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母去新西兰旅游，他们说，那些国家的牲畜比人多的多，全国平均每人拥有很多头羊，很多头牛，对此甚是惊叹。但事实上，这种惊叹其实是源自农耕文明的惯性思维。因为世界上几种主要的专化游牧类型在公元前1000年到400年之间出现的时候，牧民们就是这样一种状态。这是依靠牲畜为生的农业生产方式的常态。
游牧指在草原上形成的一种人类生产生活方式，现代考古发掘逐渐证明，游牧诞生的时间不会早于公元前1000年。有史可查的最早的游牧民族是公元前8世纪中叶，分布于阿尔泰山以西的西徐亚人，也称为斯基泰人。西方学者据此，将游牧文明考古的几个特征：马具、武器和“野兽风格花纹”称为“斯基泰三要素”。从事世界史研究的学者提出过一个“世界三大游牧民族”的归类方法，这种看法将世界史上的游牧民族分为蒙古系游牧民族、闪米特游牧民族和印欧系游牧民族。其中印欧语系主要分布在欧美各国、伊朗高原和印度，而中国历史上的北方游牧民族：匈奴、蒙古、突厥都是蒙古语系。
农耕文明下的人们对“游牧民族”存在很多误解。例如人们普遍认为“游牧”是一种原始的生活方式，似乎是从狩猎采集进化到农耕文明的一种中间状态。事实上游牧更像是对农耕文明的一种补充，是人类对农耕地区自然资源比较匮乏的边缘地区的利用，是在不利于农耕的自然环境和自然资源条件下的一种精致的应对方式。换句话说，从技术角度而言，游牧对自然的理解和掌握能力要远高于农业文明，或者说游牧比农耕技术上更为先进。
游牧，其本质是利用群居的食草动物将人类无法直接食用的植物资源，转化为人类可以使用的肉、乳等食物以及皮毛、粪便、畜力等其他的生活所需。游牧的单位土地生产力远低于农业，在中国农业富饶的地区，不用一亩土地就可以养活一个五口之家，但是在解放后的内蒙古新巴尔虎右旗，20亩地才能养一只羊，至少300至400头羊才能养活一个五口之家，所以这样一个牧民家庭需要6000到8000亩地。在伊拉克，最贫穷的游牧家庭——五口之家靠着十几只山羊过活——也需要远多于人口的牲畜。不过，学者目前普遍认为，事实上因为游牧生活的危险与艰辛，我们很难估计一个游牧家庭到底需要多少牲口才够维生。
游牧生活不像是人们印象中的纵马高歌、无拘无束，相反游牧一般由于在自然资源匮乏和自然环境恶劣的地区产生，所以牧民的生活充满忙碌、艰辛以及危险。一个游牧社会生产工作的主要特点是，无论男女老幼，一年中绝大多数时间都非常繁忙，而且由于环境变量很大，许多工作时间要求紧迫，例如有些游牧生活需要储存草料过冬，而这个工作需要在畜群转移到冬季牧场之前的十几天内完成，太早会破坏草场，太晚则可能无法及时准备好所需的草料，所以这一时间段就极其需要人力。
一般典型的游牧周期一年大致可以分为四个阶段。春季畜群离开冬季牧场逐渐向春秋季牧场移动，这个时候牲畜经过一个冬季的艰辛比较羸弱，所以牧民移动较慢，移动的距离也短。到了初夏，草场植物逐渐茂密，游牧的距离逐渐增加，频率也逐渐加快。到秋季入冬以前，游牧距离最长，牧民会赶着羊群捡最肥美最有营养的草吃，并且经常移动，这样畜群动得多吃得多才能够长膘，膘肥肉厚牲畜才更可能活过艰苦的冬季。入冬以前，牧民们会进入背山朝阳的冬季牧场，整个冬季几乎就不再移动。以上这种普遍的游牧形式并不是定式，学者们将中国周边人类的游牧形式大致分为平原——山区——平原形，山区——平原形，山区——山脚——山区形等几种形式，每一种游牧形式有自己的游牧特征。另外，根据每个地理环境的气候周期变化的不同，植被的不同，海拔高度的不同，周围农耕文明的不同，地理地形环境的不同，游牧生活的方式都很不一样，所以不能一概而论。
