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画像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
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
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
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苏轼的这首《定风波》写于宋神宗元丰五年，也就是公元1082年。当时是苏轼因“乌台诗案”被贬为黄州（今湖北黄冈）团练副使的第三个春天。词人与朋友春日出游，风雨忽至，朋友深感狼狈，词人却毫不在乎，泰然处之，吟咏自若，缓步而行。小序如下：“三月七日，沙湖道中遇雨。雨具先去，同行皆狼狈，余独不觉，已而遂晴，故作此。”
此词通过野外途中偶遇风雨这一生活中的小事，于简朴中见深意，于寻常处生奇景，表现出旷达超脱的胸襟，寄寓着超凡脱俗的人生理想。上片着眼于雨中，下片着眼于雨后，全词体现出一个正直文人在坎坷人生中力求解脱之道，篇幅虽短，但意境深邃，内蕴丰富，诠释着作者的人生信念，展现着作者的精神追求。
首句“莫听穿林打叶声”，一方面渲染出雨骤风狂，另一方面又以“莫听”二字点明外物不足萦怀之意。“何妨吟啸且徐行”，是前一句的延伸。在雨中照常舒徐行步，呼应小序“同行皆狼狈，余独不觉”，又引出下文“谁怕”即不怕来。徐行而又吟啸，是加倍写；“何妨”二字透出一点俏皮，更增加挑战色彩。首两句是全篇枢纽，以下词情都是由此生发。“竹杖芒鞋轻胜马”，写词人竹杖芒鞋，顶风冲雨，从容前行，以“轻胜马”的自我感受，传达出一种搏击风雨、笑傲人生的轻松、喜悦和豪迈之情。“一蓑烟雨任平生”，此句更进一步，由眼前风雨推及整个人生，有力地强化了作者面对人生的风风雨雨而我行我素、不畏坎坷的超然情怀。
上阕表现出旷达超逸的胸襟，充满清旷豪放之气，寄寓着独到的人生感悟，读来使人耳目为之一新，心胸为之舒阔。
下阕由雨中情怀的抒发转入对雨后放晴的描述。过片到“山头斜照却相迎”三句，是写雨过天晴的景象。这几句既与上片所写风雨对应，又为下文所发人生感慨作铺垫。
结拍“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这饱含人生哲理意味的点睛之笔，道出了词人在大自然微妙的一瞬所获得的顿悟和启示：自然界的雨晴既属寻常，毫无差别，社会人生中的政治风云、荣辱得失又何足挂齿？句中“萧瑟”二字，意谓风雨之声，与上片“穿林打叶声”相应和。“风雨”二字，一语双关，既指野外途中所遇风雨，又暗指几乎致他于死地的政治“风雨”和人生险途。
刘永济在《唐五代两宋词简析》中说：“东坡时在黄州，此词乃写途中遇雨之事。中途遇雨，事极寻常，东坡却能于此寻常事故中写出其平生学养。上半阕可见作者修养有素，履险如夷，不为忧患所摇动之精神。下半阕则显示其对于人生经验之深刻体会，而表现出忧乐两忘之胸怀。盖有学养之人随时随地，皆能表现其精神。东坡一生在政治上之遭遇，极为波动，时而内召，时而外用，时而位置于清要之地，时而放逐于边远之区，然而思想行为不因此而有所改变，反而愈遭挫折，愈见刚强，挫折愈大，声誉愈高。此非可悻致者，必平日有修养，临事能坚定，然后可得此效果也。”
苏轼的一生是起伏跌宕的一生。
嘉祐元年（1056年），苏轼首次出川赴京，参加朝廷的科举考试。苏轼的《刑赏忠厚之至论》获得主考官欧阳修的赏识，苏轼一时声名大噪。正要大展身手时，突然传来母亲病故的噩耗，随父回乡奔丧。
