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影视圈走到了变革的路口。
或者说，终于。
春雷第一声，响在电影界。
《流浪地球》、《飞驰人生》、《疯狂外星人》等硬核影片领跑票房，被称为“史上最强春节档”。
这场真金白银的战役里，质量不过关的《小猪佩奇》、《神探蒲松龄》早早出局，口碑成了影片致胜的关键。
网友纷纷感叹：
“终于等到电影票房和豆瓣评分成正比的一天了。”
经过了烂片云集、乌烟瘴气的几年，观众的忍耐到了极点。
“大IP+流量明星+粉丝=高票房”的年代，一去不复返。
春节档过去，电视剧也迎来了今年的第一个爆款。
上周，带着三个热搜和无数观众的眼泪，《都挺好》完美收官。
没有流量、没有小鲜肉、没有炒作，这部剧仅靠剧情和表演就打动了无数观众。
郭京飞，倪大红等实力派演员也随之走红。
走过了资本操纵、流量至上的时代，影视圈终于回归到品质为王的道路上。
剧本、表演、导演的水平，才真正决定了一部剧的高度。
我们在进步，台湾也没留在原地。
提起台剧，许多人的印象还停留在《流星花园》的年代。
那时候，“偶像剧”几乎可以囊括整个台剧。
傻白甜的女主，IQ200的天才男主，走路带风的霸道总裁，万年不变的玛丽苏的情节成了台偶剧的标配。
过于密集的套路和雷同的元素，也终于引起了观众的审美疲劳。
近年来，台湾的编剧也逐渐将目光转向现实生活。
《麻醉风暴》、《出境事务所》、《一把青》等一批制作精良的好剧层出不穷。
今天，就给大家推荐一部硬核新台剧：
《我们与恶的距离》
林君阳导演，吕蒔媛编剧，CATCHPLAY与HBO Asia联合出品。
吕蒔媛，金钟奖最佳编剧，去年的大热电影《谁先爱上他的》就出自她的笔下。
演员阵容上，也堪称近年来台剧最强卡司。
隐退多年的女神贾静雯复出，搭档担纲无数大热剧的吴慷仁，曾获金钟奖的温升豪和新晋实力派陈妤。
有这一盘料打底，剧的品相差不了。
尽管期待值本就很高，剧播出以后，还是看得目瞪口呆。
知道会是部好剧，没想到能这么好。
播出两集，豆瓣开局9.3，一步跨进神剧行列。
不夸张的说，这部剧讨论社会话题的深度，远超国产剧“力所能及”的范畴。
由于根据真实案件改编，许多细节上都无限逼近现实。
我们就一起来看看，这部开局MVP的新剧——
HBO出品，品质和深度都有保障。
这部剧，三类人会最有同感：
法律从业者，新闻媒体人，心理咨询师。
正是这三个看似无关的行业，构建了故事发生的社会背景。
先说新闻界。
宋乔安（贾静雯饰）作为新闻从业人员，代表着媒体和舆论界。
在对乔安这个人物的刻画上，编剧的功力可见一斑。
几个简单的桥段，把职业新闻人的日常工作展现得恰到好处。
比如，公司会议上业务部和采编部之间的矛盾。
这里涉及的，正是西方新闻业重要的“营编分离原则”。
不了解这一点，很容易质疑国外的报纸“被财团控制”。
西方的新闻界，采编和经营是严格分离的。
采编部是公司的核心，只对真实性和内容负责，拥有最大话语权。
在西方，作为新闻从业者，有着很高的行业自豪感。
美国记者将自己的使命定义为，“为公民自治提供真实有效的信息。”
甚至新闻业内有不成文的传统，负责报道撰稿的采编部，远比负责商业收入的业务部要“高贵”。
作为采编部总裁的乔安，可以对公司领导大声呵斥，并非电视剧夸张。
再比如，新闻真实性和及时性之间的矛盾。
剧中，一次泰国的突发爆炸事件，让乔安陷入了两难抉择。
