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在头条上看到不是讲南明历史的。为了帮助大家更加清晰的，也更加完整的了解这段史料，特推出系列专题——《拨开迷雾看南明》，这是本专题的开篇。
【何谓南明】
南明，是指于公元1644年到1683年，在明朝京师（今北京）失陷后，由明朝宗室在南方建立的若干政权，历经四帝一监国。崇祯十七年(1644年)李自成起义军攻占北京，崇祯帝朱由检在煤山自缢。清军入主中原，明朝宗室及文武大臣大多逃亡南方，还据有淮河以南的半壁江山抵抗清兵，包括弘光政权、鲁王监国、隆武政权、绍武政权、永历政权及明郑时期。
清、大顺、大西、南明对峙图
【四股势力，决战天下】
既然南明起源于公元1644年3月崇祯帝上吊景山，李自成进入北京，那么，我们就从此时讲起。
综观1644年三月至四月中旬的全国形势，可以作以下的概括：大顺政权和大西军是农民起义中形成的新兴势力，他们同明帝国一样是以汉族为主体的；区别是明朝残余势力控制的地区内继续维护着官绅地主的封建统治，而大顺军和大西军的领导人虽然已经有明显的蜕化倾向，但尚未达到质变的程度，他们实行的政策基本上仍然是打击官绅地主、保护农民利益。
【明朝官绅阶层大批投降大顺】
长期以来，人们普遍认为官绅地主对大顺政权一直处于势不两立的地位，其实这是不完全正确的。事实上自从1643年十月明陕西三边总督孙传庭部主力被大顺军歼灭以后，明朝官绅眼见大势已去，政治态度发生了根本的转变。他们当中的绝大多数人把明亡顺兴看成是历史上常见的改朝换代，为了自身利益纷纷归附以李自成为首的大顺政权。其中有的人争先投靠，希冀跻身于新兴的大顺朝定鼎功臣之列；有的人虽心怀疑惧，但为形势所迫而随大流。总之，在大顺军被清军击败以前，汉族官绅中的大批文官武将都以投靠大顺政权为惟一出路，而不可能设想去投靠偏处辽东的一个语言、风俗都有很大差异的满洲贵族为主体的清政权。
李自成进军路线图（1643-1644年春）
顾炎武《日知录》中有一段话很值得注意：“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这句话充分说明，在汉族官绅看来，大顺政权取代明朝只是“易姓改号”，朱明王朝的挣扎图存是宗室、皇亲国戚、世袭勋臣之类“肉食者”的事，同一般官绅士民没有多大关系；但是满洲贵族的入主中原则严重的多，是“被发左衽”（剃头改制），“亡天下”了；所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都应当奋起反抗。这就是甲申之春汉族军民官绅的心理状态。
顾炎武，明末清初的杰出的思想家，明末清初三大儒之一
正因为如此，大顺军在短短三个月时间里就占领了包括京师在内的整个黄河流域，除了在宁武和保定两地稍遇抵抗以外（在保定城里“代帝亲征”的大学士李建泰也是主张投降的），到处是一派望风归附的景象。以至于史可法在奏疏中痛心疾首地说：“在北诸臣死节者寥寥，在南诸臣讨贼者寥寥，此千古以来所未有之耻也！”
【进入北京后，李自成的两大失误】
那么，进入北京城后的李自成，为何没有站稳脚跟，短短43天就败退出北京呢？
这其实主要归结于两方面原因：
一，大顺政权在政治上的失误
二，大顺政权在军事上的失误
推翻了明朝，摆在李自成面前的任务是怎样才能站稳脚根，实现一匡天下的目的。这一任务实际上取决于两点：一是他应当认识到辽东的清政权是同大顺政权争夺天下的主要对手，加强针对辽东的防务是新生的大顺政权存亡的关键。二是在汉族文官武将大批倒向自己的情况下，大顺政权必须在政策上作出重大调整，尽量缩小打击面，由打击官绅地主改为保护他们的利益。
李自成的军队，主要构成是农民
