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刚刚过去不久的第69届柏林国际电影节，《地久天长》助王景春和咏梅两位演员拿下影帝影后两座银狮奖。google关键词排名
双黄蛋的高光时刻也让华语电影在寒冷的柏林出尽了风头。
但除了主竞赛单元的荣光，次级单元的一部华语电影同样也力捧奖杯而归。
只不过捧得的奖杯并没有影帝影后那么耀眼，这部电影是来自全景单元的《再见 南屏晚钟》。
《再见 南屏晚钟》
它拿到的是第69届柏林电影节的泰迪熊奖（该奖会在柏林电影节全部单元的所有同性题材电影中评选）评审团奖。
评价《再见 南屏晚钟》是一件十分复杂的事情。
一方面因为预算的拮据，影片在技术层面上的呈现略显简陋，固定机位长镜头的拍法或许是导演表达的选择。
但场景、布景上的简单化处理和明显并不精致的画面，让它的视觉呈现与精良二字相差甚远。
查询技术细节，发现《再见 南屏晚钟》使用的拍摄器材是佳能1DX，一部单反相机，这和动辄就是用Arri和Red拍摄的其他独立电影都无法相提并论。
而另一方面，导演相梓在非预算所能影响的环节，做到了最好，让人可以完全忽略并不完美的技术细节，静下心来沉浸在故事中，体会导演的表达。
《再见 南屏晚钟》触碰了一个华语电影极少触碰的题材：同妻。
但《再见 南屏晚钟》并没有将全部注意力都放在了这样一个棘手的尖锐问题上，“同妻”的身份更像是一个背景铺陈，相梓将更多的笔墨集中在了这一问题下的问题家庭。
如何处理貌合神离的家庭关系，同妻母亲如何维持这样的家庭，又如何在维持的过程中，将家庭推向崩溃的边缘。
女主角南吉所扮演的黄筱萸是一个来自于家庭内部的审视者，虽然摄影机始终是客观视角，但大多数时候，都相当于黄筱萸的“偏主观视角”。
少女时期，目睹父母之间的矛盾，母亲将父亲的同性恋倾向、家庭的不幸、甚至胎死腹中的弟弟的夭折都迁怒于她；
成年之后带着美国老公从海外留学归来的她，依旧观察着平静如湖水的家庭背后的鸡飞狗跳。
影片也就是通过这样一个又一个的矛盾，创造出了一个又一个的强情节点。
更年期发作、控制欲极强的母亲妄图通过一切手段，试图治愈自己“患了”同性恋“疾病”的丈夫。
而家中唯一的清醒者，也就是女儿黄筱萸也是矛盾无比，一边希望父母早日离婚，各自不要再相互连累，一边又害怕父亲孤苦伶仃，母亲来到美国将自己在美国的生活搅的一团糟。
于是，这个家庭的生活变成了一场大的Drama秀，母亲一次又一次的歇斯底里，父亲一次又一次的唉声叹气，和女儿一次又一次的无奈摊手。
相梓导演在剧本上所花费的打磨时间，让这样的Drama呈现出了在中国家庭语境下的合理性。
整部影片无论是在台词设置，还是在表演节奏上，都像是将一个普通家庭的生活搬上了银幕，就连母女吵架，都是那么的似曾相识，似乎全中国更年期的母亲，说的都是同样的气话。
而影片中最精妙的一点还是在于时空上的打碎和重组，相梓并没有呆板的将故事按照时间线从头到尾讲述，而是把母亲的少女时期，黄筱萸的少女时期和现在这三个时间点打碎，看似不规则的重组在了一起。
观众随着导演的安排或先看到结果再看到起因，或先看到起因再看到结果，直到最后的一次闪回，隐晦的点出了母亲本人，这个极度厌恶同性恋，甚至认为同性恋是一种疾病的保守女子，在结婚前，也是一名同性恋者的时候，我们才恍然大悟。
这也是《再见 南屏晚钟》高级的地方所在，它没有将生活变成一场大闹剧，即便有荒诞的时刻。
但它将最后的点放在了父母这一辈人身上，我们清楚的看到，父母那一代人成长的那个时代，被压抑的同性恋者，是如何做出自己的选择的。
此前提到了《再见 南屏晚钟》绝大多数的戏，都是用固定机位中景长镜头所拍摄，这种小津安二郎和侯孝贤经常使用的机位设置，让摄影机始终以一个客观视角，冷静疏离的观察着画面中所发生的一切。
但相梓也没有拘泥于这种表达形式，影片中鲜有出现，但每次都令人惊艳的舞台剧风格设置，将剧中人物的心理活动通过超现实的舞台剧形式表达颇具匠心。
而几乎只出现了一次的大特写，被用在了一场貌合神离的应酬家庭晚餐上，相梓选择了将镜头对准了晚餐成员吃饭的手、说话的嘴等等细节之上，将全部对话都做了画外音处理，摒弃了同期声的操作，将这种荒诞、陌生和疏离，营造到了极致。
《再见南屏晚钟》的英文名为<A Dog Barking at the Moon>，这个名字灵感来源为西班牙画家JoanMiro的一副同名画作，在这幅画中，一只狗在对着远在千里之外的月亮狂吠，这像极了影片中的母亲，她用尽全身的力气，歇斯底里的想要改变着什么，却始终无能为力。
《再见 南屏晚钟》是毋庸置疑的惊喜之作。
它选择了悚动的同妻题材，却没有将这样的题材作为噱头，而是踏踏实实的讲述了一代同性恋者的生活状态和历史遗留，并将其延展至现代的家庭生活图景，成为了近几年来华语电影领域最好的同性题材表达。
以下为女主角南吉的独家专访：
郭连凯：这是你第一次参加柏林国际电影节，整个体验是怎样的？