传统媒体报道中，有固定的审核制度，未经审核真实性的新闻无论多么劲爆，都不予报道。
消息来源尚不确定，也没能找第三方核实，别家电视台却已纷纷报道了。
为了抢新闻，乔安一咬牙，播。
但最终证实是假新闻，电视台的公信力受损。
这种类似的案例在身边比比皆是。
远的不说，就上周炒的沸沸扬扬的“剑桥大学承认高考成绩，和清华北大抢学霸”事件。
不仅火上热搜，还被诸多主流媒体争相报道。
尽管也有部分了解情况的人提出消息不符，但少人问津。
最终剑桥大学站出来辟谣，各大官媒无奈纠正。
凡此种种，都是现代新闻业切实存在的矛盾。
其他的，还有灾难报道中的新闻伦理问题，法治报道中法律与舆论的冲突……等等。
童年女神贾静雯蛰伏多年，一朝复出，演技毫不褪色。
无论是职场的女强人，婚姻中绝望的妻子，还是痛失爱子后心碎的母亲，都演绎的感人至深。
除了新闻业，乔安的妹夫作为精神科的专业人士，代表医学界。
律师王赦（吴慷仁饰）作为法律从业人员，代表司法界。
两年前的一起无差别杀人案，把几位主人公的命运联系在一起。
两对夫妻，两对姐弟（兄妹），四个支离破碎的家庭。
宋乔安和丈夫刘昭国（温升豪饰），正处于离婚的边缘。
两人本是同事，婚后拥有一双儿女，幸福美满。
两年前，儿子在枪击案中丧生，把夫妻二人推向了痛苦的深渊。
母亲酗酒，父亲出轨，唯一的女儿无人照料。
枪击案凶手的妹妹李大芝（陈妤饰），在乔安的公司任实习生。
哥哥李晓明案发后，李大芝一家人被逼到绝路。
老实本分的父母一心想为儿子赎罪，鼓起勇气走进受害者的灵棚。
却在无数悲痛欲绝的亲人面前，哽咽失声。
九条人命，无数破碎的家庭，两个年迈的老人无力弥补。
他们唯一能做的，就是让女儿改名离家，去过自己的生活。
两位老人独自面对公众，道歉、赔罪。
这里，乔安和李大芝既是新闻从业人员，又是直接关系人。
两人分别代表受害者家庭，和施害者家属。
既是上下级，又在法律和伦理上二元对立。
律师王赦，作为法律从业人员，是案件审判的参与者。
无论当事人犯罪性质如何，都拥有基本的辩护权，这是法治社会的共识。
但理智上的认可，并不等于情感上的理解。
法庭门口，受害者的家属向王赦泼粪便。
网络上，人们把辩护律师称为人渣。
现实中，舆论弱势方的辩护律师对这种待遇也不陌生。
持续不断的骚扰电话和舆论压力，让王赦的妻子濒临崩溃。
为死刑犯辩护，律师面临的不仅是事业上的难题，更是群情激奋的民怨。
更何况王赦想做的，不只是辩护。
从名字来看，赦，即赦免，指免除或减轻刑罚。
王赦，是废除死刑的倡议者。
他想从犯罪心理角度解读李晓明犯案的心理机制，探究罪行背后更深刻的原因。
或者说，犯罪的真相。
为了寻求新闻界的帮助，避免政府为了安抚民众判死刑，王赦律师找到了乔安的丈夫。
王赦知道，作为被害人家属，刘昭国对凶手没有任何好感。
但他更清楚，受害者比旁观者更想寻求真相，阻止类似事件再次发生。
在这里，我们有必要探讨一个问题：
“为什么要废除死刑？”
这个问题由来已久，在世界各国都存在争议。
这里，我们并非要呼吁废死，或者向大家传达某个特定的观点。
而是说，我们应该去了解，为什么会有人呼吁废除死刑？
仅仅是出于不分场合的人道主义？同情心泛滥的圣母？
当前世界上废除死刑的国家有105个，超过总数的三分之二。
废除了死刑的国家，犯罪率是上升了，还是下降了？
死刑的背后，究竟是什么？
古语云，不破不立。