近现代的游牧社会中，牧民每年都要宰杀一定数量得牲畜以供应肉食。这是因为近现代畜牧业已经融入全球化贸易网络，肉食供应是畜牧业一大主要功能。但历史上游牧民族其实很少宰杀自己牧养得牲畜，肉食也从来就不是游牧民族的主食。影视剧中游牧者动辄就宰牛杀羊的情节只是基于误解的虚构。牧养牲畜需要广大的牧地和必须的人力，越是大量的牲畜所需的草场面积、游牧的距离、移动的频率、需要照顾的幼崽以及挤奶、剪毛、收集草料等工作就越多，以牧民一般五口之家的力量，能够应付的牲畜数量实在是非常有限，一般来说数百头羊是他们的上限——即使不考虑草原和森林上其他牧民游牧单位的竞争。数百头羊群根本不足以维持以肉食作为主食得家庭生活，更不用说游牧地区险恶多变的气候和环境，畜产随时可能在一夜之间损失殆尽，所以牧民一般都倾向于保持最大数量的畜产以应付灾变。历史上游牧人群的主要口粮是牲畜的产出，尤其是“乳制品”，而不是牲畜本身。
每一个游牧民族的畜产构成都与他们游牧地域的环境特色、牲畜的生活习性有着莫大的关系。一般来说羊是游牧人群最重要的一种畜产，这主要因为羊的品种多样，可以广泛适应各种地理纬度的游牧类型，羊的繁殖力比较高，可以在多变的环境中很快让牧民补充和恢复其牧产。羊的产乳量也比较大，可以给牧民提供较多的生活资料。一般的牧羊都会将山羊与绵羊混养，这是因为首先它们的食性偏爱不同，绵羊只吃青草，山羊则偏爱嫩枝叶，所以同一片草场它们可以各取所需。另外绵羊不大喜欢移动，而山羊喜欢边走边吃，混合放牧可以让山羊带着绵羊移动，这样避免对草场区域性的过度消耗。
骆驼的饲养远比人们想象的广泛，从北非到里海，从阿拉伯半岛到印度，从里海到中国的东北，各处都有。只不过以阿拉伯半岛为中心的牧民饲养的是单峰骆驼，而中亚为中心的牧民养的是双峰骆驼。骆驼的特点是耐旱，在干燥缺水，蒸发大的阿拉伯沙漠地区，夏季骆驼4天喝一次水，冬季一个月或一个多月才喝一次水。而其他地区，如果冬季草料含水较多，骆驼甚至可以全然不喝水。就游牧生活来说，骆驼其实不够经济，它智力低下，脾气坏，成熟晚，生育慢。但是骆驼善于负重和长程行走，所以骆驼一般对人类的贡献主要是在交通运输方面。例如在中亚，轮子传入较早，但是当骆驼被用于长途贸易以后，这些牲畜反而取代了轮子。
马是在欧亚大草原上被驯化的，除了狗，马是跟人类关系最亲近的动物。人类历史上大量牧养马匹的也主要是在欧亚草原上。养马其实也不算经济，马对草料的消耗比较大，产出和生殖率也不如牛羊，但是牧养马匹对任何一个游牧社会都有超过了基本生活需要的含义，马蕴含着更多的社会文化意义和情感，例如马匹的多少象征着社会地位和财富。当然马也有其现实作用，例如草原地带一个牧民能够照料的羊群基本不超过200头，但是一个骑马的牧民可以照料500头羊，两个骑马的牧民则可以合作控制差不多2000头羊，这也是马宜于乘骑以及马卓越的移动能力所特有的。另外马还有一些特殊的用途，例如在冬季草场，马能够踢刨开冰层吃到下面的草，这样放牧过马的草场，就可以放牧羊群，因为羊对冰层无可奈何。配合合适的放牧顺序，同一片草场能够满足不同牲畜。马和羊吃草的方式也不一样，马和牛吃草的位置较高，而羊会将草株从底部切断，这样放牧过马和牛的草场还能为羊提供草料，如果反过来放牧，让羊群先吃，那么马和牛就没得吃了。
牦牛也是根据环境选择的牲畜。牦牛对低温、风雪和高海拔适应力极强。即使缺乏草料，牦牛能够舔舐高原地区随处可见的苔藓植物存活。另外成群的牦牛是天然的铲雪开道车，这是牧民和其他畜群通过和离开危险的积雪环境的最有效办法。牦牛的负重能力也比较好，可以在山区作为驮兽。
瘤牛和无瘤牛是最主要的牧养牛类。牛需要大量饮水，所以需要水草充沛。牛是反刍类动物，无须长时间大范围移动。牛体型较大，相对比较能够保护自己。因为以上特性，日常牧牛花费的人力相对较少。所以在游牧社会里，牧牛一般都在营地附近，由家庭中的女人和小孩负责。
