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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班、刷题、学区房:韩国家长的拼娃战

    韩国教育部的一项新政,在近日的韩国中小学家长圈子里引起了轩然大波。

    11月中旬,韩国教育部发布声明,决定从2025年起将自主型私立高中、国际高中和外国语高中统一转型为一般高中。教育部在新闻声明中指出,出台此举的原因是这三类高中与设立初衷背道而驰,造成了高中的等级化、在学生间加重了补习热现象。

    声明中提到的这三类高中在韩国被视为“精英高中”,一项数据足以说明它们在如今韩国教育界的地位:尽管在总数上,这三类学校加到一起也不过占到韩国全部高中的10%左右,但去年全国最好大学——首尔大学——入学率最高的全韩国前50所高中里,49所出自这三类高中行列,仅有1所一般高中。

    知名的“精英高中”韩国国际学校提供从幼儿园到高中的所有授课,高中阶段学费约人民币20万元/年/kis.or.kr

    一般高中教育质量惨淡,精英高中又数量稀少竞争激烈,韩国学生们因此爆发了补习班大战——竞争层层传导,获得好工作的前提是名牌大学毕业,而为了考进好一点的大学,你又需要提前三年首先考入某一所精英高中。在韩国,中学生们面临的沉重课业压力不是秘密,韩国教育部此举显然也意在改变愈演愈烈的“补习热”。

    孩子的时间、家长的金钱和社会的焦虑共同堆出的补习热,会被一纸政令荡平吗?

    义务教育下的森严等级

    韩国为十二年义务教育制,高中阶段仍覆盖在政府规定的义务教育阶段内,但在韩国,高中总体上分为四大类,分别是一般高中、特殊目的高中、自主型高中和职业高中。这次废除的三类高中里,自主型私立高中属于自主型高中,国际高中和外国语高中属于特殊目的高中。这三类高中均是李明博政府时期高中多样化政策的产物。

    上世纪七十年代,为缓解激烈的高中入学竞争,韩国开始推行平准化政策,逐步废除了高中入学考试,实行高中划片入学。然而随之而来的则是高中教育趋向单一、质量不断下滑。

    李明博政府试图通过建设种类和学习目的不一的高中来解决这一问题,比起在平准化政策指导下办学的一般高中,自主型高中和特殊目的高中在办学上被赋予了较高的自主性,课程相对自由、招生也有自主性——在一般高中只能通过划线抽签分配被动地接受学生的时候,这些“精英高中”各有各的选拔学生的方式,效果显而易见:从数据统计上看,它们几乎已经是名牌大学的代名词。


    “既然在韩国高中也属于义务教育,那么至少到高中阶段,不应该用成绩来区别对待孩子吧。”儿子读初二、女儿读小学三年级的申先生觉得不理解,同样是义务教育,为何从高中开始要按照成绩将孩子划分为三六九等。

    但现实已经如此。在今天,韩国的高中教育体系实际上是一个等级鲜明的金字塔,位于塔尖的是自主型高中和特殊目的高中,其下是大量的一般高中,塔尖之上,则是人人仰望的名牌大学。

    站得越高,意味着就离目标越近。

    教育金字塔的攀爬路

    即使不是一心想攀爬到塔尖,家长也都在竭力为孩子在金字塔上占据一个更高、更好的位置。补习是最直接的一种手段。根据韩国教育部的统计,去年韩国学生人均补习费用刷新了历史纪录,其中初中生的人均费用首次超过了30万韩元(折合人民币约1777元),在经合组织成员国中属于最高水平。

    “经济负担真的挺重的,”申先生看起来很无奈。目前在首尔一家电视媒体公司担任中层管理的他来自韩国南部的全州,“一个二线城市”,他的两个孩子留在那里上学。

    申先生觉得照初二儿子的成绩来看,可能进不了当地的自主型私立高中,于是退而求其次,希望儿子能进一所质量好的一般高中,以便未来能考入位于首尔的大学。“首尔和我们那边就是不一样,哪怕是同样的CGV电影院(韩国的大型院线品牌)也完全不一样,所以首尔长大的孩子和我们那边的孩子想法真的很不同。”

