贤而多财，则捐其志；愚而多财，则益其过

上周一被通知闭馆，便开始在家休息日子，本以为会很快复工，没想到拖延至今都没有消息。于是准备看看书，老公推荐了哈佛中国史的系列丛书，于是从第一本《早期中华帝国：秦与汉》开始，慢慢的看起来了。

这一系列的书是哈佛大学出版社请加拿大、美国及德国的四名历史学者编写的中国帝国时期的历史书，这种好像是从外人的视角来讲我国历史的感觉有些奇怪，但四位外国学者站在外面观察中国，的确会“看到一些我们会错过但值得留心的问题”。作为对古代历史未曾深入了解、对这部分历史的认知仅仅停留在高中历史课本的我来说，无论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写的帝国历史，都值得读一读。

写这篇文章，则是用来分享一些读书笔记，我认为在接受输入的同时一定要有一部分输出才算真正吸收，于是将一些笔记和想法分享在这里。关于历史的书籍，我更多的收获是了解一些史实，和作者一起用不同的视角来看待这些史实，并学着从这些角度思考，学习其中的逻辑。读历史的过程大部分是枯燥的，尤其是这种严谨的以文献研究法还时常引用文言文的书籍，但也有拍案惊奇的时刻，捧腹大笑的时刻，身临其境的时刻，当我以一种真实的情感去带入历史时，真切认知到那些不是故事而是真实发生的时候，亦觉得此时此景与历史的绵延相连。

能在原本为工作连轴忙碌的而立之年有闲暇安静的读历史书，是很值得分享的际遇。

“秦缔造统一帝国依靠的是：一是商鞅的领导下，秦国的改革具有很强的系统性，把国家所有成年男子统计在册，发动他们服兵役，缴纳赋税。只有秦把这种模式扩大到了整个社会层面，使整个国家管理的各个方面都致力于发动和支持国家的武力征服。二是范雎的改革，秦国成功的把权力集中到了统治者的手里，这在诸国当中是独一无二的。在其他各国的分封官员和皇室宗族忙于分裂政府权威时，秦国却把权利集中于一人之手。”

这部分让我真正理解了秦灭六国，成为大一统帝国的原因。

“《淮南子》：秦国之俗，贪狼强力，寡义而趋利。可威以刑，而不可化以善；可劝以赏，而不可厉以名。被险而带河，四塞以为固，地利形便，畜积殷富。孝公欲以虎粮之势而吞诸侯，故商鞅之法生焉。”

秦国隔绝的地形特征塑造了其风俗，而这种风俗又造成了统治者的孤僻，使他们极端的依赖刑罚。秦国文化与其他诸侯国的文化存在明显的差异，存在敌对的状况，民族主义和地方主义的感情似乎在飞速增长。

“范雎：远交近攻 得寸则王之寸，得尺则王之尺。”

范雎是第一位提倡秦国进行扩张的政治家。他放弃了秦国以前的旧传统，比如为适应暂时的需要与人结盟、毁约，或者夺取边缘的土地。范雎把权力收归统治者个人之手，强大秦国，打击敌人。他的目标不仅是国土扩张，而且要彻底摧毁敌军，确保敌国再无恢复和反击的可能。

“尽管秦始皇的作为是一个需要审视的话题,但是它们仍然给后来的皇权统治提供了一种不被认可的模式,一种纯粹的或者理想的原初形式,它被后来的王朝用伪装过的方式暗地里加以模仿。秦始皇扮演的这种不被认同的统治模式,通过一个简单的神化形象,昭示了它被掩盖的、作为一个生命持久的中华帝国的原初形态。”

这段总结写的特别好，让我惊叹于外国学者对于我国政治文化的“虚伪性”的理解之深。汉朝一方面吸取了秦的做法，另一方面又在批判它，这就构成了一个基本矛盾。为了解决这个矛盾，汉朝放弃了对秦国制度的批判，而采取了对秦始皇本人的丑化。汉朝把自己装扮成古典文化传统和道德的庇护人，由秦始皇制定的政策体系的具体特征都被谴责为是罪恶的。

“汉代创始人来自中国南方的楚地,而他却选择了渭河南岸建立都城,使他的王朝远离了他的故乡。这种地理上有意切断与故乡联系的做法是创建帝国文明的第一步,因为帝国文明的特征之一就是消除乡土依附。《史记》“本纪”和“天官书”把汉高祖刘邦描绘成了一个对家族缺少忠心的人,把他最后的胜利也归因于此。”