而这二者又是紧密关联的。崇祯朝廷的覆亡除了它的腐败以外，主要原因就是战略上两线作战，陷于左支右绌的窘境，造成两大对手力量不断的膨胀。大顺政权既然继承了明王朝的政治遗产，理应在最大程度上争取汉族各阶层的支持。因为自明中期以后，缙绅势力已经成为社会上举足轻重的力量，能不能争取到他们的支持直接关系到大顺政权在管辖区内的稳定和遏制并随后解决辽东的民族对抗。
进入北京后，大顺军的财政收入还是只依靠向官绅索取
李自成1643年以前，为维护贫苦农民利益实行三年免赋，曾以没收明朝藩王家产和对官绅追赃助饷来解决数量日增的军队和政权经费的需要，有其历史的必要性。占领北京以后，大顺军已经接收了明朝皇帝的内帑，没收同朱明王朝关系密切的宗室、国戚、勋贵（指明朝开国、靖难以来所封世袭公、侯、伯爵）、太监的全部家产，可以解决军队和政权的经费，即便需要向官绅士民征派部分赋役，为数也相当有限。
从当时形势分析，大顺政权的领导人如果能够高瞻远瞩，对全国形势有清醒的认识，完全可以采取正确的对策。放弃对官绅地主实行的追赃助饷政策，代之以轻徭薄俺、整顿吏治。就财政而言，只要采取这一措施，就足以赢得绝大多数汉族官绅的支持，结成共同对付满洲贵族的阵线。
然而，李自成为首的大顺军领导人并没有依据形势的变化在政策上作出必要的调整。他们仍然以农民利益的维护者自居，在管辖区内继续实行打击官绅地主的追赃助饷政策。大量史实表明，大顺政权（在1644年六月兵败退回西安以前，在广袤的地区内都是以追赃助饷代替按田亩计征的赋税。各地文献都表明大顺政权委派的官员到任后几乎毫无例外地拘拿明朝官绅追赃助饷。四月初八日，李自成发现这一举动在政治上已经造成不利影响，曾下令停止，被押官僚无论完赃与否一律释放，但各地的追赃活动一直延续到大顺军战败西撤为止。
【追赃助饷政策使大顺军失去官绅阶层支持】
应当承认大顺政权追赃助饷政策的革命性，它证明李自成虽然已经即位称帝，大将们受封侯、伯等爵，他们并没有忘记自己的穷苦兄弟，没有放弃维护农民利益的基本宗旨。官绅地主的归附大顺政权，正是为了保护自身利益。而大顺政权让官绅财富和体面尽失，这对于大批归附大顺政权的官绅地主来说确实是非始料所及的。他们在饱尝铁拳之后，不胜愤慨地说：“是岂兴朝之新政哉，依然流贼而已矣。”当大顺军所向无敌时，官绅们慑于大顺政权的兵威，一般不敢公开反抗，但已经暗中“人人饮恨，未及发也”。大顺政权把业已倒向自己的官绅地主推回到敌对地位，是极不明智的。
许多人轻信了封建史籍对大顺军的污蔑之词，断言李自成进京后领导集团腐化变质，丧失民心，终归失败。这种观点完全不符合事实。我认为正是由于李自成为首的大顺政权没有完成封建化的质变，才被汉族官绅勾结满洲贵族所扼杀。
且不说不少亲历甲申燕京之变的人士记载大顺军在京期间纪律严明；就以时间而言，三月十九日大顺军进京，四月初十日左右得到吴三桂率部叛变回军攻占山海关，十三日晨李自成、刘宗敏亲率大军离京平叛，其间最大时限为二十三天。中国历史上许多王朝肇建伊始欣欣向荣，若干年之后壮志消磨，出现文恬武嬉的局面；却没有听说过在二十天左右就腐化得丧失战斗力的。再说，大顺军失败撤离北京后，清军入京立即将北京中、东、西三城居民全部逐出，下令剃头，总不会更得民心吧，为什么没有失败呢？可见，大顺政权之所以站不住脚，不是因为领导层变质，失去贫苦群众的支持；恰恰相反，由于它尚未完成质变，继续执行打击官绅地主的政策，引起缙绅们的强烈不满，因而不可能稳定自己的统治区，把汉族各阶层人士结成抗清的一致势力。军事上部署的失误又导致满洲贵族得以勾结汉族官绅，构成对大顺军压倒的优势。我们可以说李自成等大顺军领导人失败在于因骄致败，目光短浅，骄傲轻敌；而决不能解释为他们骄奢婬逸。
李自成部队始终不忘维护农民阶层利益
【无视满清导致军事上一败涂地】
