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尼面临中文危机与语言安全了吗？

近从国际日报上拜读了海南乡贤、红方老师的大作《印尼中文教育状况之我见》，对华东师范大学潘文国教授关于“印尼语言安全与中文危机”的悲观论点，提出了质疑与批驳。笔者十分赞同红方老师的观点，认为不能只凭在华语语言环境相对薄弱的爪哇岛做为视察对象，就一概而论武断说“印尼语言安全与中文危机”了。潘教授只在爪哇岛各地视察一个月，并没有深入到印尼各个岛屿，如华语会话环境仍然保存浓厚的苏岛、加里曼丹、廖省群岛、巴厘岛等，那里的华族日常语言习惯仍旧沿用着华语，或方言，如福建话、客家话、潮州话、海南话以及广肇话等等。
　　而且，那里的三语学校如棉兰的“亚洲学院”、“崇文三语学校”、北干的“新培英三语学校”、廖群岛的三语学校、坤甸的三语学校等等，华语教学水准一般都较高。讲华语的能力较强，“亚洲学院”还培养了不少的汉语师资人才，为各地三语学校解决师资荒问题。巴厘岛有一间民办《大众三语学校》Universal（不是海南大众学校），学校里师生之间坚持校内会话使用华语，连友族学童也受影响在校讲华语，习以为常。而且每年举办的汉语水平考试，参加人数一年比一年增多，学习华文已初步形成热潮。所以，如果只从爪哇岛局部的三语学校华语语言较差，华文水准较底，就一概而论印尼全国面临“语言安全与中文危机”，不是有欠缺客观不够准确的吗？这是极不符合印尼全国华教的实际现状，是没有科学客观依据的。
　　潘教授忽略了爪哇岛的侨生华人，绝大部分一向来的语言习惯都讲印尼话或爪哇方言，世代如此，习以为常。所以虽然印尼民主开放后，三语学校如雨后春笋般创立起来，爪哇侨生的语言习惯仍然没有改变，他们的子弟进读三语学校，虽然初步懂得了华语，但子弟们一回到家里，家里的语言环境仍然是讲印尼话，这是客观存在的事实。
　　日前刘文亮前辈文友，陪伴东爪任抹三语学校中国外派教师陈斌老师造访寒舍，我与夏之云接待了他们。我们四人围绕华教话题热烈谈论起来，取得了许多共识：我们一致认为，印尼华文教学质量难于提高，是被一个不容忽视的客观条件所限制了的，那就是截至目前，全国三语学校的考试制度，华文考试及格或不及格，都不影响学生的升留级，国家年终期考更没有设置华文考试。就因为如此，三语学校的学生对华文的重视程度大大减低，普遍误解反正华文不影响升留级，学与不学华文无所谓，可有可无。如此一来，学生不重视学华文，教师教学也就不专注，这又如何能够有效地提高华文教学质量的呢？这就是潘文国教授所谓的印尼“中文危机”的“症结”所在，此一“症结”，不正是客观条件限制下的可悲事实吗？
　　因此，我们认为：必须改变三语学校里的 华文考试制度，没有列入国家考试，那是国家层面的议题，必须由有关层面商讨解决。但作为“民办”的三语学校，主观上理应独立自主，制定学校内政的考试制度。既然名为三语学校，就应三种语言文字并重，三种文字的任何一种考试不及格，就应按校规留级再读一年。如此方能有效激励学童努力学好华文华语，如若厚此薄彼，只重英文或印尼文，就无须再套用“三语学校”的美名。徒有其名，华文水准却永远不被提高，是华文教学悲哀的一回事。是时候了！适时解决限制华文教学质量提高的考试制度症结，解开此一“症结”，一切就迎刃而解了。
　　我们也认为：在目前条件下采取一些权宜之计，“以点带面”也是可行的，如：一般上一个班级的学生学习兴趣参差不齐，成绩好与懒散成绩差的混合在一起，结果影响了好学学子的提高。不妨把各个班级里，经过华文考试评定，把成绩好的学子集中起来，组成三、五十人的“汉语专修班”（或可分两班），经过几年的专修班学习，必然会教出一大批华文程度较高的好学生来。如果硬是混合在一起，必然造成“好学着学不饱，懒散者摇脚跑”的怪事儿了。
　　另外过去在师资问题上采取的“请进来，派出去”的方针，看到的更多是请进来的多，派出去的少的怪象。而且也因“请进来”的受到印尼签证的限制，顶多一年到两年，还没有熟悉学校教学情况，又调走了，再换个新手来，永远扎不下根来长期执教，是目前一个解不开的教学“弊端”。 所以更应注重“派出去“，而且应该以派遣在职教师为主”华裔或友族均可），他们已经有一定的教学经验，派到中国学习两年到三年，回来后就能长期扎根执教，这才是“百年大计”。有条件的学校，还应设法与中国大陆学校结成“姐妹校联谊“关系，互派师资相互支援，采取短期两、三个月的培训期，相信会更快达到一定的师资培训效果。虽只是权宜之计，也算好过没有。
　　我们的意见只是抛砖引玉，作为给各地华社与三语学校的参考。红方老师是过去北干培英（如今的的新培英）的资深老教师，一向热心海南同乡会的工作与华文教学，他对当前华文教学的中肯意见，非常有见地，值得各地华贤与三语学校的重视。我们希望各地教育界前辈们，深谋远虑，共谋划策，共同求索，一定能把印尼华文教学，推向更高一层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