项羽无法做到为一个帝国而离开家乡，高祖却做到了。这显示出司马迁认为断绝和地方社会的联系，是创建帝国事业的关键。

“吾岂老悖不念子孙哉?顾自有旧田庐,令子孙勤力其中足以共衣食,与凡人齐。今复增益之以为赢余,但教子孙怠悟耳。贤而多财,则捐其志;愚而多财,则益其过。且夫富者众人之怨也;吾既亡以教化子孙,不欲益其过而生怨。又此金者,圣主所以惠养老臣也,故乐与乡党宗族共飨其赐,以尽吾余日,不亦可乎!”

这段古文来自《史记》，其中的两句我拿来做了文章的标题。这段是作者写汉时期的农业社会所引用的，以此来佐证那时的豪强大族会最大程度的扩展自己的亲族集团，是当时乡村结构的构成。古文中的疏广通过把钱花在村民乡老的身上来强调一种农村“道德经济”的存在。如同疏广所说，财富只有在流动过程中才有价值，如果一味的把它贮藏起来，就会毒害家庭和乡村。这部分内容让我惊叹于古人的智慧和道德感，他们的仁慈与行善在当时就有着深层的含义并发挥了稳定社会结构的作用。

“在战国时期,不同的地域文化构成了“中国”领域的主要区别;与该时期相比,把天下想象成由游牧民族和中国二者所构成,标志着一个巨大的进步。它假定中华文明在根本上统一的依据是它和游牧民族的区别,从而把地域差别减弱到了次要的因素。通过发明“中国/游牧民族的对立”这样一个概念,中国第一次呈现出一个统一体的面貌,这种两极概念在后代中华文明中仍旧是核心的内容。”

这里将“中国”概念内核的转变讲清楚了。

“尽管汉朝给匈奴的岁贡在日益增加,匈奴并没有停止其侵略。任何一个和约都只持续短短几年,然后又会因一次新的入侵而破裂,而匈奴反过来又要求更多赔偿,以换取和平局面。中国人把这归因于胡人的不忠,但它确实反映了匈奴政权的本性。中国的皇帝作为至高的立法者、法官以及统治者,其地位不容置疑,但匈奴政权的权力却被血缘纽带、惯常习俗以及部族间的横向分割限制、分裂。单于只能通过不断谈判来保持对其臣服的部落领袖的控制,在谈判中,他不是一位绝对权威,而是一群领袖中的领头人,他在战争中的胜利和对掠夺品的分配影响着他的权力大小。”

这里解释了中国的皇帝和匈奴的单于权力范围的不同，也解释了“和亲”政策的失败是因为它所依靠的权力结构在匈奴并不存在。

“汉朝政府和乌孙首次结盟的结果喜忧参半。虽然乌孙国王同意娶一位汉朝公主,却同时接受了一位匈奴的新娘,而且还给予了匈奴一方更为隆重的仪式。这在西域地区是很常见的,因为很多小国都通过向两个大国表示谦卑和效思来获得自身的独立。”

“正如早期文献中所记,中国的每个地区都向皇帝进贡代表这一区的物品。所以,对于外国的朝贡而言,最关键的特征是它必须带有地方特色。作为对这些奇珍异宝的回馈,中国的统治者不但册封这些外国君主,还向他们赠送贵金属或丝绸。在这些交换中,中国赠送的礼物价值往往超过所收受的礼品价值。这种价值的不对等,其目的是表示汉朝在对外关系中的优越性。或许,对于许多中亚国家来说,朝贡只不过是从事贸易的托词。公元前1世纪晚期,克什米尔几乎成为这方面的代表性例子。它几乎没有正式地归顺于中国,但却派出了使者前来朝贡。一位官员指出,这些使者并非克什米尔派出的官员,只是前来贸易的普通商人。”

这两段是让我觉得很有趣的部分，让我看到在古代那些小国家满满的求生欲和古代精明的外国商人们的商业头脑。

以上这些，只是在读了一半的《早期中华帝国：秦与汉》中感到有所启发的一小部分，记录下来，分享出来，自己也会印象更深刻一些。我想读这些学者写的历史的意义，就在于可以从一个更宏观也更客观的角度来看待历史，它不如奇闻异志有趣，不会将局限的偏见的视野置于其中，这样的逻辑是现在的我所需要的学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