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谢永宣，广州青年才俊，大明泉社学术研究部学术委员。博览群书，求真务实，精益求精，专注研究明代铸币史、经济史等。
摘 要
明代前期重钞轻钱，中后期执行以银为主、以钱为辅的货币政策，以及其他因素，导制铸钱总数比起唐宋时期铸钱量要少得多，仅多于元代而已。嘉靖钱的铸造沿袭了“保持年铸颔有限、铸钱务求厚重精整的明代钱法传统”(1)，铸钱质量在明钱中属于上乘，顾炎武称之为洪武以来最为精工。然而，却也是因嘉靖钱铸造成本过高等原因，使得原定的铸额时常无法完成。本文主要从铸局方面入手，对嘉靖通宝的铸造数量进行简要探析。
关键字：嘉靖、嘉靖通宝、铸钱、铸造数量、铸局
一、两京铸局（工部宝源局、南京工部宝源局）
嘉靖通宝于嘉靖六年（1527）十二月准铸，正式开铸则是嘉靖七年，嘉靖四十四年正式停铸。铸钱具体由工部承办，户部提供所需银两，岁铸量为工部宝源局“六年奏准铸造嘉靖通宝一千八百八十三万四百文”(2)；南京工部宝源局稍晚于八年开铸，岁铸定额“铸造二千二百六十六万八百文”(3)。
铸钱前期，实际上两京铸局原定奏准的定额是没有足额完成的。在嘉靖十八年十月，对此前没有完成的铸额进行过清查，得“查嘉靖制钱，尚有一万四千五百七十九万九千三百六十文，未曾补铸。”(4)，经商议“补铸嘉靖制钱命两京工部各监造”(5)，但后工部复议“铜、锡等料，俱出南京，且工巧而物贱，宜俱令南京铸造。上从之”(6)，最终由南京工部宝源局负责对未完成的铸额进行补铸，至于最终是否完成补铸，尚有待考证，但想来还是较为困难的。
嘉靖二十年五月，“工部（工部宝源局）奏铸造制钱，得不偿失，请暂停止”(7)，得到了世宗的准许。至此，工部宝源局暂时停铸，直到嘉靖三十一年“改造新局於东城明时坊，即今宝源局，专铸制钱及铜铁器皿”(8)，才有其记录，在相关论述嘉靖朝铜钱政策的文中也有“十多年后，工部重开铸局”(9)的观点，有理由相信，工部宝源局是从搬迁新局开始这一时期才又重新开始铸钱的。这一时期，也是嘉靖朝廷财政最为窘迫的时候。但南京工部宝源局似未受影响，有见“嘉靖二十三年，题准扬州淮安府杭州三处钞关，将船料银一万二千两解送南京工部幇助铸造制钱”(10)的记载。
铸钱中后期，这一时期两京铸局铸钱数量比前期还要少。嘉靖四十三年，内阁首辅徐阶上疏条陈铸钱“有五害焉、户工二部。每年以二万八千两有用之银。投诸无用之地。一也”(11)，这第一害就明确指出当前户工二部铸钱每年花费二万八千两，再结合云南宝源局嘉靖四十二年“自本年为始定议每年动支太仓银一万五千两”(12)所述，可以得出两京铸局在这一时期的每年铸钱花费为一万三千两。参照云南宝源局“盐课银二万两”铸“三千三百一万二千文”进行大概推算，两京铸局在这一时期的年铸钱量约2146万文。
这一时期，也曾发生过停铸现象。嘉靖四十三年，工部宝源局“匠役人等侵料减工，致轻小滥恶不堪行用者”(13)，内阁首辅徐阶上疏条陈铸钱五害，于是铸匠治罪钱局停铸。直到嘉靖四十四年，再次开铸，又因为“旋边劳费以鑢铴代之，而铸工竞用铅锡以便剉，奸徒盗铸并金背亦不售，闾阎大困，后用部议止勿铸”(14)。嘉靖四十四年，两京铸局在嘉靖朝的铸钱活动，全部终止。
在嘉靖朝铸钱过程中，由于战事频发军费剧增，朝廷开始出现了长期的财政危机，迫切的想增加铜钱铸量。在嘉靖二十三年，朝廷曾试图发行虚值大钱来贴补财政“命工部造嘉靖通宝钱依洪武折二、当三、当五和当十钱各三万文，钱背注明记重文字”(15)，但这个试图的试验似乎也并不成功，下达的铸额被怀疑并没有完成，之后整个嘉靖朝就再也没有铸造大钱的记录。
综上述，两京铸局即工部宝源局和南京工部宝源局，做为嘉靖时期最主要的两个铸局，由于铸钱铜料难获、工本不敷等客观因素，以及皇帝荒怠政务、严嵩专政等情况，实际是没有完成即定的岁铸额。若按嘉靖二十年以前岁铸额足额计（考虑补铸全部完成的情况）、算上工部宝源局的停铸、嘉靖三十一年后两京铸局以年花费一万三千两的铸本计算，两京铸局整个嘉靖朝期间所铸嘉靖通宝不多于105446万文。
二、云南钱局
嘉靖三十一年开始，东南沿海的浙江、山东、福建、广东等省均饱受“倭患”，同时在北方与蒙古诸部的战事不继发生，朝廷不得不派出大量军队抵御，财政极度困窘，皇帝想要铸钱的心情此时变得尤为迫切。嘉靖三十三年九月户部谈财政困难的奏疏“太仓见贮库银不满三四十万两, 而应发各镇年例尚欠七十八万, 各项商价尚欠二十八万余两, 而光禄借补供应, 军士冬衣布花犹在其外国用容急, 未有甚于此时者也”(16)，为此，朝廷采取多种措施应对，除了重开工部宝源局，最重要的一条就是增开云南钱局。
