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084年（宋神宗元丰七年），经历了乌台诗案风波的苏轼终于得到了朝廷“量移汝州”的调令。他得以离开黄州，与“昨夜东坡春雨足，乌鹊喜，报新晴”的农耕生活告别。
其实，他已经在黄州习惯了“陶渊明”式的躬耕生活，因为在黄州的后几年里，苏轼的心情和生活都趋于稳定，他的心态早已从“拣尽寒枝不肯栖”向“一蓑烟雨任平生”、“千里快哉风”、“但少闲人如吾两人者耳”过渡。他在黄州的山水间悟得了“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真理。他将自己的身心投向大自然，投向文学创作。
黄州虽然是他的“谪居”之地，也同时让他不再过着四处辗转、宦海沉浮的生活。所以，当苏轼接到皇帝的调令的时候，他对黄州的生活是留恋的：
山中友，鸡豚社酒，相劝老东坡。
好在堂前细柳，应念我，莫剪柔柯。
仍传语，江南父老，时与晒渔蓑。
——《满庭芳·归去来兮》
苏轼在黄州躬耕田亩，放荡山水间，与渔樵杂处，浑然成了黄州人，在一个地方生活时间长了，自然就有了感情，黄州的父老乡亲和好友对苏轼热情款待，用“鸡䐁社酒”的热情挽留东坡，苏轼也觉得这里的一草一木、一花一柳十分亲切，他劝黄州父老莫要折柳送别，徒增伤感，也殷勤叮嘱希望黄州父老帮他晾晒渔蓑。可见，他已经将黄州视为故乡了，他日他还会回来的。
但是，苏轼的这一生自踏进仕途起便一直漂泊，陕西凤翔、杭州、密州、徐州、湖州、黄州，现在又是汝州，他当真如一只飞鸿，“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那复计东西”。越是不确定性越多，则越说明苏轼希望有一个稳定的“家”，但是我们知道，苏轼什么都可以拥有，才气，亲情甚至高官厚禄（短暂拥有过），唯一没有拥有的，便是一个相对平顺的仕途。
他是带着对黄州的留恋，对仕途的迷茫，对眉山老家回不去的杂糅心境开启了他人生的又一个起落轮回的。苏轼似乎想过留在黄州，依旧做他的“东坡居士”，可是这毕竟是皇帝的一番好意：“人材实难，不忍终弃”。加之，苏轼虽然儒释道三教皆通，但是他从始至终都想“致君尧舜”，况且，对于苏轼而言，这其实不难，他青年时就是仁宗认定的“太平宰相”。只是命运让他碰上了“王安石变法”，进而又身遭“乌台诗案”，这一次脱离贬官身份意味着“诗案”风波终于暂告段落了。
然而迟到的“理解”与“认可”，却让苏轼有点迟疑和不知所措。他似乎不确定和奢望自己可以拥有平顺的仕途，事实我们也看到了，苏轼的仕途注定是起起落落的。苏轼此时不知道未来会面对什么样的人生？
他经庐山先去筠州与苏辙相会，先完成与子由把酒言欢、对月共饮的愿望，毕竟他不想再现“中秋谁与共孤光”的遗憾。之后他又折回庐山，与山中僧人交游往来，尤其是留下一首《题西林壁》：
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苏轼大概还在牵念着自己的人生和仕途，有着“当局者迷”的困惑，后来他前往金陵拜见王安石，二人诗酒唱和，君子之交，相逢一笑泯恩仇。苏轼与王安石惺惺相惜，他们昔日是政敌，今日是知己。毕竟对苏轼而言，“渡尽劫波兄弟在”。王安石提议苏轼在金陵买田，从此比邻而居，但苏轼似乎仍有“功业”之念，虽然他看不清前路，他依然想试试“报效国家”，他也意识到似乎自己的命运就是漂泊不定的，似乎只能身不由己，随波逐流，不停在世间“来回穿梭”，是他不得不面对的“人生底事”。所以留下了“劝我试求三亩宅，从公已觉十年迟”留别王安石。王安石也曾评价：“世上不知更几百年，方出如此人物”。
辞官归隐的念头只要一起，好像便不想回头。本质上，苏轼其实是想要一个安稳的“家”罢了。告别王安石后，苏轼曾向朝廷申请辞官归隐，在阳羡（今江苏宜兴）居住，可是当神宗好不容易同意他的请求，苏轼准备“此去真为田舍翁”时，神宗却去世了。于是苏轼的命运开始物极必反的转动，开始东山再起。
由此刻开始，苏轼开启了他一年之内飞速升迁的仕途——从团练副使飞升至翰林学士。与此同时，他回到了朝廷。
公元1085年，宋神宗元丰八年六月，苏轼接到了起复为登州太守的诏命。10月份刚到任，过了才五天，便又接到以礼部侍郎召还朝廷的命令。苏轼12月到京，此后又升任起居舍人等官职。
便是在这一年的年尾，苏轼与王巩会宴，宴席之上，苏轼写下一首词：
王定国歌儿曰柔奴，姓宇文氏，眉目娟丽，善应对，家世住京师。定国南迁归，余问柔：“广南风土， 应是不好？”柔对曰：“此心安处，便是吾乡。”因为缀词云。
常羡人间琢玉郎，天应乞与点酥娘。尽道清歌传皓齿，风起，雪飞炎海变清凉。
万里归来颜愈少。微笑，笑时犹带岭梅香。试问岭南应不好，却道：此心安处是吾乡。