    申先生用了很多次“不一样”、“不同”来形容他眼中首尔与地方的巨大差距。


    为了这个目标,儿子现在在补习英语和数学。对于儿子最喜欢的英语,申先生尤其费了一番心思。“每个月让他来首尔补习一次,一对一私教,一次20万(约折合人民币1200元)”。加上数学补习班一个月20万韩元的费用,儿子一个月的补习费是40万。

    申先生还决定不能让女儿重蹈儿子的“覆辙”,于是早早地将小学三年级的女儿送进了综合补习班,现在她每天轮流补习国语、英语和数学三门课,一个月的费用是50万韩元。

    光两个孩子一个月的补习费、儿子的未来教育费储蓄等就能花去工资的三分之一还多,再加上家里的通信费、保险费等各种日常开销和理财产品,“一个月的工资一到手就没了”,申先生说。

    即使是相对“佛系”的家长,也难于在“补习热”中独善其身,在部分城市的家长圈子里,补习班正在成为一种必需。

    韩国一家课外辅导班 / 网络

    家住首尔、儿子还在上幼儿园的金女士并没有给孩子设定高中入学目标,因为“我自己就是在江南长大,从外国语高中毕业,很清楚这个流程,不想让孩子也承受那样大的压力。”可是通过儿子的幼儿园老师和周围的其他妈妈,她了解到基本上所有孩子都会进行超前学习,一些孩子甚至会超前2至3年,在小学阶段就学完了初中课程。

    2014年,韩国政府已经立法禁止了小初高的校内超前学习,于是对超前学习的需求就转移到了校外补习市场。现在,超前学习又进一步成了韩国中小学生的“潜规则”。

    “我不觉得超前学习有什么意义,但周围都这样的话,我也不得不送孩子去。不然孩子会觉得周围小朋友都懂的东西,只有自己不懂,会产生挫折感。”面对可预见的未来,金女士觉得身不由己。

    逐校而居的韩国“孟母”

    比起补习班,金女士目前更大的问题是寻找一个合适的学区。

    不愿意对孩子施压并不意味着对孩子的未来没有最起码的要求,金女士的底线是中等以上,她觉得“在韩国,中等以上做什么都还不错,以下就会很难”。要达到这样的底线,金女士觉得环境非常重要。

    韩国的小学、初中实行划片入学,学区环境、或者说居民阶层与学校的质量有着直接关系。“韩国社会的现实情况就是这样,我希望周围最好是与我差不多的人,不会让孩子因为过大的差距而面对不必要的麻烦。”金女士说。

    儿子还有两年就要升小学,金女士希望能在之前搬家。为此她做了详尽的功课,将目标锁定在麻浦区、西大门区和铜雀区的个别学区。这些学区的小学和初中教育质量高、入学情况好,最近几年颇受中产阶层的青睐。

    而在这些学区购买新房,就像是另一场激烈的入学竞争。


    韩国新楼盘申购实行打分制,按照无房时间、抚养家人人数、存款等项目打分。提到这件事,金女士有些发愁,“无房时间要长,抚养人数要多,而且房价估计会很贵。”

    逐校而居的韩国孟母们一直以来是影响韩国房价走势的重要因素之一。近6个月来,以名校云集、补习班众多而闻名的首尔江南区大峙洞和阳川区木洞在韩国政府的高强度限贷限购政策下,仍旧牵引着所属行政区的房价上涨,且涨幅要高于首尔市平均水平。

    “而且听周围的妈妈说,就算在一个学区里,学校之间也存在着微妙的等级。”金女士说,为了让孩子能被划入一所更好的学校,很多妈妈会将目标精确定位到一个具体的楼盘,这就导致了隔着一条小路的两个差不多的楼盘在价格上却有不小的落差。