狗和猪一般对游牧社会不算是畜产，这主要是因为这两种驯化动物都是杂食性的，它们会跟人类抢口粮，这与畜产通过自身将人类不能使用的植物资源转化为人类可以使用的生活资料这一原则相悖，所以没有一个专化的游牧社会养猪。至于狗则要另说，它们主要的作用是协助人类保护和管理牲畜，保护主人极其家产，另外狗是牧民狩猎时不可或缺的助手，所以更多狩猎的森林游牧民族养狗更多一些。
和所有农人一样，游牧社会也不可能完全依靠游牧获得所有的生活资源，所以游牧者除了照料牲畜，还必须辅以其他手段以补充生活资源。“善骑射”是人们对游牧民族的普遍印象，狩猎也是牧民补充肉食和获得皮毛等主要手段之一。一般来说森林草原牧区的牧人更加依赖狩猎，草原牧区的人群则相对较少，所以在中国东北西辽河流域的民族会养更多的狗。西汉时南匈奴曾归附汉帝国，后来他们请求北归，理由之一就是：“塞下禽兽尽，射猎无所得”。司马迁也曾经描述匈奴人在日常生活中是以放牧和狩猎为生。
采集也在牧民生活中占据重要地位，而且越是困难的情况下采集食物越是重要。游牧人群的采集活动多由女人和儿童从事，可以食用的植物根茎、野果、野菜、菌菇等都是采集对象。
中国文献中记载游牧部落“食肉饮酪，不事种植”，不过这是一种对牧民的刻板印象，事实上很多游牧者都或多或少从事一些粗放的种植，种植的对象一般是青稞、黍、粟米、大麦、小麦、玉米等，游牧人的种植一般很粗放，春季播种然后迁往其他牧场，期间最多派人回来一两次或者根本不管，秋天返回春秋季牧场后收割，一般是能收多少算多少。对居无定所牧人来说，比起种植储存粮食反而是个麻烦事，很多游牧者会就近挖掘地穴，将谷物存放其中，需要时再去掘取。
游牧民族还有一种获得额外生活资源的方式——掠夺和贸易。乍一看，这两种方式好像很不一样，但是深层次里说，掠夺和贸易都是从他人手中获得物资，甚至也可以看作都是广义的社会生产和生活资源“转移”的一部分。这与十五世纪欧洲开启的远洋贸易类似，远洋贸易船既是商船也是海盗，宜商则商宜盗则盗。十六世纪中国东南沿海的倭寇也与此类似，倭寇就是商人，商人也是倭寇。游牧者的掠夺行为可以视为一种经济手段，一般分为两类，一种是游牧者之间的相互掠夺，一种是针对就近农耕社会的掠夺。20世纪上半叶有对西康榆科地区的牧民记载说“西康关外民众，多半是以抢劫最为光荣的英雄事业，不抢劫或怕抢劫的，他们认为是没有本领的弱者”。阿拉伯半岛的贝都因人的抢劫完全是一种生业，以至于这种抢劫成为一种不同于战争的武力活动。他们的抢劫有其规则，比如不抢劫与自身不相当的部落。中国北部欧亚草原边沿的游牧者主要抢掠牲畜和人口，过去人们总是误解游牧民生I为了抢掠他们无法生产的东西，事实上他们还是更加看重畜产和劳动力。中国青海湖及黄河上游和湟水流域的羌人，他们除了抢劫牲畜外，更重要的是抢劫优良的牧场，不过这种行为也许不应该被归类于抢掠。中国东北西辽河流域的游牧部落则偏向于抢掠财物，这与当地牧民对贸易的依赖成正比，另外他们还有抢婚的传统，部族之间的婚配采取掳掠的方式，等女方怀孕或者大致一年以后，男方再向女方下聘礼求婚。抢劫和贸易行动一般要配合游牧活动开展，在游牧活动需要人力的春夏等季节，牧人一般不大会离开畜产，到秋冬牲畜不需要频繁移牧的时候，牧人才会选择进行其他获得额外生活资源的活动，比如掠夺和贸易。
