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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是“杀兄上位”,李世民成了千古明君,杨广为何却成了暴君?

说起隋炀帝杨广,大家首先想到的便是一个穷奢极欲,贪图享乐,荒淫无道的大昏君,关于对他的评价,可以说用尽所有的贬义词都不觉得多。但是话说回来了,历史上的隋炀帝真的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大昏君吗?

当然了,有人还用“暴君”代替了“昏君”,似乎这个词在他身上显得更为贴切一些。但是注意了,“暴君”这个词给人的第一感觉应该就是性格的残暴。但隋炀帝杨广的性格是不是残暴呢?这恐怕还不好说。要知道,在他继位后的第二年,就从新将律法给修订了,其中就有两百多条罪名都被相应的减轻了。他的这一举措可是赢得了百姓的一致好评的,因为文帝时期所实行的严刑峻法早已让百姓们叫苦连天了,而这下子也终于能松了一口气。

当然了,也许你还会说,杨广为了争夺皇位把自己的父亲和哥哥都给杀了,这难道还不是暴君的行为吗?但其实,这在古代中国,为了争夺最高权力,这样的事并不新鲜。

的确,杨广继位后是把自己哥哥杨勇给杀了,这不假,至于杀他的父亲,这也只不过是一家之言罢了,本身并没有什么可信度。再者来说,唐太宗李世民还不是因为杀掉了自己的两个兄弟才成功继位的吗?况且他还把这两人的后代赶尽杀绝。但结果怎么样?唐太宗李世民被定义为了“明君典范”,而杨广却被骂成了昏君的代表。

所以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古代帝王们为了权力斗争而杀死自己的亲人,实际上并不能成为被骂成暴君的理由。那么,隋炀帝被骂成暴君的理由又是什么呢?

按照熊存瑞教授在《隋炀帝》一书中的观点,这里所谓的“暴君”,并不是对性格的描述,而是“儒家对于皇帝的一种政治评价”。而这种评价中包含有两层意思:一是皇帝独断专行,不听大臣的意见。二是皇帝对于社会资源的利用,超出了百姓能够承受的限度。而隋炀帝杨广刚好满足这两条,所以才被儒家骂成是暴君。但是请注意了,隋炀帝之所以会被儒家骂成是暴君,其主要原因还是当时历史大势推动下的结果。隋炀帝的独断专行,和当时的政治需要有关。还有他不加节制的利用社会资源,背后也有着历史的必然性。

那么具体有什么表现呢?首先来说一下隋炀帝杨广的独断专行。

隋炀帝独断专行,不听劝告,这看上去就是他个人的性格问题,那为何说这是和当时的政治需要有关呢?

我们举个例子。杨广继位后的第三年,大臣高颎、贺若弼、宇文弼三个人私下议论,说隋炀帝在一些事情上犯了错误。比如当时东突厥的启民可汗带着随从前来朝见隋炀帝,隋炀帝让人修建了一个可以容纳几千人的大帐篷,用来迎接他们,这样做太浪费了。再比如隋炀帝最近有点迷恋音乐和杂技,有沉溺享乐的倾向。俗话说“言者无心,听者有意”,这些话被人听到后,就向隋炀帝打了小报告。隋炀帝当场勃然大怒,随即就以诽谤朝政的罪名,把三位大臣都给杀了,还把他们的儿子放逐到了边疆。

也许你会问了,这三人不过是在背后提几句意见,却要把人家给杀了,还要把人家的儿子流放到边疆,这难道还不是独断专行吗?这难道还不是暴君的行为吗?但是你要知道,当时隋朝的政治格局是怎样的一个面貌。要知道,隋朝建立于北周,隋文帝杨坚将北周皇权夺到手中以后才建立的隋朝,而隋朝的建立是需要军功集团的,而这军功集团主要就是当时鲜卑贵族,也称“关陇军事贵族”。如果你了解独孤皇后,那么你就知道隋文帝的起家原因了。所以,当时隋朝的政治格局并不是皇帝一家独大,在很大程度上还是得看这些军事贵族脸色的。

而这里的贺若弼,他不姓贺,而是复姓“贺若”,这是鲜卑贵族的姓氏贺若弼是鲜卑贵族的一员。杨广之所以要杀掉这三个老臣,实际上并不是什么所谓的诽谤朝政,其实是暗含打击军事贵族,加强换皇权的用意。

