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战争前的双方
1627年，大明天启七年，后金天聪元年。这一年的辽东，战火重燃。出于掠夺人口财货以满足后金生产的现实需要，同时又为了震慑其余虎视眈眈的贝勒，巩固自己大汗位置的权威，皇太极于当年五月初九亲征辽西。大军分三队，命济尔哈朗、阿济格、岳托、豪格诸贝勒率护军精骑为前队，攻城诸将携器械作后队，自己亲自率领四大贝勒（他自己曾经是四贝勒）居中，浩浩荡荡直扑锦州。五月十一日,后金军由一路调整为横向的左、中、右三路。皇太极亲率的中路军与莽古尔泰的右路军分别攻陷大凌河与右屯卫，其后三路大军会师锦州,距城一里,四面扎营，意图占据全辽。
然而事与愿违，时任兵部右侍郎兼辽东巡抚袁崇焕已在辽西经营数年，锦州与其后的宁远城守军收归城内准备坚守；沿边小堡也都撤兵，归并大城，坚壁清野，合力御敌。且各城大量采用重型火器红夷大炮（炮管长度2一3米，呈前细后粗型，口径大多在100毫米以上，倍径之比多在20一40之间。）以弥补两军战力。而缺乏火器的女真人在两座坚城的城墙下再一次陷入寸步难行的境地。经历24天的围城战，伤亡惨重的后金军不得不班师沈阳。
宁远之战的结果，带给两个帝国不同的冲击与影响：作为胜利方的大明，从此更加坚信通过坚城与重火器的相互配合才可以抵御女真入寇。不久，刚刚继位的崇祯帝，在扫灭魏忠贤阉党势以后，在“廷臣争请召崇焕”的推荐下。再次启用袁崇焕为兵部尚书兼右副都御史，蓟辽总督，总揽辽事。试图以其“以辽人守辽土,以辽土养辽人,守为正著,战为奇著,和为旁著之说”的战略思想夺回辽东。关宁军开始真正以袁崇焕的治军方略发展：以辽东本地人为主体，由原有辽东各家将领统御，士兵对将领拥有人身依附关系以加强军队凝聚力。军队参与生产、建设，加紧完善辽西防线。
而在关宁防线另一侧的后金，正在经历建国以来最难的冬季。《清史稿》《清实录》记载：“是岁，大饥，斗米值银八两，银贱物贵，盗贼繁兴。”“斗米价银八两，人有相食者。国中银两虽多，无外贸易，是以银贱而诸物腾贵。”——后金的军队组织模式虽然战斗力很强（八旗军——丁壮战时皆兵，平时皆民，使其军队具有极强的战斗力），但它平时的生产模式仍属于游牧渔猎民族，生产力低下。无法自给自足。这使得后金只能依靠强大的军队以战养战，不断的入侵明朝，掳掠明朝的人口、土地、财货来满足女真人的生活需求——可是，后金军在宁锦之战中无功而返，不仅没有掠夺到任何物资，反而消耗了大量的储备粮食。在残酷的现实面前，宁锦之战的失败促使皇太极放弃原来的进攻策略，转而寻找其他进攻路径——漠南蒙古。
二、己巳之变
（一）战争背景
1629年，崇祯二年，由于袁崇焕的平辽方略成功推行，后金也停止了大规模南略的行动，辽东战场的厮杀声逐渐沉寂。但在这平静的表象下，双方都在紧锣密鼓地筹划下一步行动。在皇太极即位时,就注重笼络漠南蒙古诸部,孤立察哈尔部的林丹汗,并对其多次采取军事行动。并通过不同手段加强自己的权威，对外和亲科尔沁部，数征察哈尔，逐渐控制了漠南草原；对内，皇太极推行“满汉一体毋致异同”，又整合八旗，发展文教，后金的国力进一步提升，再次南略的条件已经成熟。
而在此时的大明，却不是铁板一块。兵部尚书兼右副都御史，蓟辽总督袁崇焕在皮岛擅自杀了东江总兵毛文龙。虽说毛文龙杀良冒功，侵吞辽饷，要挟朝廷的行为也使得他颇受忌惮，但他镇守东江镇数年，也曾使后金“不能无东顾之虞”，是有功之臣。袁崇焕擅杀的行为无疑是在辽东埋下了一颗定时炸弹，东江军再也难以牵制后金，这直接导致皇太极日后敢于发动乙巳之役，深入敌后而不担心后方。