“嘉靖三十四年，题准云南铸钱，每年扣留该省盐课银二万两、就近买料、雇匠鼓铸嘉靖通宝钱、年额三千三百一万二千文。令参政一员专理。每年十月以里铸完、差官起解户部、贮太仓库。专备九边年例、京营料草折色、文武官折俸等项支用”(17)。云南局开铸后的状况并不好，颇为不易。嘉靖三十七年运南巡抚“查得铸钱工料，铜锡采之于山收买颇易，炉甘石、松香煤炭产于夷方，运辨艰难，匠作取于楚雄等府人性旷野，率多不堪且计所得为利不多”(18)。另外，当地民间习用海贝作为货币，铜钱难以通行，只能不远万里运至京城国库，耗费的成本太高没有什么铸息可言，多次奏请停铸却没有得到答应。“未几，巡抚王昺言费多入少，乞罢铸。帝以小费不当惜，仍命行之。越数年，巡按王诤复言宜罢铸”(19)。
云南局奏准的岁铸额是没有完成的。在嘉靖四十二年，工部清查云南铸钱耗费，以便于此后每年酌量定额，查后尚书高耀奏书“嘉靖三十三年四月起至四十一年十月止计八年六个月，通共用过太仓银一十三万两，每年约用银一万五千二百余两，自本年为始定议每年动支太仓银一万五千两”(20)，可知，嘉靖四十一年十月前云南铸钱共耗太仓银一十三万两，自此之后每年铸本定额一万五千两，再结合“盐课银二万两”铸“三千三百一万二千文”进行大概推算，到四十四年五月停铸止时，云南局在开铸的十一年左右时间里，铸钱数量共大约27945万文。
三、其他铸局
关于嘉靖朝期间，是否还有其他铸局的论断，也是学界一个有争辨的事情。在嘉靖六年议铸钱时，有“令工部查照永乐宣德年间事例，差官于直隶并河南、闽广铸造嘉靖通宝，解京贮内府司钥库”(21)的记载，对于这个在私铸地增铸的建议，世宗以“若令私铸地方开炉铸造，则奸弊愈滋”(22)为由，没有接受；嘉靖三十四年，在当时户部对云南开铸事宜的覆言中尚有 “并行两广、福建、山东、凡出铜地方，如例遵行”(23)的字句，实际这也是对嘉靖初议铸钱时开铸的铸局只限于两京铸局的佐证。至于嘉靖三十四年“并行两广、福建、山东、凡出铜地方，如例遵行”，最后却也是没有下文。从已开铸的北京、南京、云南三地的铸局来看，都没有达到原定的铸额，似乎也没有再广开铸局的必要。
四、嘉靖朝的私铸
世宗登基时，正面临着货币法令难行、铜钱私铸恶滥的局面，这对于锐意图进的嘉靖帝当然难以坐视，很快推出了包括开铸“嘉靖通宝”钱在内的多项货币政策，力图整顿并重建货币秩序。然而，嘉靖朝虽有法令禁止私铸，但基于客观实际，面对私铸钱的的流通却又采取默许的态度，只要铸钱质量不影响流通都是允许的；中后期甚至还确立了其与官铸钱的兑换率，承认其存在之合法性，结果就是导制在嘉靖朝市面上是充斥着大量私铸钱。这个时期的私铸钱，无法统计，暂不计。
小 结：明前期实行的银钱之禁，本意是为了保障宝钞的顺利通行，然而纸币的滥发无度和缺乏统一有效的财政管理，使得钞法至弘治年间已经溃不可行，随着商品经济的恢复和发展，通货不足的情形日益严重，朝廷被迫解禁铜钱，并不断重视钱法疏通。嘉靖朝开铸嘉靖通宝，本意即是为重新整顿钱法。然而，在铸造过程中，开铸的工部宝源局、南京工部宝源局、云南局三个铸局却都没有达到原定的铸额，在嘉靖朝期间，三个铸局铸钱总量应不多于133391万文（按1000文每贯计算，约134万贯）。这个铸钱数量的计算方式，实际是偏多的，但就以这个铸钱数量与唐宋相比较，那还是少太多。“北宋是我国历史上铜钱年铸行量最多的时期, 平均年铸行量达到二百多万贯。最高年铸行量达到四五百万贯, 约相当唐代年产量的十余倍”(24)，嘉靖共37年时间里所铸嘉靖通宝的总量尚不及1年的北宋年均铸币量，就算是与唐朝相比也是少得多。
参考文献：
（1）《明代钱法变迁考》王裕巽
（2）《大明会典》卷之三十一
（3）《大明会典》卷之三十一
（4）《皇明经世文编 》卷之一百五
（5）《明实录世宗实录 》卷之二百三十
（6）《明实录世宗实录》卷之二百四十
（7）《钦定续文献通考》
（8）《大明会典》卷之一百九十四
（9）《明嘉靖朝铜钱政策的探讨》张瑞威
（10）《钱通》第1部分
（11）《皇明经世文编》卷之二百四十四
（12）《万历会计录》卷四十一
（13）《钱通》第1部分
（14）《续通典》钦定续通典卷十三
（15）《明实录世宗实录》卷之二百八十二
（16）《明世宗实录》卷四一四
（17）《大明会典》卷之一百九十四
（18）《万历会计录》卷四十一
（19）《明史》志第五十七
（20）《万历会计录》卷四十一
（21）《大明会典》卷之三十一
（22）《明实录世宗实录》大卷之八十三
（23）《明实录世宗实录》大卷四百二十
（24）《北宋钱币概论》汪圣铎、《北宋铜钱》阎福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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