    说到底, “贫富差距会在孩子的前途上体现出来。”申先生说。

    可能是由于经济不景气,最近先后有一些孩子退出了私教班,为此学院也减少了课次。申先生感到庆幸,至少他还负担得起一对一英语私教。

    在韩国,父母的经济能力决定了孩子能够接受怎样的教育——包括学校和校外补习,这又深刻影响着孩子的成绩和入学。一项研究显示,去年在首尔地区的自主型高中和特殊目的高中,家庭月收入在500万韩元(约折合人民币3万元)以上的学生分别占到了四成和五成,在一般高中这一比例不足两成,在职业高中更是只有区区4.9%。

    “阶层的代际继承。”对于这种现象,韩国媒体给出了这样的分析结论。

    “我们只有主干道”

    那么把万众瞩目的精英高中强制转换为一般高中,能够改善这种现象吗?“完全没有意义。”申先生和金女士一致认为。

    申先生周围的朋友里几乎没有人赞成这项政策,“废除了这些高中,家长们就都会冲着好的一般高中去,但是好的一般高中几乎都集中在首尔江南、釜山海云台这样的富人区,房价肯定还会涨,普通人连进去的机会都没有了。自主型私立高中至少给了孩子机会,不管你有没有钱。”


    他的意见得到了数据的支持,今年10月政府表示将发布废除自主型私立高中的方案后,首尔江南区的房价涨幅突然扩大,大峙洞一套84平方米公寓房的价格较6月底涨了4亿韩元(折合人民币约240万元)。

    “政策意图是好的,但是问题不在这些学校,以应试为主的教育体制才是问题”,金女士觉得自己最为不满的是以名牌大学入学为目标的应试教育所引发的过度竞争。

    绝大多数韩国家长相信,进入大学、尤其是名牌大学,是孩子今后能够获得一份高薪工作的保障。在韩国就业市场中,极少数的大企业和公营企业往往是高薪工作的代名词。这类企业与占据韩国就业市场90%以上的中小企业间的收入差距一直是韩国社会的热门话题:去年韩国大企业的平均年薪几乎接近中小企业的2倍。

    然而要挤进这扇狭窄的门,除了学历、学校名气,几乎没有其他可以证明自身能力的方法。

    再加上韩国社会独特的“学缘”文化,即同门之间的互相帮持,使所谓的“SKY”(即首尔大、高丽大、延世大)等个别名校对顶层资源形成了很大程度上的垄断。于是,围绕名牌大学的入学应试教育实际上成为了进入劳动市场招聘体系前的预备选拔。


    可是这两者紧密关联的后果之一是教育本身目的的迷失。“韩国很多孩子进了好大学就觉得万事大吉了,完全不学习,只会玩儿”。申先生认为这是对专业教育资源的严重浪费。

    “教育应该是让孩子具备从事自己想做的事所需要的基本素养”,金女士觉得,进名校、进高薪职场虽然好,但更理想的还是应该让孩子寻找自己想做的事。“韩国的大学太多,而此外的教育机构又太少。在主干道之外,应该还有很多分岔可以让人选择,而我们只有主干道”。

    在这条逼仄的主干道上,像申先生和金女士这样的普通韩国家长一边前行,一边在理想和现实间挣扎。金女士的儿子出于兴趣报名参加了围棋、美术和钢琴班,“我希望孩子能找到自己喜欢做的事情,我一定会全力支持的”。

    不过她也数次对我强调,自己对此并没有把握,如果孩子以后成绩不好,说不定也会很严厉地逼他学习。“我很努力地不想给孩子太大压力,但是很多时候也是不得已地在跟着走”。

    “时代变了,家长和孩子的想法也在变,虽然教育政策一直在改,可是那个大框架似乎一直没有变,从我爸爸那个年代到现在。”申先生很失望。

    不久前,他无意中发现儿子通过YouTube自学了视频编辑,从专业眼光来看已经编得相当不错,可是申先生并没有打算送他上专业课程。“要从事这个行业,只能进职业高中或者网络学院,那里的生源差、教育质量也差,以后工作也不好,我不敢。”(文/葛静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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