杀了毛文龙后，统一了辽东军政的袁崇焕试图进一步延伸防线，拱卫京师，接连上书：“臣在宁远，敌必不得越关而西；蓟门单弱，宜宿重兵。”“惟蓟门陵京肩背，而兵力不加。万一夷为向导，通奴入犯，祸有不可知者。”但此时的崇祯并不清楚蓟州的边防现状（逃跑避役的兵勇甚多,很多卫所和边军的配额都是不足的,甚至还有缺额一半以上的），因此一直没有同意袁崇焕的意见。京师的边防竟然已经如此虚弱，这也是己巳之变形成的一大诱因。
（二）战争爆发
十月初二，皇太极又一次亲率八旗军攻明，这次他吸取进兵宁远、锦州兵败的教训,放弃强攻宁、锦坚城的方略，改由蒙古入寇。此次后金出动兵卒号称10万，精锐尽出，以蒙古喀喇沁部骑兵为向导，诸位贝勒蒙古王公随行，翻越辽西山地，准备通过辽河上游。但当后金军行进半月却一仗未打，人困马乏之际，因未能继位与宁远战败而对皇太极不满的代善、莽古尔泰两大贝勒趁机建议班师，试图对皇太极的权威发动挑战。只不过这次不成功的“逼宫”，在皇太极的坚持与岳托等贝勒的联合反对下泡汤。在皇太极“入关可以肆意抢掠”的承诺刺激下，重新凝聚起战意的八旗军赶赴蓟州段长城。
十月二十六日，到达长城外的后金军即刻准备作战。在皇太极的统一指挥下，后金兵分两路，济尔哈朗、岳托率领右翼军兵攻大安口，阿巴泰、阿济格率领左翼军攻龙井关。皇太极与代善、莽古尔泰紧随其后，以蓟州镇“塞垣颓落，军伍废弛”的边军根本无力抵挡。后金两军没有遇到任何强有力的抵抗,顺利突破长城。二十七日，左翼军攻破喜峰口，来援的副将易爱、参将王遵臣皆不敌战死。汉儿庄、潘家口的守将甚至不战而降。至此，后金已经完全突破了长城防线，三十日,兵临遵化城下。（遵化在京师东北方向,距离京师仅有300里。）十一月初一日,京师戒严，崇祯皇帝急令各地军众（尤其是袁崇焕的关宁军）进京勤王。
接到诏令的袁崇焕先调平辽总兵赵率教率四千兵马,驰救遵化,走抚宁、迁安这条路线赶往三屯营。务必抢先进入遵化城布防，阻拦后金兵势。十一月初二，五战皆胜、连降马兰营、马兰口、大安营三城的右翼军与主力汇合，两军会师后的后金军更是战力大振。与此同时，后金斥候发现了急行军的赵率教部，随即左翼军的阿济格在遵化和三屯营间设伏，全歼赵率教部四千骑兵，赵本人也战死。后金军歼灭赵率教的明朝援军后，其主力迅速西进。初三凌晨，后金军抵达遵化城下，城内后金细作立刻打开城门引后金军入城，明巡抚王元雅自杀殉国。十一月初四,后金军两天两夜强行军西进一百里,攻陷迁安,兵锋威胁永平、抚宁一带，京师随时有被围的风险。紧接着后金在初七攻陷三屯营，彻底歼灭了顺天府周围的明军野战主力，掌握了战场主动权。
在另一边的辽西防线，督师袁崇焕于十一月初五誓师勤王，兵力2万余人，总兵祖大寿、副将何可纲。计划在蓟县一带击退后金主力，为此他做了如下部署：先令赵率教部抢在后金头里冲过即将闭合地封锁线,直接进入遵化城进行防守。（但已失败）；紧接着亲率九千兵马，急转南进，实施其第二步想法，即把后金的军队阻截在蓟州。祖大寿等副将率其余部众在袁军后方扎营，不惜任何代价,誓死保卫京师。十一月初九，明军进驻蓟州，袁崇焕准备在这里与后金主力决战。但皇太极知道袁崇焕在蓟州阻截他,并未与其交锋,而是潜越蓟州。十一月十四日,袁崇焕的斥候侦察到后金军主力已绕开蓟州，继续向西开进。其作战计划基本落空，后金军离京师又近了一步。不过，此时的袁崇焕在拦截失败后,并没有选择直接往西尾随追击后金军,而是向南转进，前往位于蓟州西南的河西务。