嘉祐六年（1061年），苏轼应中制科考试，即通常所谓的“三年京察”，入第三等，为“百年第一”，授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判官。四年后还朝，任判登闻鼓院。治平三年（1066年），苏洵病逝，苏轼扶柩还乡，守孝三年。三年之后，苏轼还朝。此时，震动朝野的王安石变法开始。苏轼的许多师友，包括当初赏识他的欧阳修在内，因反对新法与新任宰相王安石政见不合，被迫离京。朝野旧雨凋零，苏轼眼中所见，已不是他二十岁时所见的“平和世界”。熙宁四年（1071年），苏轼上书谈论新法的弊病。王安石颇感愤怒，于是让御史谢景在神宗面前陈说苏轼的过失。苏轼于是请求出京任职，被授为杭州通判。
熙宁七年（1074年）秋，苏轼调往密州（山东诸城）任知州。熙宁十年（1077年）四月至元丰二年（1079年）三月，在徐州任知州。元丰二年（1079年）四月调为湖州知州。上任后，他给神宗写了一封《湖州谢表》，被新党利用，七月二十八日，苏轼被御史台的吏卒逮捕，解往京师，受牵连者达数十人。这就是北宋著名的“乌台诗案”。乌台诗案这一巨大打击成为苏轼一生的转折点。新党们非要置苏轼于死地不可，救援活动也在朝野同时展开。在大家努力下，这场诗案因王安石“安有圣世而杀才士乎？”一言而决，苏轼得到从轻发落，贬为黄州（今湖北黄冈）团练副使。黄州团练副使一职相当低微，并无实权。苏轼到任后，心情郁闷，曾多次到黄州城外的赤壁山游览，写下了《赤壁赋》、《后赤壁赋》和《念奴娇·赤壁怀古》等名作，以此来寄托他谪居时的思想感情。
元丰七年（1084年），苏轼离开黄州，奉诏赴汝州就任。由于长途跋涉，旅途劳顿，苏轼的幼儿不幸夭折。汝州路途遥远，且路费已尽，再加上丧子之痛，苏轼便上书朝廷，请求暂时不去汝州，先到常州居住，后被批准。当他准备要南返常州时，神宗驾崩。常州一带水网交错，风景优美。他在常州居住，既无饥寒之忧，又可享美景之乐，而且远离了京城政治的纷争，能与家人、众多朋友朝夕相处。苏轼于是选择常州作为自己的终老之地。
元丰八年（1085年），宋哲宗即位，高太后以哲宗年幼为名，临朝听政，司马光重新被启用为相，以王安石为首的新党被打压。苏轼复为朝奉郎知登州（蓬莱）。四个月后，以礼部郎中被召还朝。在朝半月，升为起居舍人。三个月后，升中书舍人。不久，再又升翰林学士、知制诰，知礼部贡举。 当苏轼看到新兴势力拼命压制王安石集团的人物及尽废新法后，认为其与所谓“王党”不过一丘之貉，再次向朝廷提出谏议。他对旧党执政后，暴露出的腐败现象进行了抨击，由此，他又引起了保守势力的极力反对，于是又遭诬告陷害。苏轼至此是既不能容于新党，又不能见谅于旧党，因而再度自求外调。
元祐四年（1089年），苏轼任龙图阁学士、知杭州。苏轼第二次到杭州做官。苏轼在杭州过得很惬意，自比唐代的白居易。但元祐六年（1091年），他又被召回朝。但不久又因为政见不合，元祐六年八月调往颍州任知州、元祐七年（1092年）二月任扬州知州、元祐八年（1093年）九月任定州知州。元祐八年高太后去世，哲宗执政，新党再度执政。绍圣元年（1094年）六月，贬为宁远军节度副使，再次被贬至惠州（今广东惠州）。绍圣四年（1097年），年已六十二岁的苏轼被一叶孤舟送到了徼边荒凉之地海南岛儋州（今海南儋州）。
宋徽宗即位后，苏轼相继被调为廉州安置、舒州团练副使、永州安置。元符三年四月（1100年），朝廷颁行大赦，苏轼复任朝奉郎。北归途中，苏轼于建中靖国元年七月二十八日（1101年8月24日）在常州（今属江苏省）逝世，享年六十五岁。苏轼留下遗嘱葬汝州郏城县（今河南郏县）钧台乡上瑞里。次年，其子苏过遵嘱将父亲灵柩运至郏城县安葬。