过去学者们曾经认为游牧是狩猎采集进化到农耕文明的一个中间阶段，根据这种看法，最普遍的解释是游猎人群随着野兽移动，抓获和收容受伤和弱小的动物，学会了饲养和繁衍牲畜，在逐渐加重对驯养牲畜的依赖中发展出游牧。但是近代以来学者们大多已经接受游牧是出于混合经济人群的看法。中国历史上其境内及周边游牧民族主要分布在北部内蒙古中南部与晋陕之北，东北西辽河流域与燕山地区，青海湖及河湟地区。大致在公元前2000年到公元前1000年左右，全球气候由湿热向干冷化转变，这些边缘农业人群受到很大冲击，从考古证据来看，公元前2000年到前1500年左右今天鄂尔多斯地区、青海河湟地区以及东部西辽河地区的早期农业聚落就衰落、消失了，随后这些地方的人类考古遗迹都比较少，水平也比较低。几百年之后，这些地方普遍都出现了比较依赖畜牧业的人群活动遗迹。同一时期，受到气候干冷化的影响，中原地区的政治经济阶序化逐渐加深，这主要是在自然资源匮乏时，需要高质量的社会组织形式来分配资源的趋势导致的。公元前1600年至前1000年左右商、周王朝先后出现在黄河中下游。随着欧亚草原南缘——蒙古和内蒙——混合经济人群往南争夺农牧资源愈演愈烈（其中一个著名的例子就是西周亡于犬戎之乱）。中原地区的华夏认同感由此也逐渐加深， “华夷之别”以及“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华夏心理得以强化，华夏的文化和地理边缘逐渐出现和加深，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战国诸国兴建并于后世不断强化的长城。换句话说——华夏帝国因为草原游牧势力的威胁得以产生。
大致从公元前3世纪到公元3世纪，匈奴在北亚活跃了大致500年。匈奴帝国是游牧人群组建的最早的国家之一。被束缚在土地上的农人，他们需要在田地里精耕细作，每一次都需要用一年的时间耐心等候劳动果实的成熟，他们最大的财产是土地，所以他们也被牢牢的固定在土地上。然而游牧人群不同，游牧最重要的财产是畜产，而牲畜都是长腿的，所以游牧者能够很容易的带着他们的财产四处迁移。一个社会形成国家这种政治体需要其治下人群出现明显的集中化、阶序化的现象，而这两点在农耕文明来说几乎是顺理成章的，而在于游牧民族来说却显得非常奇怪。但是匈奴人是怎么做到的呢？
游牧因为其面对复杂多变的自然环境，所以其基本经济单位——游牧家庭——拥有更大的决策权，家庭自身就可以决定何时迁徙，迁徙到何处，停留多久等这些基本问题，这与被牢牢束缚在土地上的农人家庭完全不同。但是由于自然环境的恶劣，气候的多变以及游牧者抢掠的习俗，牧民家庭多半会组成松散的联合集体，从而相互照应共同保护财产，这种集体多半是具有相同血缘关系的人群，不过有时候也不尽然。集体内部相互关照，但并不坚固，宜合则合宜散则散。对于匈奴来说，除了生死攸关的畜产，要保证日常生活，他们还需要获得来自南方的其他资源。但是华夏帝国形成后，长城成为地理上的地缘分界线，也成为南方资源的封锁线，匈奴迫切需要突破之——无论是掠边、贸易、投降或者和亲，都是匈奴试图突破长城资源封锁线的方式。为了应对华夏帝国资源封锁的事实，单个的游牧家庭，或者小的牧民团体已然没有了这种力量，于是以原有游牧习俗为基础的匈奴帝国就应运而生。匈奴帝国的政治和社会组织建立在游牧经济的基础上，最高首领为单于，单于以下有左右贤王等受封的二十四部首领，这些二十四部首领号称“万骑”，“万骑”首领在其领地内又统御着千长、百长、什长。二十四部以外还有归顺匈奴的定居属国、其他游牧部落甚至汉帝国投降匈奴的将领极其部众等。匈奴什长、百长、千长制并不是国家建立的军事组织，这本身就是游牧部落最常见的组织形式，什长是牧民家庭联盟的首领，百长是若干联盟组织的小部落的首领，千长是若干小部落组成的大部落的首领，这种“分支性结构”与游牧部落自然产生的组织形式相契合，同时也能够在匈奴帝国需要的时候，尽快的组织军事力量。