那么废除死刑，又能建立什么？
在剧中，杀人犯问王赦，你为什么要为我花这么多心思？
王赦回答：
“因为我希望我自己的小孩，可以平安快乐的长大。”
“不要再遇到有人，做出你这样的犯罪。”
看到这里，或许有人会疑惑。
想要减少类似犯罪，难道不应该呼吁判处死刑，增加威慑么？
不是说治乱世，要用重典嘛。
我们习惯了“乱世重典”的思维，却忽略了“乱世”并不是“轻典”的结果，“重典”更从未终结“乱世”。
历史的记忆从夏桀殷纣的酷刑开始，文化却因周王文治而昌盛。
血腥玛丽的屠杀没有带来政局的稳定，伊丽莎白一世开创的“黄金时代”才是大英帝国真正的荣光。
王赦的回答，正是废除死刑的核心理论：
不把犯罪看做是一人之错，才能真正倒逼社会预防犯罪。
只要死刑还被适用于被社会遗弃者，立法者就会安于现状，反而忽略了更深层的危机。
呼吁废除死刑，绝非仅是“同情心泛滥”那么简单。
提倡废死的法学者们当然知道，会被判处死刑的人，多的是罪行累累，身负命案。
甚至呼吁废死的人自己，都可能在某一天成为受害者。
如果呼吁废死仅是出于人道关怀，“圣母们”为何放着无辜受害者不问，去关怀恶贯满盈的罪犯？
新的一集中，王赦女儿所在的幼儿园，被不明身份者劫持。
此人正是王赦日常的工作对象，精神病患。
这一刻，他同时成为“受害者”和“辩护者”。
但王赦的处理方式，比其他家长要成熟的多。
呼吁围观者不要造成恐慌，安慰妻子精神病患并非都有暴力倾向。
警方顺利攻坚后，王赦呼吁民众不要妖魔化精神病患者，而应当及时发现，合理治疗。
这名挟持幼儿园的患者被证明没有暴力倾向后，被放回了家中。
听闻儿子的事迹，父母的第一反应却是：“不要告诉别人。”
面对女儿“寻求心理咨询的提议”，父亲果断否决：“他才不是精神病。”
让精神病患者不被正视，以至于愈演愈烈、走上犯罪道路的，不是寻求废死的律师，而是整个社会的不理解和污名化。
对世界上大多数人来说，一辈子都不会试图去犯罪。
死刑与否，与他们并无关系。
那么对于实施犯罪的人来说，死刑就真的有效么？
现实中，绝大多数的杀人案件都是激情杀人。
犯罪者无暇理性思考犯罪的后果，更不要说量刑。
无论死刑与否，对这些人来说，根本不存在影响。
另一部分，清醒权衡犯罪成本的人。
要么是根本不在意会受到的惩罚，要么就是心存侥幸。
废除死刑，并非是废除刑罚，对这些人来说，死刑与否也并没有多大的威慑力。
废死的目的，是为了从根本上预防犯罪。
法学家认为，死刑只是作为一种简单粗暴的解决方案，通过消灭人来解决问题。
当死刑被实施的时候，所有人都松了一口气。
罪犯消失了，正义终于得到了伸张。
然而犯罪背后更深层的原因，导致一个正常人变成杀人凶手的真相，却被永久地忽略了。
十九世纪，一本名为《死刑暇思》的书中讲了这样一个故事：
当一群人正血脉贲张地围观一个扒手被绞死时，无数扒手在人群中行窃。
因为人们都在望着绞刑架的方向，没有人留意自己的钱包。
当善良的人们为罪犯的恶行激怒，群情激奋地呼吁死刑时，身边最重要的钱包却被忽略了。
正是这种漠视，养出了更多的死刑犯。
《都挺好》的开头，我们看到了一个在母亲葬礼上毫不悲伤的苏明玉。
面对溘然离世的母亲，悲伤的父兄，这个家中唯一的女孩表现得无比冷漠。
如果我们出于义愤，骂一句“不孝女”，痛快地关掉电视，就不会知道当年究竟发生了什么。
《都挺好》的结局，我们看到了曾经幸福的一家人。
《我们与恶的距离》里，杀人犯李晓明在妹妹的记忆里，也只是一个有些调皮的哥哥。
