邮说医学史2

鼠疫

       鼠疫（plague）是鼠疫杆菌引起的烈性传染病，主要经鼠蚤传播，鼠蚤叮咬是主要的传播途径，构成啮齿动物-蚤-人的传播方式。经人的皮肤传入导致腺鼠疫，经呼吸道传入导致肺鼠疫。鼠疫发病急、病程短、传染性强、死亡率高，在我国传染病分类中，属于传染性最强的甲类传染病，是重点防控对象。

       2019年11月12日，北京确认接诊两名鼠疫患者。两名患者来自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苏尼特左旗，经专家会诊，被诊断为肺鼠疫确诊病例，后转诊至北京市朝阳医院得到了及时救治，相关防控措施也都落实到位。这2例鼠疫患者的出现，让这种一度被遗忘的疾病再次进入了大众视线。

中国邮政（1998），“锡林郭勒草原”。大草原美丽的外表下面，隐藏着各种各样的危险，鼠疫便是其中之一，提醒我们要时刻做好除蚤灭鼠等公共卫生工作。

       在疫苗和抗生素发明之前的漫长岁月里，人类健康史就是一部无比辛酸的传染病泛滥史。天花、霍乱、麻疹、疟疾、肺结核等瘟疫，像笼罩大地的阴霾一样严重损害着人类的健康，而鼠疫更是凭一己之力便毁灭过古希腊，粉碎过东罗马帝国复兴梦想，摧毁过整个欧洲的社会结构，成为“人类历史上最致命的瘟疫”。

       公元前430年至前427年发生在雅典的一场大瘟疫，很可能就是鼠疫最早的大暴发。这场大瘟疫几乎摧毁了整个雅典，古希腊历史学家、文学家修昔底德对此作了这样的描述：

……原本身强体健的人们突然被剧烈的高烧所击倒，病倒的人眼睛发红，仿佛要喷射出火焰，他们的喉咙和舌头开始充血，浑身散发出恶臭。伴随呕吐和腹泻而来的是可怕的干渴，病人的身体极度疼痛并出现皮肤溃烂，他们无法入睡，甚至连躺下接触床铺也让他们痛苦不堪。有些病人发疯了，赤裸着身体在街上游荡，四处寻找水喝，直到倒地而死。不只是人，狗也会死于瘟疫。死去的人来不及被掩埋，陈尸在地，有些乌鸦和秃鹫吞吃了他们的肉，这些鸟也很快死去。侥幸存活下来的人，不是没了手指、脚趾、眼睛，就是丧失了记忆，成了行尸走肉。

       修昔底德对被瘟疫击倒的病人的描述，极似鼠疫大暴发，因此这场瘟疫被认为很可能是最早的鼠疫大暴发。这场大瘟疫严重影响了雅典的国力，为雅典的衰落和马其顿的崛起埋下了伏笔。

希腊（1998），“古希腊历史学家、文学家修昔底德”。这位古希腊的智者所记述的雅典大瘟疫，被认为很有可能是最早的鼠疫大暴发。

       中世纪的欧洲被宗教势力所统治，严重束缚了医学的发展，不断推进的城市化进程使得城里人口过度聚集，许多地方没有很好的排水、给水系统，城市卫生状况变得越来越差，环境承受的压力不断增加。一方面，流行病猖獗于贫民窟里；另一方面，频繁的商业活动在加快人际交流的同时，也为瘟疫流行创造了条件。而战争，也成为瘟疫流行的一个重要原因。

       公元541年，一场大规模的鼠疫暴发于查士丁尼大帝统治下的东罗马拜占庭帝国。当时拜占庭帝国十分强盛，铁军横扫整个意大利和地中海西部海岸，罗马帝国往日的荣光即将再现。然而，一场源于埃及的鼠疫在这一年蔓延到了君士坦丁堡，人们大量地在几天内就病倒不起，直至痛苦地死去。据记载，疫情传播最严重的时候，每天有5000至10000人染病死亡，君士坦丁堡超过40%的人在极短的时间内死亡，拜占庭帝国的首都变成为了尸横遍地的人间地狱。很快，疫情开始向外扩散，并传播到西欧，此后又在地中海地区肆虐了两个世纪之久，造成了极大的危害。人们把这次鼠疫称为“查士丁尼鼠疫”（Plague of Justinian），它的流行使欧洲南部1／5的人丧命。以后五、六十年间里它又有几起流行，总死亡人数多达1亿人。