其实这样的事,在隋唐两朝很常见,皇帝常常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而选择与贵族博弈,这是很正常的。但是皇权和贵族之间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那就是打天下的时候,皇权能与贵族结合,互相合作,但是到了治天下的时候,贵族就不能出来指指点点的,也不能和皇权形成对抗,否则两者就会产生巨大的冲突,从而引起更大的危机。例如在后来的隋炀帝出征高句丽,就是因为和关陇贵族形成对抗,试图打击关陇贵族集团,但是结果呢?却把自己给误了。

所以,隋炀帝的独断专行,实际上是因为政治的需要。

接着我们来看,隋炀帝不加节制的利用社会资源,却为何背后也有着历史的必然性

其实这一点主要体现在他生前做的一系列劳民伤财的事情。但是话说回来,一个皇帝能够劳民伤财的前提,是国家首先得拥有一套高效的行政系统,方便皇帝来调动社会资源。而这套行政系统便是文帝留下来的遗产之一。具体来说的话,是文帝时期对行政系统的几项改革。

首先,他规定地方官统一由吏部任命,改变了此前地方政府自行任命官员的状态。其次,他将原来的州、郡、县三级行政机构精简为州、县两级,大大节省了行政开支,提高了效率。同时,他还规定各州每年要向中央推荐三名人才,充实官僚队伍。这些改革的宗旨,是将行政权收归中央,加强中央对地方的控制。所以,隋炀帝上台的时候,能够很方便地调动全国各地的资源。他难以抑制自己建功立业的欲望,这使他成就了伟业,也使他成了“暴君”。

其中最典型的便是隋炀帝修筑大运河了。

那么,隋炀帝为何要修筑大运河呢?

其实主要有两个目的:一是沟通南北,二是服务洛阳。而这两个目的,也存在着历史的必然性。首先就“沟通南北”来说,隋朝建立之前,中国还处于南北分裂的局面,隋朝统一之后,想要将这分离数百年之久的南方和北方连在一起,就得通过进行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来达成的。

此外,大运河建成之后,洛阳就一下子成了全国物质的集散中心,而隋朝定都在这里,也有利于加强对全国的控制。值得一提的是,这样的地缘政治格局一直延续到了唐朝,而后来的武则天也将都城从长安迁到了这里。而洛阳的政治地位,是得依靠大运河才能得以维持的。 所以,这条大运河远的不说,就说离它最近的唐朝,在安史之乱之前,人们都骂它是因为劳民伤财才建起来的,其基本上都是负面评价,但是在安史之乱之后,北方经济遭到破坏时,中央政府越来越依靠来自南方的物资,这时候,人们对大运河的评价也就转变成了正面的了。而后来唐朝的灭亡,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这条大运河。陈寅恪先生指出,黄巢之乱破坏了运河运输,使中央政府不能及时获得来自江南地区的物资供应,唐朝政府于是走向了灭亡。

所以,隋炀帝修建大运河,是顺应历史大势而已。

当然了,我们对隋炀帝的之所以会有负面评价,实际上也有很大的一部分因素是受唐朝时候魏征所主持编撰的《隋书》中的一些负面描述。但是要注意的是,唐朝时候的评价实际上也是带有一定的政治因素的。

当然了,隋朝本身就是一个承前启后的时代,为了彻底终结魏晋南北朝的乱世,开创新的时代,隋朝的皇帝势必要重建自己的权力,并通过修建大型工程和对外战争,去巩固和保卫新生的大一统帝国。而隋炀帝恰好处于这个历史的关键时刻,但也正是他的野心和自负,最终使他背上了“暴君”的骂名。本文也并非要给隋炀帝杨广“翻案”,只是想表达一个道理,我们在看待历史的时候,一定要有自己的判断力,而不能是听之任之,别人说是什么就是什么,应该在自己的考虑和分析后,才应做出最后的判定。

就拿修筑大运河这件事来说,我们大部分看到的是隋炀帝杨广的残暴,当然了,我们也不否认他这一行为却是有点过。但是话说回来,处在这样一个复杂时代的隋炀帝杨广,是否在作决定的时候也是倍感踌躇呢?其实有些事,他不得不做。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隋炀帝毅然而然的走在了风口之上。其功过是非只留给后人评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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