这时候的皇太极军队已在通州附近,后金右翼的阿巴泰与岳托贝勒在此地击败了勤王的宣大援兵，又收降了顺义。开始在三河，香河一带游走，引诱明军野战。袁崇焕在河西务整顿过后，又率全军来援京师。闻讯，皇太极同样拔营，直逼京师，意图一战全歼明军。而北京城里的崇祯焦急万分，眼看后金即将攻城，他也做出了应对方法：先启用年届七旬、已经退休在籍的孙承宗做统帅,负责京畿地区的防务；其次,崇祯帝谕袁崇焕调度各镇援兵,相机进止。并急令已经来援的四镇兵马向京师靠拢；最后，加强北京城防。崇祯帝下令，在京官员、皇亲国戚、功臣宿将，一律带着自己的家丁到城墙巡逻和守卫。这一天，是十一月十七日，整场乙巳之变的高潮部分即将拉开序幕。
（三）高潮迭起
十一月十七日，袁崇焕进驻京郊，回身扎营，皇太极的后金军紧随其后。随即，双方不约而同地开始修整。袁崇焕率祖大寿同满桂等人进城面圣，疑心重重的崇祯皇帝虽然不满于诸将，但还是将城外的明军交由袁崇焕指挥。至此，城外近3万明军均交付袁崇焕指挥，三天内，各军均已修筑了营垒，誓要将京师变成第二个宁远的袁督师，想利用京城的城防进行反击（宁远外城周围九里一百二十四步，城墙高三丈二尺，女墙高六尺、址广三丈、上宽二丈四尺；而北京内城周长45里，9门，东西长6.65千米，南北宽5.35千米，面积35.57平方千米。正南为正阳门，左崇文门，右宣武门；东之南为朝阳门，北为东直门；西之南为阜成门，北为西直门；北之东为安定门，西为德胜门。外城，东西长7.95千米，南北宽3.1千米，面积24.49平方千米。内、外城面积合计为60.06平方千米。），随即向各军下令，静待八旗军进攻，依托京师防务反击。
十一月二十日，皇太极又兵分两路，总兵力近5万的后金八旗兵被分别指派：北路皇太极亲率大贝勒代善和贝勒济尔哈朗、岳讬、杜度、萨哈廉等，统领满洲右翼四旗，以及右翼蒙古兵约3万，向驻守德胜门的满桂和侯世禄的部队发起猛攻。贝勒莽古尔泰及贝勒阿巴泰、阿济格、多尔衮、多铎、豪格等率领白甲护军及蒙古兵两千，迎击广渠门袁崇焕军。率先爆发战斗的是德胜门，后金军率先发动进攻，皇太极令蒙古兵及正红旗护军从西面突击，正黄旗护军从旁辅助冲杀。不久，宣府总兵侯世禄部队被击溃，满桂只得率领数千残军向前搏战。城上明兵发炮配合，但两军混战，距离过近，误伤了满桂的大同边军，死伤惨重。甚至满桂本人也被误击，身上多处负伤，率败兵一百多人在城外休整。
就在同一天，广渠门也发生激战。后金另一路左翼军也猛攻城外关宁军驻地，莽古尔泰、阿巴泰、阿济格、多尔衮、多铎、豪格等贝勒率剩余的2万白甲护军以及满蒙联军迎击关宁军。而在战前，袁崇焕将所辖的九千骑兵分成三队，令祖大寿部居南，王承胤部定于西北，亲自率宁远兵列于阵西，结成“品”字形阵，诱敌深入防区以围歼。战斗开始，阿济格、多尔衮、多铎、豪格领数千精骑冲击祖大寿的辽东骑阵脚，但祖大寿部未能按照后金的预想败走，反而且战且退向城墙靠近，试图把后金军引入火器杀伤范围内。后金军中领头的豪格误以为祖大寿诈败，误打误撞躲开了明军炮火，直接以主力进攻北边的王承胤部，但王承胤没有乘机进取，见后金军大股而来，反而向南撤退，与袁崇焕的本部兵马纠缠在一起，同紧随其后的后金军展开混战。主帅袁崇焕亲自上阵稳定军心，而赶来的祖大寿部与其前后夹击，后金遭到夹击，抵挡不住，当即溃败而去。关宁军立刻追击，游击刘应国、罗景荣、千总窦浚等追敌至运河边，后金急忙拥渡，不料“踩陷坚冰，淹死甚众”。这次战斗以明军获胜而告终。
