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子不仅仅是一堆冷冰冰的钢筋水泥、土木沙石，更是组建家庭、凝聚人心的社会黏合剂，所有社会政策的制定与执行无不系于其上。新加坡建屋发展局的案例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
公租房政策让“居者有其屋”
直到1959年新加坡人民行动党上台执掌自治政府行政权之际，以前英国殖民政府设立的改良信托局总共才建了20907座房屋。这远远不能满足需求，当时新加坡人口为160万，不到10％的人拥有住房，大多数家庭住在拥挤的贫民窟里，没有干净的饮用水、卫生设施和其他基本生活设施。
1960年，新加坡人民行动党自治政府设立了建屋发展局，给了它充分的财政、法律和政治支持，制定了几个五年建屋计划，开始大兴土木，为民众建造公共住房。在第一个五年建屋计划（1961－1965年）完成时，55000套公租房拔地而起，比殖民政府改良信托局建造的房屋多两倍，二十五万人的住房问题得到解决，租金不超过住户月收入的20％。这部分租金收入并不足以让建屋发展局保持财政平衡，差额由财政房屋补贴填充。第二个五年计划（1966－1970年）为三十五万人新建了6.7万套住房，环绕新加坡市区的贫民窟在这个时期基本消失。第三个五年计划（1971－1975年）新建了十万套住房，50％的新加坡人居住在政府公屋里。
1964年，新加坡政府开始执行居者有其屋政策，这种住房自有方案让低收入家庭可以用低于市场水平的价格，分期付款，购买公租房。1968年，新加坡政府允许新加坡人用中央公积金购买政府公屋，这进一步提高了新加坡的住房自有率。新加坡的居者有其屋政策一直沿用至今，已建造了90万套公共住房，93％的新加坡人生活其中，住房自有率已升至87.5%，人均居住面积从1959年的6平米升至2010年的30平米，新加坡人的居住状况得到实质改善。
促进社会和谐的社区规划
强化家庭的纽带作用，满足人在生命过程中不同阶段的基本情感和物质需求，是新加坡公共住房政策的首要功能。在购买和廉租房申请上，三代共居者最为优先，鼓励三代共居；年轻夫妻首次购房也优先供应，但优先权减半；希望独居而又不远离家庭亲友的老人，也可以得到满足。月收入低于1500新元的贫困家庭可以申请较小的住房，还可以获得4万新元额外补贴。公租房每月的租金只有32新元，约合人民币160元。更为富裕的家庭，则可以申请四房、五房类公屋。
除此之外，公共住房的社区规划也尽可能方便居民，为每个家庭提供宜居的步行生活圈，这就是新加坡市镇重建局主任曹福昌所说的“毗邻原则”。这种原则努力建构一种就近生活、就业、交流的基层社会机制，新市镇和组屋区距离市区不超过五里，上班时间不超过半小时，车费不超过五毛钱。每个家庭不用步行太久，即可到达市场、商店、学校、娱乐场所、民众联络所和诊疗所等公共设施；每七万五千人的组屋区，设立一个市镇中心，提供图书馆、邮局、银行、百货商店、戏院等基础设施。民众联络所就坐落在社区中心，也是基层社会和谐的支柱。
除了方便，公共住房的建筑设计也以增进人与人之间的交流为原则，努力创造建构一个熟人社区的制度环境。从每座公共住房大楼都包含房型不同、大小各异的房子，让不同收入群体和社会阶层的人可以混合共居，共用儿童游乐场所、健身场所和开放空间，鼓励居民之间的交流。
作为一个华人占主体地位的多种族社会，新加坡曾经有过种族冲突的惨痛教训。因此，新加坡的公共住房还用来执行种族融合政策。在清理贫民窟和城中村的同时，新加坡的每栋公共住房建筑都设定了种族配额，让不同种族的人共居一处，相互之间低头不见抬头见，在自然的人际交往中增进彼此的友谊关系。这让新加坡得以在马来人国家包围之下，能够成为种族关系最为和谐的东南亚国家。
在家庭、社会层面以外，新加坡的公共住房政策也是新加坡国家建设的一部分。廉价、舒适的公共住房，方便、宜居的社区生活，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基层社区友谊共同体，成为新加坡人的集体记忆和共同经历，这种符合东方人心理的社会团结机制，是新加坡社会稳定、经济增长和民众对政府高度信任的基础，也被治理者和研究者视为其国家认同和社会凝聚力的重要来源。
新加坡经验的启示
新加坡的公共住房经验至少可以给我们四点启示：
第一，经济离开住房市场化也能增长。新加坡政府从来没把住房作为经济的支柱产业，没把住房视为一个纯粹的市场商品，而是将其主要视为公共物品，住房的公共化始终以绝对优势压倒市场化，但新加坡的经济一直在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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