苏轼宦海浮沉
梳理一下苏轼一生呆过的地方。
四川眉州——京城（汴京）——四川眉州——凤翔——京城——四川眉州——京城——杭州——密州——徐州——湖州——京城——黄州——常州——登州——京城——杭州——京城——颍州——扬州——定州——惠州——儋州——廉州——永州——常州。
苏轼在六十四岁的人生中，经历太丰富了。入京考试前在家乡四川眉州十九年，为母亲和父亲守孝各三年，在家乡一共二十五年。在剩下的三十九年中，苏轼的人生可以说得上是大起大落，时而重用，时而被贬。除了在京城外，在其他地方任职就呆过十五个地方。
正是苏轼“一蓑烟雨任平生”、“也无风雨也无晴”的人生态度，在坎坷人生中力求解脱之道，才没有击垮苏轼，反而成就了苏轼，使苏轼成为我国历史上著名的文学家、书法家、美食家、画家，历史治水名人，“全才式的艺术巨匠”。
苏轼在文、诗、词三方面都达到了极高的造诣，堪称宋代文学最高成就的代表。而且苏轼的创造性活动不局限于文学，他在书法、绘画等领域内的成就都很突出，对医药、烹饪、水利等技艺也有所贡献。苏轼典型地体现着宋代的文化精神。
苏轼的人生态度成为后代文人景仰的范式：进退自如，宠辱不惊。由于苏轼把封建社会中士人的两种处世态度用同一种价值尺度予以整合，所以他能处变不惊，无往而不可。另外，苏轼的审美态度为后人提供了富有启迪意义的审美范式，他以宽广的审美眼光去拥抱大千世界，所以凡物皆有可观，到处都能发现美的的存在。
苏轼塑像
通过《自题金山画像》从侧面也可以看出苏轼旷达的人生态度。
《自题金山画像》
宋代：苏轼
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
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
《自题金山画像》以自嘲的口吻，抒写平生到处漂泊，功业只是连续遭贬。诗人面对当年自己的画像，抚今追昔，感慨万千，既有对目前垂垂老矣的描述，也有对自己一生的总结，多重感情交织在一起。造语苍凉，寓庄于谐，言有尽而意无穷。
让我们来看看他在这三个地方干了什么？
黄州：
游赤壁山，写下《赤壁赋》、《念奴娇·赤壁怀古》；用心创作，写下《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卜算子·黄州定慧院寓居作》《临江仙·夜归临皋》等名篇；安心做个“凡人”，耕种、盖房，研究美食、养生、酿酒……
惠州：
兴修水利，兴办教育，吃荔枝、赏美景、爱朝云……
儋州：
把自己活成儋州人，与当地百姓打成一片，赏尽海南的奇异风光，深爱上这片南荒之土。他还办学堂，介学风，成为这里的文化开拓者、播种人。于是，儋州有一种村，叫东坡村；有一种井，叫东坡井；有一种田，叫东坡田；有一种帽，叫东坡帽；还有一种语言，叫东坡话……
在这三个地方，他失意苦闷，却活得轻松潇洒；他经济拮据，却过得有滋有味。在这里，他成就了文学的巅峰，塑造了伟大的人格，达到了超然的人生境界。比起那些虚名浮利，这些才是最重要的，也是他引以为豪的，故曰“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当然，这里还有一种自我解嘲的意味，把生命中的苦难当成一个笑料，也十分符合苏东坡“无可救药的乐天派”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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