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换芦花被，不让古今贤
喜欢元曲的人当今怕是不多，在所有的元曲高手中，被大家熟知的无非关汉卿和马致远，最多再加上个张养浩寥寥几人而已，虽说是汉赋唐诗宋词元曲，但元曲却是一直是不太受重视。
于我来说，上述几人当然是很喜欢的，但如果要排个名次的话，我还是更喜欢乔吉和贯云石，二人都是散曲大家，《元曲三百首》首中所占比例也很大，如果你是个喜欢元曲之人，必定是读过他二人的作品。
只可惜的是，他们都没有如马致远的“枯藤老树昏鸦”和张养浩的“兴，百姓苦，亡，百姓苦”那样脍炙人口的作品，当然，更没有关汉卿的《窦娥冤》等那么多优秀戏剧的代表作。
在元人野蛮的文化统治下，取消了科举，断绝了士子上升通道，文人们只能在社会的下层沉浮，然而，在这一众元曲高手中，只有这贯云石是个奇葩，他是主动将自己从社会高层剥落了下来，加入了“七匠、八娼、九儒、十丐”之行列中。
贯云石，字浮岑，号成斋，疏仙，酸斋，元代散曲作家；祖父为元朝开国大将，初因父荫袭为两淮万户府达鲁花赤，后让爵于弟，北上从姚燧学；仁宗时拜翰林侍读学士及中奉大夫，后知制诰同修国史。不久称疾辞官，隐于杭州一带，改名易服，在钱塘卖药为生。
根据蒋一葵《尧山堂外纪》的记载，贯云石的父亲名为“贯只哥”，所以他以“贯”作为他的氏，名“小云石海涯”。
贯云石出身在当时大都维吾尔族人聚居的畏吾村，也就是今天北京的魏公村，幼年一直生活在大都，祖父和父亲都担任任军政要职；而贯云石的母亲廉氏，是精通汉学的维族名儒廉希闵的女儿，家中又有丰富的藏书，所以，他从幼年开始便接受着良好而又特殊的教育。
与文人学士翩翩风度，儒雅清秀的形象不同，贯云石在少年时期接受的是马背上的功夫，据《元史》记载，他“年十二三，膂力绝人。使健儿驱三恶马疾驰，持槊立而待，马至腾上之，越二而跨三，运槊生风，观者辟易。或挽强射生，逐猛兽，上下峻阪如飞，诸将咸服其娇捷。”是一个典型的赳赳武夫之形象。
他先是承祖父之荫，任宣武将军两淮万户府达鲁花赤，出镇湖广行省的永州，这“达鲁花赤”是蒙古语，原意为“掌印者”，简言之就是掌握地方行政和军事实权的最高长官，类似于唐朝的节度使。
要知道，贯云石这个“掌印者”可是一个相当于拥有实际兵权的三品要职，管辖着十一万户百姓，统率着七千将士，而这时的他年仅二十岁，可以说是一位春风得意、满腔豪情、血气方刚又文武双全的国之栋梁。
贯云石居元朝廷高位，整军亦得心应手，他掌兵期间，“在军气候分明，赏罚必信，御军严猛，行伍肃然”，然而他的心却被文学艺术所占领，公务之暇，则写诗作曲，投壶雅歌，他想象着要凭着自己的才能建功立业，
后来，他醉心于汉文化的博大精深而不能自拔，一心想“自适，不为形势禁格”，这在他所处的环境中肯定是不可能两全；于是，他便干脆将所佩代表官阶的黄金虎符，交给了他的弟弟，不当这官了，投到当时的大名士姚燧门下，潜心汉学研究去了。
弃微名去来心快哉，一笑白云外。
知音三五人，痛饮何妨碍，醉袍袖舞嫌天地窄。
这是贯云石让爵后，“与文士徜徉佳山水处”时写的一首散曲，名为《清江引》，道出了他弃官后心情的畅快，他与各路知音诗酒唱和，“倡和终日，浩然忘却”，摆脱世俗桎梏，回归本性，又兼有好友相伴，自然生起“痛饮何妨碍”的豪兴。
这首散曲将他畅快之情体现得是淋漓致尽，其笔调率真，性情豪放，真是个“醒了醉还醒，卧了重还卧，似这般得清闲的谁似我？”生动地展现了作者蔑视功名、豪放不羁的形象。
作为元朝统治阶层来说，入主中原后，周围都被汉文化所包围，好不容易在自己的圈子中出了个贯云石这样的名士，岂能让你逍遥于朝堂之外。
于是，皇帝特旨拜贯云石为翰林侍读学士，又加中奉大夫，并让他以知制诰，也就是为皇帝起草诏命的高级秘书身份同修国史，这可是当时文士所能达到的最高级别职位了。
竞功名有如车下坡，惊险谁参破!
