成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题中应有之意。
古往今来，幸福就是政治家和思想家提出的鼓舞人心的口号。它不仅被视为人生的追求，而且也被视为社会政策的追求。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对幸福的追求是人类社会文明发展的重要动力。幸福指数能否成为一种切实的政策目标，关键在于政策可以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人们的幸福体验。在以往的幸福感研究中，研究者曾经提出了一种幸福感的人格决定理论，按照这种理论，人们的幸福感比较稳定地受到人格特质的影响。但后来的研究者却发现，国家或地区的富裕程度与人们的幸福感水平之间存在着较强的正相关关系。这就意味着，一个国家能够为人们提供的生存与发展条件与该国人民的幸福体验息息相关，而人们所具有的生存和发展条件恰恰是政策可以关注并能够发挥作用的。我国是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党除了工人阶级和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没有自己的特殊利益。党在任何时候都把群众利益放在第一位。这就决定了我们的政策选择必然是人民利益至上，在各项政策制定的过程中，必然把为人民谋幸福、提供尽可能优越的生存与发展条件作为价值标准。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以及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任务，集中体现了政策制定中这种鲜明的价值取向。
（二）幸福指数是衡量一个社会和谐发展的重要指标
衡量一个社会的和谐发展，最根本的标准是这个社会是否能够很好地满足人们的生存需求、是否能够为人们提供广阔的自由发展空间、是否坚持社会发展目标上的以人为本。从这个标准来看，以往将GDP反映经济发展的指标作为衡量社会发展的核心指标的做法显然是不充分的。反映人们主观生活质量的幸福指数，可以弥补GDP指标的不足，用以衡量社会的全面进步与和谐发展。所以，作为反映民众主观生活质量的核心指标，幸福指数成为一种现实的政策目标。
当前，我国处在经济体制转轨期，我们应当密切关注各项重大政策对人们整体幸福感的影响、关注城乡居民幸福感的差异和走势、关注社会不同利益群体幸福感的状况，充分考虑发展的速度、改革的力度和人们幸福度的协调与统一。
重视幸福感和幸福指数，反映了政府执政为民的理念，而为了增强居民的幸福感，实施惠民工程，更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
三、不断提高幸福指数，加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
经济发展、环境优美、人际和谐、全体社会成员欢乐幸福是和谐社会的基本特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不但要关注经济硬指标，更要关注人民大众的切身感受。如何在经济发展的同时提高城乡居民的幸福感，是在构建和谐社会过程中需要关注的一个特别重要的问题。
（一）促进社会和谐急需解决的问题
居民幸福是政府制订公共政策的最终目标，也是检验公共政策的最终标准。提高人民的整体幸福感，是一个长期的任务，需要有步骤分阶段地进行，目前应重点解决影响幸福感的最突出的问题。
中国社会调查所2005年的一项调查称，民众最为关心的社会问题中，排在第一位的是贫富差距。在北京社会心理研究所的调查中，市民已连续4年把“贫富差距过大”列为最严重的社会问题之首。社会心理学的研究表明，产生不公平感的心理机制是社会比较，也就是说，一个人对于自己的行为评价不是投入和产出的经济学比较，也不是因为自己的回报多于自己的付出就会有满意感和公平感，而是要把自己的付出和回报与他人的付出和回报作比较，只有他认为自己的投入产出与他人的投入产出相当时，他才会觉得是公平的。由于社会比较心理的存在，有钱的人和没钱的人都可能会觉得不幸福。
另一个影响幸福指数的重要因素是贫穷。来自零点公司的调查表明，在中国，无论城乡，人们感到不幸福的主要原因依然是贫穷??有54.6%的城镇居民和66.4%的农村居民将贫穷列为感到不幸福的主要原因。
此外，在子女教育需求和健康需求刚性增长的同时，子女教育费用和医疗价格快速上升，农村家庭因灾、因学、因病致贫和返贫情况更加突出。
（二）提高幸福指数应注意的问题
首先，避免将“幸福指数”形式化。目前，幸福测量本身还不完全成熟，应该主要采取探索的方式，尤其需要从中更多地知道到底有些什么因素影响了市民的主观幸福感，并随之不断完善施政的指标体系。目前幸福感测量研究存在指标不统一、研究方法有待创新、文化差异性日益突出等问题，所以从中国的文化背景和当前的经济社会发展程度出发，编制一套适合当今中国居民的幸福感量表即幸福指数，是最为迫切的问题。
其次，要避免短期行为。对政府而言，让城市未来的幸福度有长期提高，比提高居民目前的幸福度更为重要。我们所谓的极大化幸福，并不是极大化今天的幸福，而是要极大化全部的幸福。政府给老百姓一些小恩小惠，可能老百姓短期内会很开心，但从长期来讲，实际上却是降低了幸福。在过去的十年里，中国人的幸福指数先升后降，正说明了我们是没有注重长期的发展。
最后，要避免把幸福的概念庸俗化。很多人把幸福等同于吃喝玩乐、不求上进，等同于安逸，这是非常错误的。主观幸福感同样也来源于一个人的成就感，对社会的贡献，人际关系和谐等。如今很多人注重在物质地位上相互攀比，要买比别人更大的房子、更好的汽车。这种竞争从短期的、个人的角度来讲可能会增加幸福，但从长期的、社会的角度来讲却会降低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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