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12月24日，四方区一小学8岁女生在体育课上跑步时不幸猝死(本报去年12月25日曾报道)，引起不少市民的关注。今年1月7日，家长一纸诉状将事发小学告上法院，认为校方未对体育课合理安排 、未尽到及时抢救义务，并索赔66万余元 。4月13日，四方法院对这起案件进行了公开审理。法庭上，针对原告诉称，校方代理人表示，学校当时对女生进行了尽可能的注意和抢救，在女孩猝死这件事上不应担责。本案未当庭判决，将进一步审理。
■回放
跑着跑着女孩倒地猝死
意外发生在去年12月24日上午。当时，8岁女孩小玲(化名)和其他同学一道，来到小学操场上体育课。
孩子们在进行慢跑热身时，刚跑了一圈多，老师就听见有学生喊“老师，有人晕倒了”。等老师跑过去一看，发现小玲脸色通红已经不能说话，身子软绵绵的。见到这个情形 ，老师们立刻拨打了120，然后使劲掐她的人中，可始终没有反应，几分钟后孩子的瞳孔就开始放大了。
“我们见到小女孩的时候，她已经没有呼吸和心跳等生命体征了。”120急救中心的医护人员表示，当时小女孩被抱到了传达室里，他们立即进行了抢救，并输液治疗。“在送往医院的途中，也一直在进行抢救。”不幸的是，孩子再也没有醒来。
事发后，小玲的家人表示，小玲平时常锻炼，身体很健康。
■现场
亲人捧着遗照走进法庭
今年1月7日，小玲的家人将校方告上法庭。小玲的家人认为，学校没有尽到监护人的责任，应当对这起意外负责，并索赔急救费、精神抚慰金以及死亡赔偿金等费用，共计66万余元。
4月13日上午9时30分，此案首次开庭。记者来到四方法院海琴法庭时，小玲的家人已经守候在法庭外，他们之间没有过多交流，气氛显得有些凝重。
在庭审现场，记者看到，一位头发花白的老人和坐在他身旁的一位女士，默默地从随身携带的包里掏出一个鹅黄色和一个粉绿色的相框，这是小玲生前的照片。照片上的小玲扎着辫子 ，穿着粉红色的上衣，一脸纯真的她笑得非常灿烂。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捧着相框的两位亲人表情沉重，一言不发。
“家里突然丧失爱女，校方对此表示同情和慰问，我们希望父母保重，早一天走出阴影。”开庭前，校方代理人向小玲的家人表示慰问。
庭审开始后，原告方和被告方就校方是否应承担监护义务、孩子是否属于运动猝死等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辩论。
■激辩
六大问题引双方激烈交锋
校方是否应承担监护责任
针对小玲的家人认为学校没有尽到监护责任，校方的代理人表示，学校不是小玲的监护人，不应当承担监护责任。在小玲猝死这件事上，学校已经充分履行了注意以及安全保障义务，并在合理范围内进行了保护和救助，因此不应担责。
“我们基于《侵权责任法》的相关规定认为学校存在过错责任，8岁孩子作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应该推定学校承担过错责任。”原告方指出。
是否属于运动猝死
针对原告方因运动造成猝死的看法，校方代理律师提出质疑，小玲去年9月的体检报告写着“未有异常”，这不能表明小玲没有潜藏的疾病，因为像隐性心脏病等疾病在体检时不能测出。
对此质疑，原告方说：“在医院的死亡报告上已经明确写出孩子为猝死，虽然猝死的原因有很多种，但是死亡时间是在体育课运动中，据医学专家的推断，就可以说明为运动猝死。”
是否施救不当贻误抢救
小女孩跑步后晕倒，校方是否第一时间施救？“校长和体育老师曾在公安机关说，小玲晕倒后，他们采取的措施仅限于掐人中、掐虎口，当小玲说了一句‘我想吐’后，老师们都没有帮助她排出口中异物。”小玲亲属的代理人说，小玲死亡后，嘴部、脸部均发紫，有明显被憋的痕迹，相反，当时学校老师施救时将小玲移动到其他地方，按照常识，这是非常危险的。
“当时拨打急救电话的是小玲的班主任，而不是在事发第一现场的体育老师，因此贻误了至少四五分钟的时间。运动猝死最佳抢救时间是10分钟以内，但是救护车赶来后已经过了10分钟，在这期间学校又采取了不当的措施。因此，学校是存在过错的。”小玲亲属的代理人说完，播放了一段事发后，学校校长到小玲家中，对这件事情进行说明时的录音材料。
校方代理律师则表示，小玲晕倒后，班主任老师赶紧拨打了120，并有通话记录作为证据，且青岛市急救中心救助费也是学校出的，这证明了学校已经对其施救，对此无责任。
大冷天该不该上体育课
此外，原告方提出，“当天天气很冷，还刮着大风，这说明学校当天不适宜安排体育活动。”学校对此存在失职。学校可以安排体育课，但是应该随天气调整到室内，一个8岁的女孩，遇到大风和降温天气，再加上体育运动极易引发身体不适的症状。因此，学校未尽到安全义务。
校方代理人辩称，并没有相关法律法规明确规定，刮风的天气下学校应当取消体育课。
学校到底有无医务老师
在法庭辩论期间，原、被告对学校是否有医务老师进行了交锋。
“事发当天，学校专门的医务人员没有上班，从而导致孩子没有得到科学施救，当小玲已经送进医院时，这位医务老师才姗姗来迟，这说明学校存在失职。”同时，原告方还对被告迟迟未提交医务老师的从业资格证书提出质问。
被告方则表示，“学校根本就没有所谓的医务老师，只有卫生老师，其仅负责学生平时的卫生，而非专业的医务人员。”
索赔证据是否真实
法庭上，小玲的家人递交了8组证据，以证明自己的索赔主张。
校方代理人提出，小玲去世的时间是上午，但是医疗费单据开出的时间是当天下午。“将孩子安放在殡葬室，并安抚家人后，小玲的父母才到医院结账。”小玲家人的代理人说。
另外，对“二次安葬”，以及小玲父亲因她去世处理后事造成的7000多元的误工费，被告方均对证据真实性提出质疑。
孩子父亲泪洒法庭
“孩子命真苦3岁没了娘”
3个多小时的审理过程中，小玲的爷爷在旁听席上一直沉默不语。期间，老人还跑回家取来小玲的出生证明、户口簿等证据。这是因为被告方认为小玲与其父的父女关系“证据不足”，老人只好跑趟腿。
庭审结束时，已经69岁的他终于按捺不住悲伤，眼泪止不住地流下来。“我到现在还是不能接受这个事实，我一手将她带大，没想到亲手送走了她。”老人哭着说，为了上学方便，小玲的户口落在他那里，每天老人都接送孙女上学放学。“我都一把年纪了，小玲是心头肉啊，每当看到其他孩子从学校出来，心就是搅碎的感觉。”老人边擦泪边说。
“孩子的亲生母亲在她3岁时就去世了，这孩子命苦啊！”小玲的父亲唐先生边说，眼泪边滑落下来。“我们当时没想打官司，但是，找了学校多次，学校态度都很冷漠。”说到这儿，唐先生的情绪更为激动。“孩子走后，她爷爷还经常到学校门口凝望，仿佛还在等待孩子放学。”唐先生说，他希望法院判决下来，学校能给个说法。
记者了解到，小玲的骨灰就葬在母亲旁边，家人希望母女能够“团聚”。
事发学校的校长也参加了整个庭审，庭审结束后，记者想进一步采访校方，但是，对方仅表示听从法院判决，不愿回应此事。
文/本报记者 王悦通讯员 王卉 图/记者 何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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