王巩是苏轼的好友，受苏轼乌台诗案的牵连，被贬岭南宾州（今广西宾阳），在那里谪居了五年。1083年，王巩结束贬谪北归，这首《定风波·常羡人间琢玉郎》有学者认为写于公元1083年，当然也有学者认为是写于公元1085年，本文为采取第二种说法。
说起王巩与苏轼的交情，还要追溯到苏轼担任徐州太守之时，他们的交情有多厚呢？宋史有这样的记载：
与客游泗水，登魋山，吹笛饮酒，乘月而归。轼待之于黄楼上，谓巩曰：“李太白死，世无此乐三百年矣。
可以看出二人的情谊，他们整日“吹笛饮酒，乘月而归”，有李太白那样的恣意和潇洒，苏轼与王巩诗酒年华，完全不知日后的命运将如何浮沉。
那时苏轼不知道的是自己即将卷入一场风暴之中，王巩也不知道自己会因为好友的仕途变故牵连到自己：
（苏轼）与王巩往还，漏泄禁中语，阴同货赂，密与宴游。
这是御史舒亶的奏言，罪名真假不知，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当时受苏轼“乌台诗案”牵连的不少：驸马都尉王诜、王巩、苏辙、司马光、张方平、秦观等朝臣皆受到牵连。
而王巩是其中贬谪最远的，苏轼对此很是内疚：
每念至此，觉心肺间便有汤火芒刺。
毕竟是因为自己的缘故，给好友带来了灾祸，王巩在宾州痛失两子，又大病了一场，差点死掉。苏轼好长时间都心痛不已，但王巩却一点怨恨都没有，反而频频给苏轼写信，交流诗词书法，成为彼此患难生活中的精神支柱。
现在乌台风雨已过，王巩北归，苏轼也重新调回朝廷任职。二人会宴，宴席之上，王巩、柔奴、苏轼三人把酒言欢。
这首词的词前小序是说王巩（字定国）有一位侍女名叫柔奴，复姓宇文氏，世代居住在汴京，长相眉清目秀，善于应对。王巩遭贬宾州，柔奴万里相随。等到定国赦免北归，苏轼问柔奴，在广南风土的日子，应该是很艰难吧？柔奴却豁达乐观说，心安定的地方，便是我的家乡。就是因为这件事，写了一首词。苏轼说：
常羡人间琢玉郎，天应乞与点酥娘。
尽道清歌传皓齿，风起，雪飞炎海变清凉。
苏轼羡慕自己的好友定国丰神俊朗如玉雕琢一般，上天怜惜他，赠与他俏丽佳人相伴左右，柔奴曼舞轻歌，歌声清亮悦耳，给人舒服的享受：如同凉风习习，雪花飞舞，让暑热难耐之地变为清凉之乡。
是的，苦难未必难捱，有了柔奴的陪伴，王巩便有了精神上的慰藉。他和柔奴患难与共，同舟共济，王巩丢弃原本因政治失意而起的忧郁和苦闷，是的患难中的真情给人的温暖胜过万千。
人的心态好了，自然容颜也就年轻了，苏轼再见王巩时：
定国坐坡累谪宾州，瘴烟窟里五年，面如红玉。
万里归来颜愈少。微笑，笑时犹带岭梅香。
万里归来不仅王巩“面如红玉”，而且柔奴也“颜愈少”。对待苦难，最有力的“武器”便是“微笑”，生活的胜负不比别的，比的就是谁笑着撑到了最后，看到了风雨后的彩虹和阴霾散尽后的阳光。柔奴的微笑里有战胜挫折和苦难的顽强信念，也有那岭南风土的梅花清香。
我们知道，梅花有着傲立严寒的风骨，有着睥睨风霜的风姿，意志坚定顽强。这里苏轼赞赏柔奴的意志像梅花一样。
试问岭南应不好，却道，此心安处是吾乡。
酒过三巡，苏轼问柔奴，广南风土，应该不好吧？柔奴却说，心安定的地方，便是吾乡。
柔奴所说的此心安处是吾乡，我想是给了东坡后半生以启发的，而苏轼羡慕的“琢玉郎”与“点酥娘”的患难与共的情谊将会在几年后（1094年），应验到自己身上。那时他被贬惠州，也有朝云万里相随，只是，朝云没有能够同苏轼北归，但是却留下了“不合时宜，惟有朝云能识我，独弹古调，每逢暮雨倍思卿”的深切思念。
如文章开头叙述，苏轼想归去黄州，也想“家在江南黄叶村”（常州），他一直想要一个稳定的家，我们也知道，后半生的苏轼更是四海为家，他在惠州“不辞长作岭南人”，在儋州“我本海南民”，“九死南荒吾不恨”。很显然，此时他的思想已然受到了“此心安处是吾乡”的影响了，他努力把自己所到之处都变成自己的家，从黄州开始他便在努力调整心态，结果是“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加上前面说的“不辞长作岭南人”和“九死南荒吾不恨” ，从“谁怕”？到“不辞”，再到“不恨”，我想正是由于“此心安处是吾乡”这句话在激励东坡。
苏轼这样做其实不为别的，因为在那个车马慢的时代，出仕做官，大概率便是宦海沉浮的一生，尤其在苏轼的时代身遭贬谪便没了回乡的自由，但是生活要努力过下去，开心和痛苦必然选择开心，这样才能有动力接受生活的捶打，所以，苏轼便在心态上认同“此心安处是吾乡”，他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去回答“乡关何处是”？也以此为解药，活出平生的旷达，度过人生的天风海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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