但是匈奴帝国主要是因应南方汉帝国的资源封锁而产生，它虽然有利于匈奴突破长城，但也与游牧经济所固有的分支、分散与平等自主的自然属性相冲突。例如匈奴为了随时对汉帝国发动攻击，就必须维持一支常备军队，这就严重影响了游牧经济的人力支配。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匈奴采取大集团游牧的方式，这的确精简了人力，但这又违反了游牧经济的分散原则，所以当遇到大灾害时，匈奴的畜产经常大批死亡。另外，大集团游牧不利于分散逃逸，在突遇敌人打击时，匈奴的畜产又会被敌人大量虏获。为了帝国的整体利益，各部落和联盟之间的劫掠被禁止，牧民只能劫掠遥远的汉地和乌桓、丁零、乌孙及西域诸国，这大大束缚了游牧经济的灵活度。匈奴有时候会违背游牧生活的季节原则，例如在牲畜不宜迁移的冬季长程迁徙。公元前71年匈奴出击乌孙，虽然得胜，但回程时遇上大雨雪，一天里雪深丈余，随军的民众、牲畜活下来的不到十分之一。另外，随着汉人对游牧经济形态的了解，汉帝国约从公元前129年开始，多选择在匈奴游牧者不宜长程迁移的春季，对匈奴用兵，这种战略必然迫使牧民在牲畜羸弱无法长途行走的季节，毫无选择的驱赶牲畜逃避战火，毫无疑问这必然导致大量的畜产损失。在社会组织形式与游牧经济原则的矛盾冲突下，还造成匈奴的分裂，向南靠近长城的匈奴部落受到汉帝国影响较大，逐渐与北方草原部落区别越来越大。公元前51年，匈奴南北分裂就是一例。东汉时期匈奴的二次分裂也是一例。
一些学者认为草原上的游牧帝国相当依赖与南方中原帝国之间的贸易。匈奴与汉之间大致有两种贸易关系，一种是贡赐关系，匈奴进贡物品，汉帝国赐给匈奴部落等值或者更丰厚的赏赐，这是一种事实上的贸易关系。另一种是关市贸易。总的来说草原上的游牧帝国非常乐于以和平的贸易方式获得资源，当这种贸易关系被切断，往往就意味着战争，所以有的学者将开关市与战争赋予因果关系，不过这并不完全正确。贸易的持续需要和平的环境和稳定的供给，但是不同于农人的是，牧民无法确定畜产的“盈余”。农人可以明确知道谷仓里有多少粮食，但是牧人的畜产却可能因为一夜的暴雪损失殆尽。历史上汉帝国经常会使用“闭关市”来惩罚匈奴，但这却并不是破坏和平贸易的唯一因素，匈奴经常以掠边的方式来补充损失的畜产，同时由于畜产朝不保夕的心理压力，牧民经常无法拿出更多的“盈余”用于贸易，这也都是造成汉匈之间无法长期和平贸易的重要的因素。
从突破长城，整合和分配草原资源方面，匈奴帝国某种程度来说是成功的，但是“国家”形式严重妨碍游牧经济的内在属性，这一无法避免的内在缺陷与矛盾是造成匈奴帝国衰落的内在原因。值得一提的是，匈奴帝国解体后，许多游牧部落选择南迁长城内外，与临近的农耕汉人和平共处，如此反而为魏晋南北朝时期北方民族突破“华夏边缘”创造了条件，同时也为中原帝国在后来的隋唐崛起注入了新的文化基础。
中国历史上对“西羌”的概念是随着中原帝国疆域的西扩而不断西移的。上古商人所称的羌人是指今天陕西东部和山西南部那些“养了很多羊的”异族，到周王朝后期至秦王朝建立时的羌人指的是陇西一带的异族，至两汉时期羌人主要指青海、甘肃河湟地区的异族（有时也指河西走廊一代的人群）。两汉时期羌人没有建立匈奴那样的国家组织，但这却并不代表羌人难以对付，相反，东汉灭亡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连年对羌人用兵造成的财政紧张，以及为了平羌而使帝国西部的军阀坐大。