       这场鼠疫大流行是医学史上明确记载的第一场鼠疫世界性大流行。长期以来一直以罗马帝国正统继承者自居的拜占庭帝国，因为遭遇了此次鼠疫而国力锐减，再也没有能力重新统一罗马帝国，罗马帝国的中兴之梦就此破碎了。一场鼠疫，对拜占庭帝国以及整个地中海和欧洲的地缘政治，均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墨西哥（1972），“查士丁尼一世”。邮票图案是查士丁尼一世的镶嵌壁画形象，他中兴罗马帝国的梦想因一场鼠疫而破碎了，他本人也没能幸免于感染，只是侥幸躲过了死神的审判。

       “查士丁尼鼠疫”以后，鼠疫似乎暂时收起了它的獠牙，躲藏在历史的洪流中。但当它以“黑死病”（Black death）之名再次露出狰狞的面目时，人类才发现自己是多么的不堪一击。

       这是医学史上明确记载的第二场鼠疫大流行，起源于中世纪，延绵数百年。1346年，这场鼠疫悄悄出现在俄罗斯南部的克里米亚半岛。1347年，往来于克里米亚与西西里岛之间的热那亚商船混入了被感染的黑鼠或跳蚤，使得鼠疫不久便在热那亚与威尼斯蔓延开来，然后蔓延至整个意大利。1348年疫情蔓延至法国、西班牙和英国，随后又肆虐到德国和斯堪的纳维亚，最后于1351年蔓延到俄罗斯西北部。

       就在这短短的几年间，鼠疫席卷了整个欧洲。由于感染鼠疫的人皮肤上有大量疱疹，且破溃后出现黑色的痂皮，严重者甚至因皮下出血和肢端坏疽而变黑，看上去极为恐怖，因此这个疾病在当时被称为“黑死病”，而这个“黑”字，也真切地表明了这场瘟疫给人们带来的心灵阴影有多大！

       意大利人文主义者薄伽丘亲历了这场灾难，他在《十日谈》的开篇中描绘了这样一幅恐怖景象：“每天，甚至每小时，都有一大批一大批的尸体被运到全市的教堂去。教堂的坟地再也容纳不下了，坟地全葬满了，只好在周围掘一些又长又阔的深沟，把后来的尸体几百个几百个地葬下去，就像堆积在船舱里的货物一样。”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法国作家加缪在他的小说《鼠疫》中，细致地描述了鼠疫病人的濒死状态：“昏睡、衰竭、腹股沟肿大、体内有撕裂感……脉搏变得细弱，身子稍微一动便断了气。”

       在这场空前惨烈的黑死病大流行中，约3000万欧洲人失去了生命，死亡人口超过当时欧洲总人口的1/3。后来，黑死病又传入俄罗斯，造成了俄罗斯近一半人口死亡。此后，在十五、十六世纪黑死病又多次卷土重来，再次肆虐欧洲大陆，最终死亡数字达到5000万-7500万。

多米尼加（2000），“1353年黑死病在欧洲暴发”。图案为传播黑死病的老鼠，背景为代表“黑死病”的一群张牙舞爪要夺人性命的魔鬼。

       1665-1666年，黑死病在伦敦发生了一次最惨烈的复燃，这场大面积黑死病暴发造成了伦敦7.5-10万人丧生，超过当时伦敦总人口的20%。由于这场黑死病蔓延得非常快，缺乏传染病防控知识的人们不得不直接用木条钉死出现感染症状的人家的门窗，将房子彻底封死，在紧闭的大门外漆上红十字，上面写上“上帝保佑”字样，每天只是在限定的时间，由专人从窗口送进食物和水。

       成千上万的鼠疫患者在这样的监禁下凄惨死去，往日热闹非凡的伦敦完全变成了一座寂静的死亡之城。所有的建筑物都关上门，街上没有行人，路旁长满了杂草，垃圾、尸体杂乱地堆在街道上。城里唯一能听到的动静，就是每到夜晚运尸车“咕隆，咕隆”的车轮声和令人心碎的车铃声……

圣文森特与格林纳丁斯（1993）“十七世纪法国绘画大师尼古拉斯·普桑的《阿什杜德的黑死病》”。这幅作品真实地描绘了黑死病暴发的悲惨场景，邮票画面是作品的局部。

       可怕的黑死病，威胁着整个欧洲大陆几乎所有人的生命。当时，欧洲的医生根本不知道黑死病的确切病传染途径和防治措施，因此在黑死病席卷而来的时候，有一些胆怯的医生逃跑了，但另一些医生谨记自己的职责，始终坚守在抗击黑死病的战场上。为了保护自己不被感染，他们尽最大可能将自己包得严严实实，密不通透风，由此出现了形状奇特的“鸟嘴防护服”：医生从头到脚都盖着皮革外袍，面上带着帽子和面具，眼睛由透明玻璃护着，鼻子部位有个像鸟的嘴巴一样的长形容器，里面放满芳香植物，手上带著手套，并手持一支木手杖。这根木手杖的用途是掀开病人的被单或衣物，或指挥病人如何疗病。医生们深信这样的装备可以保护自己不被黑死病感染。由于防护服面具上有一个大大的鸟嘴样装置，因此医生穿上这种防护服后，被人称为“鸟嘴医生”。