我们现在知道，是重男轻女的错误思想让苏明玉变成了现在的样子。
那又是什么，让李晓明变成了杀人凶手？
这背后的原因，会不会再造就千千万万个“李晓明”？
给一个人定性很容易，只需要一句话。
挖掘一件事背后的原因却很难，可能需要一个人一辈子的努力。
通过问题背后的原因寻找解决机制，防止类似的事件发生则更难，或许需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的努力。
但后者，才是真正解决问题的途径。
在剧中，无数网友可以通过网上的一句谩骂，满足自己的正义感。
试图探根究底，寻找真相的律师却面临整个社会的谴责。
至今没有任何证据能够证明，死刑对于犯罪具有威慑作用。
相反，司法界有无数的案例说明，如果希望罪犯能得到严惩，废除死刑才是行之有效的方法。
《经济学人》的一篇报道中，提及了哥德堡大学的一项司法研究。
伦敦18、19两个世纪超过二十万起的案件中，当一些违法行为不再被判处死刑后，定罪率反而显著上升。
当罪犯有可能被判处死刑时，陪审团通常并不愿意作出裁决。
他们不想把偷了一头牛的人送上绞刑架，就如同面对三十年前因“投机倒把罪”被枪决的“重刑犯”。
因而死刑废除后，陪审团定罪就没有了这种顾虑。
罪行的认定和刑期，也都更加准确，刑事司法体系的效率因而得以提高。
法学家贝卡利亚称，“死刑是一个国家对一个人的战争，它认为消灭这个公民是必要且有益的。”
在战场上，面对来犯的敌人，我们都默认“缴枪不杀”。
为什么可以原谅一位“以杀人为业”的战俘，却不能宽待一个束手就擒的囚犯？
从伦理角度，后者的罪行难道比前者严重？
真正的原因在于，前者是“多数人对多数人”的政治，是交战双方利益权衡的结果，后者则是“多人对一人”的战争。
战败国尚有协商的余地，囚犯却没有辩解的空间。
任何一个文明国家都承认生命的可贵与不可剥夺，但死刑的存在却是以正义的名义剥夺生命。
国家不允许公民杀人，本身却执行杀伐。
这无异于默示国民，人是可以被杀的，你只需要一个正义的理由，而正义是可以自我赋予的。
罪行的背后，有着历史、文化、经济的深层原因，绝非“人性之恶”这么简单。
我们无法让世界不诞生罪恶，但确实存在无数的社会，能够依靠制度和法律无限降低犯罪率。
在这里，我们并非要呼吁“废除死刑”，或认为中国也应该废死。
但我们应尝试去了解，为什么法学家会有这样的提议，而不是简单以一句“圣母”定论。
就如同剧中，泼向王赦的粪便。
我们当然应该愤怒，愤怒本身也是一种力量。
但愤怒之后，如何做到善后和预防，避免悲剧再次发生，才是我们能追求的人间正义。
我们可以拒绝废死，但不应拒绝沟通。
我们可以愤怒，但总要有人负责思考。
这部剧最宝贵的内容，都凝练在标题里了。
我们与恶的距离，到底有多远呢？
童年记忆中慈爱温和的苏母，和妹妹玩笑打闹的幼童，网络上义愤填膺的网友。
哪个看起来，都不像是“恶”人。
可最后，为什么苏家会酿成悲剧，李晓明会影院枪击？
王赦的坚持，又能得到什么结果？
究竟应当如何对待犯罪嫌疑人，又该如何反抗平庸之恶？
我们拭目以待，这部年度第一台剧，还能带来多少惊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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