河湟地区是指兰州以西的黄河上游和湟水流域，比起蒙古高原，河湟地区的自然环境更加多元化，这里有著名的适合农垦的西宁河谷，黄河上游谷地——汉代羌人最看重的主要草场所在地和青海湖东部的高海拔地区——广大而多样性植物的草场。根据汉晋文献记载，羌人的活动大都在这些河谷地区，他们没有牧养牦牛所以无法利用高山之上的草场。汉代关于羌人狩猎的记载较少，但是相信他们也有狩猎的习俗。羌人也基本没有贸易的记载，他们从未要求与中国“开关市”，也没有与中国有类似贸易的贡、赐关系。根据记载，羌人从事谷物的种植，主要是小麦。羌人崇尚武力，他们各部落分立，没有统一的首领，彼此之间抢夺、攻伐是常态。羌人的抢掠与匈奴不同，匈奴的掠夺多是配合国家的军事行动，但是羌人则是各部落各自为政的无差别掠夺，所以羌人部落之间多仇视。根据记载，每次羌人各部落结盟对付汉帝国时，都必先“解仇、交质、盟诅”以巩固盟约。这主要是因为羌人所在的河湟地区可资利用的优良草场不多——主要是各河谷，所以对于河谷和草场的争夺成为羌人主要的军事行动目的。羌人对于汉帝国的掠边基本也源于汉帝国河谷屯田的政策，同时也可以视为其各部落之间互相盗掠的延伸。
《后汉书》记载过一则有趣的故事，东汉末年的枭雄董卓年轻的时候曾到羌人地区游历，结交了几位羌人豪酋。后来他回乡，有一天几个羌人豪酋一道来看望他，董卓就把耕牛杀了招待这几位羌人朋友。几位羌人头领很感动，于是回去后募集了千余头牲畜送给了董卓。从这个记载中可见，羌人头领绝不似匈奴单于的高高在上，而且他们的礼物尽管数量大，但只是一般的家畜，并无特殊。羌人实行多妻制，其社会基本人群单位是母亲与其子女所构成，部落和家庭的分裂以母亲为单位进行。这有些像近代游牧藏民的习俗，若一个藏民男子娶了两个妻子，则就要成立两个账房，每一个账房只能有一个女主人，畜产也要分成两份，两个妻子各自经营自己的畜产以抚养子女。
羌人的麻烦在于，他们没有国家权威组织，也就是说没有“王”可约束各个小的部落。汉帝国平羌将领的军事行动很多记载“一种殆尽”，但这多半是牧民化整为零各自逃生下的假象。虽然经常有数百位羌人首领一起来投降，但又无法判断他们何时又会反叛。羌人不要求开关市，不要求和亲，又没有所谓的主力和“王庭”。这些状况都使得汉帝国对西羌部落几乎束手无策。东汉历史上发生过两次大的“羌乱”，造成帝国整个西北残破。而对于羌人来说，无止境的部落战争就是其生活的一部分，对汉帝国的军事行动和掠夺在他们眼中与部落战争没什么区别，所以即使在与汉帝国作战期间，羌人部落之间也一样会互相掠夺，也因此汉帝国西北平羌的将领有时候会出现杀降的行为。西汉陇西太守李广，就曾经一次杀掉前来投降的羌人首领800余人，这多半是将领清楚的知道敌人投降并不解决问题，但又没有更好的办法，于是采取此下下策。到了东汉，名将段颎以灭种屠杀来解决“羌乱”也是出于这种考虑，不过段颎平羌的主力部队却也是羌人部落，因为对于羌人来说，不管何种情况的战争行为，不管是李广还是段熲，都是部落间的劫掠传统而已。羌人部落的相互掠夺、战争、仇杀一直到明清时代都没有太大变化。
汉代中国东北方的主要游牧部族是乌桓和鲜卑。最初乌桓在西辽河流域活动，鲜卑则更北，后来汉朝廷将乌桓逐渐南迁，至东汉初年乌桓部族已居长城内外，鲜卑也逐渐南移填补乌桓离开后的西辽河流域。北匈奴迁徙中亚之后，鲜卑移居北部草原地区，逐渐壮大。西辽河流域在公元前800到公元600年之间是较干冷的气候环境，这个时期华夏帝国大致是东周到隋初，干冷的气候导致当地原有较依赖农耕的文化消失，代之以偏重于牧养牲畜的游牧经济出现。当地的地理环境多元，主要地区是大兴安岭山麓、燕山山麓以及大小凌河的丘陵、森林和草原地带。从历史记载及考古发现来看，农业与狩猎对乌桓和鲜卑来说远比匈奴和西羌重要，相反乌桓和鲜卑牧养的牲畜似乎远比匈奴和西羌少，《后汉书》记载的汉军出击乌桓和鲜卑军事行动中，经常没有记载是否掳获牲畜，有记载掳获牲畜的有几次则没有羊，这与对匈奴和西羌的战争记载区别还是很大的。另外史籍记载乌桓和鲜卑的特产是皮毛。