十一月二十三日，崇祯帝拒绝了袁崇焕放明军进入京城休息的请求。袁崇焕军只得继续在北京城外修整扎营，准备同皇太极军继续进行野战。一天后，皇太极移军南海子（南苑），在此一面休养一面筹军粮，伺机再攻京城。二十七日，战火重燃，皇太极在北京城外，在了解袁崇焕、祖大寿于京城东南扎营，竖立栅木。便令八旗军列阵，进逼左安门。在吸取了前几日的教训后，袁崇焕并未派骑兵与之交锋，而是直接将炮营移至城外轰击后金部队，后金进攻受阻，且大将台弼善战死，于是皇太极下令撤军，离开了北京城。至此，己巳之变基本结束，明军勉强击退了后金的进攻，保证了京城的安全。
三、战争影响
（一）对明朝
1.明朝损失了大量刚刚训练出的精锐士卒和能征善战的将领。乙巳之变前的九边军尚有18-20万可战之兵，而其中大同、宣府、辽西等精锐边军甚至敢于同八旗野战。但在乙巳之变后，至少5-6万明军丧生，天启，崇祯朝所练的部队近乎覆没，唯有少数军队留存。另外，袁崇焕，赵率教，满桂，王元雅，麻登云，黑云龙诸将或战死或下狱，大量优秀的中下层军官战死，使得明军再未恢复到战前水平。且重建后的军队战意也远不如从前，明军此后完全丧失了战争的主动性，只能被动挨打。
2.暴露了明朝统治下边境军备的废弛和军事指挥的混乱。在离首都距离只有200多公里的边境线上，面对敌军进犯却毫无还手能力。大量部队出现空额，甚至毫无战斗力。离京城如此近的蓟州尚且这样，难以想象其他边境线上的明军能有多少战斗力。此外，在后金军行进期间，明朝中央政府完全不清楚后金的行进路线。效率，能力还比不上来援的州县部队，明朝政府的无能控制彻底暴露在了后金人眼中。
3.加剧了明朝内部皇帝对官员将领的怀疑。己巳之变结束后，蓟辽总督袁崇焕就被下狱，不久处死。而其后崇祯却无法掌控关宁军，甚至出现了祖大寿出走事件，这一系列突发情况，大大加强了崇祯对于拥权官员的不信任。皇帝猜忌官吏，官吏也心怀鬼胎，由此明朝陷入了无尽的内耗之中。
（二）对后金
1.这场战役大大改变了后金高层对明朝的看法和战略。曾经的后金，认为抢占辽东后就可以万事无忧，静享国祚。只将明朝看作可以随时抢夺资源的肥羊：“《圣武纪》曰：昔我师既克广宁,时诸贝勒将帅咸请入山海关,我皇考以昔日辽、金、元不居其国而入处汉地,易世之后,皆成汉俗,因欲划山海关以西汉人制之,辽河以东我制之,满、汉各自为国,故军未入关而返,原无争主中原之心也。”而此次深入中原，使皇太极和八旗贵族掌握到了明朝边镇防务的虚实，对于关内的情况有了身临其境的了解。从此后金的战略目标由割据一方逐渐转换为入主中原。这促使后金（清）日后多次南下，并最终成功。
2.后金大汗皇太极本人通过这次军事行动再一次加强了个人的权威并稳固了地位。己巳之变后不久，他就以作战不力、飞扬跋扈的借口处罚囚禁了四大贝勒中的阿敏和莽古尔泰；以实力逼迫代善俯首称臣，让“四大贝勒”成为历史，真正促进了皇权的集中和加强。
3.成功消除了袁崇焕的威胁并且有效解决了后金境内的经济危机。通过己巳之变的全身而退，后金原有的粮食危机得到充分缓解。而袁崇焕被杀则使得后金再也无惧关宁军，从而可以从容展开对朝鲜和蒙古诸部落的战争。后金已完全掌握了主动权。并于15年后入关，夺得了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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