在军事部署上，也突出地反映了李自成等大顺军领导人缺乏战略眼光。
从万历末年起，辽东的满洲贵族军事力量日益崛起，成为明朝廷棘手的课题，而明末农民战争的全过程又是同明清之战交织进行的。为了抵御满洲贵族的进犯，明朝廷多次从陕西三边抽调兵将。按情理说，李自成在西安决策大举东征，以推翻明王朝为目标时，就应当对下一步迎战清军做到胸有成竹。事实却完全相反，他几乎没有意识到清军将是同自己争夺天下的主要对手。
强大的满清八旗让明王朝头疼不已，李自成却没有重视其危害
这首先表现在他在北京地区集结的军队不足以抵御清军大规模的进犯。大批主力部队分布在西北、湖广襄陽等四府、河南等地；进占山西、畿辅、山东以后，兵力进一步分散。这种部署对于稳定大顺政权统治区的局势虽然有积极作用，但是分兵驻防的结果势必造成在京师和京东地区缺乏足够的兵力。例如，李自成在湖广荆襄地区部署了以大将白旺为首的七万兵马，当大顺军向北京推进时，明军左良玉部乘机进攻湖广，白旺上书请援，李自成当即决定派绵侯袁宗第带领为大顺军攻城野战的五大主力之一右营由陕西奔赴湖广攻击败左良玉，从而导致直到大顺军在山海关战败，袁宗第和白旺的精锐军队仍滞留于河南与湖广。这种局部的胜利只是导致了全局的失败。
袁宗第，李自成部将，任大顺军右营制将军，封'绵侯'
袁宗第所统右营，本应调到北京地区，等到稳定辽东局势以后再回头收拾左良玉等手下败将，是易如翻掌。李自成却舍满清而就左良玉，说明他对用兵的轻重缓急缺乏战略头脑。
占领北京以后，李自成的麻痹轻敌思想进一步暴露出来。当时他身边的军队总数大约有十万人，受封侯爵的大将有刘宗敏、李过、刘芳亮、张鼐、谷英，加上明朝投降过来的军队，兵力也还可观。然而奇怪的是，李自成在大同留下了大将张天琳镇守，在真定委任了大将马重僖为节度使，惟独在京东山海关一带没有派遣“老本”嫡系大将去镇守。他的着眼点仅限于招降撒入关内的吴三桂、黎玉田和关门总兵高第，而对关外虎视眈眈的清军却置之度外。
李自成对吴三桂、黎玉田率领的辽东官兵和山海关总兵高第的招降进行得很顺利，于是李自成在招降了辽东和关门明朝官军后，似乎认为京东的问题已经解决，对清廷出兵干涉的危险毫无认识。他在山海关地区的军事部署只是派了几天以前在居庸关投降的明朝总兵唐通率领原部八千兵马接管山海关防务，而没有派大顺军嫡系大将出镇该地区。
山海关，又称榆关。为边郡之咽喉，京师之保障
同时，他还下令吴三桂率部进京和派原驻畿辅地区的明朝投降总兵马科率兵马远征四川，可见他根本没有料到清廷利用明朝覆亡必然有分羹之心。似乎在他看来，清兵在辽东的用兵和三次深入内陆都是明朝的事，大顺政权从未同清军交锋，彼此无怨无仇，可以相安无事。也许是出于这种天真的考虑，他既不派大顺军主力前往山海关一带布防，又把同清军作战最有经验和实力的吴三桂部调来北京，充分说明李自成对清军即将参加逐鹿中原的严峻形势毫无认识。所以，即使不发生吴三桂叛变，仅凭唐通八千兵马也绝对抵挡不住清军的进犯。何况，李自成进京后，如果对吴三桂安抚得当，并立即派遣大顺军高级将领率主力协同吴军镇守山海关一带，吴三桂叛变的可能性很小，京东的局势也将比较稳定。
关宁铁骑是吴三桂手中王牌，能与满清八旗正面交锋
可惜，这一切都只是可惜，在政治上没有及时转变粮饷征集措施，在军事上又轻敌满洲，两者共同造就了李自成和大顺军的灭亡悲剧。只可叹，李自成从始自终都站在农民阶级立场，却被后世误解为进京后脱离人民群众而丢掉江山，这误解延续了四百余年至今。现在，到了我们该为李自成正名的时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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