乌桓和鲜卑的社会组织不同于匈奴的帝国，也不同于西羌的一盘散沙，他们以家庭为基本经济单位，若干家庭组成相互照应的联合牧群，若干牧群组成一个部落，部落又组成部落联盟。例如公元49年乌桓郝丹大人等922位头领来降，汉帝国一次封了81位“渠帅”，这里的922个头领应是家族牧群的头领，81位“渠帅”是牧群组成的部落头领，而大人则是部落联盟的首领。乌桓的最高首领“大人”不干涉各部落和牧群内部事务，他主要解决部落之间的争端。
南北匈奴分裂之后，汉帝国更多的采取“以夷制夷”的策略，例如汉庭允许乌桓和部分鲜卑居住在长城内外，允许他们与汉民互市，同时甚至给予一定的生活物资补助。例如史籍记载，公元49年以后，东北边郡青州和徐州每年付给鲜卑钱2亿7000万，交换条件是这些汉帝国边境上的游牧部族有义务配合汉军保卫边塞或者打击其他犯边的游牧部落。由于比较重视与汉帝国的互市关系，乌桓对汉帝国的掠边事件较少，同时这种关系也完全改变了乌桓和部分鲜卑的游牧经济，他们后来越来越成为汉晋时期东北边缘的一部分。鲜卑的情况复杂一些，北匈奴离开蒙古草原后，鲜卑填补了草原的空白，公元2世纪中叶草原上的鲜卑出了一位英雄人物叫做檀石槐，他将草原上鲜卑各部统一起来，展开对汉帝国频繁的寇边，汉灵帝时曾大败汉军。不过檀石槐鲜卑与东北时期的鲜卑已经有很大的不同，鲜卑和乌桓本身就不能视为统一民族，他们都是民族部落的松散联合体，但鲜卑更加不同的是，西迁的鲜卑不但融合了十余万未迁走的匈奴人，而且他们由森林混合经济游牧部落变成了草原游牧部落，这与之前的乌桓、鲜卑部族还是有很大区别的。
总的来说，游牧部族社会与华夏帝国相生相成。因为气候干冷化的影响，春秋战国时期黄河流域以北和青海东部形成了依赖于牲畜的混合经济社会，这些早期的混合经济人群南下争夺资源，促使华夏地区形成帝国来保护自身资源，而华夏帝国对南方资源的垄断又迫使北方人群全面游牧化。汉代四百多年里，这些游牧人群以不同的方式与华夏帝国互动，有的迁往欧亚草原深处，有的迁往中亚，有的南下依附于汉帝国。随后的世纪里，那些南迁的北族越来越像华夏的巨姓门阀，所以到了东汉之后魏晋南北朝的乱世，北族后裔能得以建立割据一方的政权。
一些学者认为，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由秦汉“华夏帝国”转变为隋唐“中原帝国”的关键时期，华夏文化中的儒、法礼教与治术，吸取游牧部落与部落联盟等组织概念，使一种兼治长城内外的政权形式成为可能，所以随之崛起的隋唐帝国与秦汉帝国有相当的不同。学者王明珂还认为从由汉代到隋唐有一个被忽略的变化，那就是华夏或汉族的祖源记忆由“黄帝之裔”成为了“炎黄子孙”，据《周书》记载鲜卑宇文氏就自称炎帝后裔，炎黄并列是隋唐以后开逐渐普及的。后来漠北的突厥历史发展与匈奴近似，西辽河的契丹与鲜卑的模式近似，蒙元之后草原上的东部蒙古和西部蒙古瓦刺部与大明帝国的互动也与南北匈奴与汉朝的互动非常相似。清朝在游牧部落万户、千户、部的基础上建立盟旗制度，将长城内外连成一体，长城的边界意义在当时也就消失了，所有这些冲突与融合莫不与某一区域整个社会的变迁有着莫大的关系。
一百多年以前西方的航海民族侵入东亚，造成中华民族百年的屈辱史。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却也为中国注入了新的活力，就如历史上每一次中华民族的强盛都有一个与外来文化的对抗、改造、吸纳、同化、融合的过程。百年对一个人来说意味着不止一世，而对一个民族只不过弹指一挥，任何危亡都蕴含着机遇，时间最终会证明一切。
（读《游牧者的抉择：面对汉帝国的北亚游牧部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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