       鸟嘴医生看上去就像一只乌鸦，而乌鸦当时在西方是死神的象征，用这种造型有尊重死神、与死神同行的意思。遗憾的是，由于当时技术手段有限，鸟嘴防护服的隔离作用并不像人们想象中的那样大，所以这些鸟嘴医生的死亡率也一直居高不下，成为当时离死亡最近的人群。

尼维斯（2000），“1711年奥地利和德国暴发鼠疫”。在这枚邮票上画有一只传播鼠疫的鼠蚤，为了防止被鼠蚤叮咬，当时的医生穿起了形状奇特的鸟嘴防护服而成为“鸟嘴医生”。

      鼠疫在欧洲一直肆虐到1720年左右，但这并不意味着它消停了，而是从西欧转移到了东欧，然后一路向东经过中东到达印度，最后在1850年左右扩散到了中国云南。1894年它进一步到了广东，直至抵达地理位置至关重要的香港。

      鼠疫在香港通过发达的海上航线，同时向东西两个方向扩散，引发了医学史上记载的第三次大规模暴发流行。这次鼠疫疫情涉及了世界五大洲，成为涉及地域最广的一次，但产生的破坏却并不大，因为时代发展到这时，科学大声地对鼠疫说出了“不”！

      十九世纪末，科学界在病原微生物领域有了里程碑式的突破。法国科学家路易斯·巴斯德（Louis Pasteur）证明了微生物是传染病的病原；德国科学家罗伯特·科赫（Robert Koch）首次分离出人类传染病的第一个病原体——结核杆菌，他所提出的“科赫法则”成了鉴定病原微生物的指南……

     1894年，法国科学家亚力山大·耶尔森（Alexandre Yersin）来到香港寻找鼠疫的病因。他对鼠疫死者做了解剖，尤其仔细地解剖异常肿胀的淋巴结，从淋巴结的脓液中观察到并鉴别分离出鼠疫杆菌，并很快就在动物身上证明鼠疫杆菌就是导致这场瘟疫的元凶。1895年，耶尔森在越南芽壮建了一个小型实验室，并制成了治疗鼠疫的血清，鼠疫的治疗就此有了突破，死亡率从90%降低到7%。

法国（2013），“亚力山大·耶尔森医生”。他于1894年发现了鼠疫杆菌，次年又研制成功鼠疫抗血清，在还没有发明抗生素之前，这是个了不起的成就。

       三年后的1898年，在印度工作的法国科学家保罗-路易斯·西蒙德（Paul-Louis Simond）进一步发现东方鼠蚤能够在大鼠间传播鼠疫杆菌，而且还能把鼠疫杆菌传播给人。

       就这样，鼠疫的病原体、主要传染源和传播媒介都找到了，人类从此有了抵抗鼠疫的有力武器。各种防鼠措施降低了人和鼠这个传染源接触的机会，杀虫剂的使用控制了跳蚤这一传播媒介，1930年代抗生素的发明更是给了鼠疫杆菌这个病原体致命的一击。

       人类对抗鼠疫的进步，可以从下面的数据中体现出来：1907年，鼠疫导致了100万人死亡；1919-1928年间，每年由鼠疫导致的死亡人数下降到17万，这一数字在1929-1938年间降到了9.2万，并在1939–1948年间进一步降到了2.2万。在抗生素相对普及后的1949–1953年间，世界上每年死于鼠疫的人数只有4600人。在2010年到2015年间，世界上只发生了3248个鼠疫病例，其中只有548例死亡。

       而今，包括中国在内的很多国家每年鼠疫的发病例数都已经控制在个位数了。随着我国公共卫生事业的不断发展，我国对鼠疫的监测、控制、应急预案和预警系统也都变得越来越完善了，虽然目前还有散发病例发生，但这些零星的病例已经不可能再燎原作恶了，而鼠疫在我国被彻底消灭的这一天也已经不远了。

作者简介：王平，南京医科大学医学史研究中心客座教授，中华医学集邮研究会副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