昨日玉堂臣，今日遭残祸，
争如我避风波走在安乐窝。
既然自己的建议不被采纳，呆在那里也很是憋屈，这首《清江引》充分体现了他当时的心境；而且贯云石也不擅长朝堂上勾心斗角，尔虞我诈的乱象，为避日后之祸，于是，满满失落的贯云石便称疾辞官，彻底地结束了自己的官场生涯。
他以布衣之身纵情山水，遍游大好河山；他登普陀观日出，上庐山揽胜景；月明采石怀李白，日落长沙吊屈原，扬州明月楼听二十四桥波心荡，洞庭岳阳楼诵范仲淹天下名篇，最远还到过我们四川西部，饱览山川秀色，追思古贤遗踪。
这种壮游万里的生活，使他创作出《采石歌》、《君山行》、《观日行》等许多优秀诗篇；他在诗中讴歌祖国的大好河山，凭吊中华民族历史上的杰出人物，抒发对家乡与亲人的爱恋，也表达了愿意摒弃荣华富贵、过恬静淡泊生活的愿望。
他以胄子袭位，仕途本颇顺利，却有飘然世外之志，为人疏放旷达。他的作品感情真挚，风格清新秀丽，从而也使他成为元诗中“绮丽清新之派”的代表人物。
壮游途中发生了一件对贯云石来说是很重要的趣事，一时传为文坛佳话。
说的是他在南游途中经过梁山泊，贯云石喜爱那里一个渔翁的芦花絮成的被子，渔翁要他用诗来交换。贯云石略加思索，吟出了一首七律：
采得芦花不涴尘，翠蓑聊复藉为茵。
西风刮梦秋无际，夜月生香雪满身。
毛骨已随天地老，声名不让古今贫。
青绫莫为鸳鸯妒，欸乃声中别有春。
从这则故事我们看到，这渔翁也是一遁世高人，不然何以会要求“以诗换被”，这也说明了当时很多学士高人不与元人合作，隐于江湖，逍遥于山水间的实况。
这首《芦花被》诗广为流传，贯云石用它换取芦花被的事也传为佳话；贯云石干脆又取了“芦花道人”的别号，并写道：“清风荷叶杯，明月芦花被，乾坤静中心似水。”宣布了自己和名利场的决绝，开始了十年浪迹江湖、专心创作的新生活。
云游归来，他定居钱塘正阳门外，即今日之杭州，隐姓埋名，易服晦迹，靠卖回回药为生，无人知道他姓什名谁，只知他叫“芦花道人”，他一边卖药，一边作曲以自娱。
后来，他将所创的曲调，传给浙江海盐县澉浦镇的杨梓，向他传授“南北合调”的歌唱方法，即后世所称之“海盐腔”，流传至明代，成为后世昆曲的先驱。
贯云石的乐府、散套和高彻云汉的歌唱，在南戏四大声腔之一“海盐腔”的形成中起了重要的发端作用；仅此一项便可认定，贯云石对中国戏曲文化的传承和发展，作出过重大的贡献。
对此，姚桐寿在《乐郊私语》中有一段精彩的说明：“云石翩翩公子，无论所制乐府、散套，骏逸为当行之冠；即歌声高引，上彻云汉。而康惠（杨梓）独得其传。……以故杨氏家僮千指，无有不善南北歌调者。由是州人往往得其家法，以能歌有名于浙右云。”
物以类聚，人以群分，贯云石结交的朋友多多，他著述满家，雅名愈盛。他每到一处，便“士大夫从之若云，得其片言尺牍，如获拱璧”，他在杭州期间，同众多名家游湖畅饮，诗词相和。
西湖的绮丽风光带给他无限的创作灵感，那堤边的柳丝，那断桥上的积雪，都在他笔下荡漾着诗情，如决堤的洪水般汹涌而来，他在西子湖畔度过了一生中创作散曲最旺盛的时期。
然而，天妒英才，正值壮年之时，贯云石病逝于杭州，一位对中华民族的文学事业作出突出贡献的维族作家就这样走了，他逝世时年仅38岁。
他“生长富贵，不为燕酣绮靡是尚，而与布衣韦带角其技，以自为乐，此诚世所不能者。”这是贯云石作为“浊世佳公子”的可贵之处，也决定了其后期作品仍然涉及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内容是丰富充实的。
绿阴茅屋两三间，院后溪流门外山，山桃野杏开无限。怕春光虚过眼，得浮生半日清闲。邀邻翁为伴，使家僮过盏，直吃的老瓦盆干。
满林红叶乱翩翩，醉尽秋霜锦树残，苍苔静拂题诗看。酒微温石鼎寒，瓦杯深洗尽愁烦。衣宽解，事不关，直吃的老瓦盆干。
这是一首《双调水仙子·田家》，我们从中能看出贯云石潇洒豪放的性格特征，他作品的主要题材除了歌颂男女恋情，描写妇女的闺怨外；很多是慨叹仕途的险恶，表现出向往隐逸生活的美好。
尤其是他作为一个出生在大都的维族人，一生足迹遍及大江南北，又能摒弃民族的与传统的偏见，热心兼收并蓄北方“胡夷之曲”与南方“里巷歌谣”，使他的散曲往往带有北方民歌刚健质朴的气息与南方民歌清新秀丽的风采。
贯云石之曲，不独在西域人中有声，即在汉人中亦可称绝唱，且传唱甚广；贯云石的作品，通过他的生活和创作所体现出来的我国各兄弟民族作家之间互相学习、亲密融洽的深厚友情，已成为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
他的好友，亦是元曲著名作家张可久在他逝世后，为他写的一首《为酸斋解嘲》散曲，现敬录于下，以作此文之结语。
君王曾赐琼林宴，三斗始朝天，文章懒入编修院。红锦笺，白苎篇，黄柑传。
学会神仙，参透诗禅。厌尘口嚣，绝名利，近林泉。天台洞口，地肺山前。
学炼丹，同货墨，共谈玄。兴飘然，酒家眠。
洞花溪鸟结姻缘，被我瞒他四十年，海天秋月一般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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