南吉：其实也算是我的电影处女作吧，我觉得很好，大家有什么问题都会很真诚的提出来，也没什么顾虑。交流也都特别的顺畅，尤其是在电影放映之后整个的观影观众，我觉得2/3的人是看懂我们的电影的，其实刚开始特别担心大家会看不懂，因为整个电影的初衷还是很东方的，又很含蓄，里面也用了很多手法，是很个人色彩的一个作品。其实导演当时最担心的也是看不懂，我们里面的那种幽默色彩大家可能会理解不了，因为如果翻译成英文的话，其实没那么幽默，但是没想到就是通过表演和停顿，还有人物之间的关系，笑点还是很多。
郭连凯：所以当得知《再见 南屏晚钟》拿到这样一个泰迪熊奖的评审团奖的时候，你在做什么？当时的第一反应是？
南吉：我们跟导演有一个群，这次工作组群，然后收到消息，其实我个人来说很意外，导演其实也很意外，因为我们觉得这么小的成本，加上是导演处女作，然后其实很多东西特别局限，再加上这种表达方式又这么含蓄，全部都是内敛的，我们觉得入围，对于我们来说就已经是很高兴的了，拿到奖之后还是特别意外的。
郭连凯：最开始读了这个剧本，当时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
南吉：其实之前我跟导演也不认识，完全是见组试戏然后导演选择了我。我看完剧本以后特别的震惊，因为剧本写得非常好，导演也出过诗集，是文学创作上特别有造诣的一位导演。国内的电影剧本大概就是一百场戏左右，但我们这个剧本是76场戏，很少，但是每一场的文字张力，包括文学色彩让我很震撼。我记得那天晚上我关了手机，然后大概用了两三个小时的时间把剧本看完，我就起身去衣帽间拿了两个救心丹。真的心里就是特别的激动，但又特别的感伤，就是特别情绪焦灼的，这可能是我生命中遇到第一个让我有冲动的角色，然后当时我就给我经纪人打了一个电话，就说这个戏我要去试戏，我说我要争取。
郭连凯：但是其实就这样一个题材，当时你看的时候应该也会心里有一个数，很有可能没有入围国外电影节，电影可能拍完之后就无人知晓的那种状态，当时会有顾虑这个事情吗？
南吉：其实没有顾虑，其实我这些年在选择角色和拍戏的时候，真诚地讲，我可能第一个考虑的是自己的一种体验感和一种创作的过程，我可能很难第一考虑到观众喜不喜欢。我一直觉得我还是处于在一个储蓄的新人阶段，所以在这个时期，我不需要考虑太多别人会不会喜欢我，会怎么看我这个电影，会不会有票房，这些东西可能会干扰我的创作和内心的状态，我现在最想专注的可能就是遇到好的角色，能把这个角色塑造好，至于别的东西，别人是否认可我，或者电影会不会票房很好，我觉得就交给别人。创作那个过程已经足够我享受了。
郭连凯：你是如何看待黄筱萸和其他几位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的？
南吉：这个女孩从小她为了躲避家庭的这种纠葛或者是痛苦，她其实是躲在另一个精神世界的，她会读大量的书，然后她通过这些书，不再困倦，在这种家庭的这些痛，她有新的视角，然后去理解和包容看待他们家和家庭矛盾。我觉得她小时候其实争执归争执，但她没有那么痛苦。她对家庭有一种疏离感，有一个自己的世界，走出去之后她在回望她的家庭，就没有什么是她不能理解，不能包容的，其实这个角色里还是带着很多的深情和爱，包括导演也是想表达这样的东西。
郭连凯：明白。我注意到父亲角色出场非常少，而且很多的时候都作为画外音来出场，你怎么理解女儿跟父亲这样一个关系？
南吉：我觉得童年时候的黄筱萸最多的是逃避，因为她没办法面对，她对于这种两性关系和父亲的选择，也没办法理解。但是长大之后因为他毕竟是你的亲人，你没办法选择，她肯定还是选择了接受，而且是有一丝的怜悯。其实最残忍的事就是成年黄筱萸知道她母亲也是同性恋的时候。在黄筱萸已经把最支离破碎的全部选择接受了的时候，她母亲最后给了她血粼粼的一个事实，在拍那场戏的时候，我们拍了好几条，最后选择了还是相对克制，但是心已经被撕碎了的那一条，导演希望所有的情绪都不出来，全部是给观众，这种情绪不出来。
郭连凯：其实我觉得这个电影最好的一点，它不仅触碰到了同妻，甚至母亲也是一个同性恋的这个话题，是一个历史遗留问题。你的理解是怎样的？
南吉：我觉得那个时代的东西，是人自己命运不能抗衡的，他们最终的选择其实也不是他们自我的选择，可能是时代对他们的选择，我觉得他们也是非常可怜的，像现在这个时代可能你爱任何人，社会会有包容度，而且身边的朋友会有理解，但那个时代不一样，大家都特别的闭塞，不敢说，所以就要被迫的去选择一个不爱的人过一生，然后还要创造一个生命去折磨另一个生命。其实就是这里面要思考的东西特别多，对，所以留给观众的东西会比较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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