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 者 简 介
魏自纯，
云南陆良青年才俊，
大明泉社学术研究部学术委员。
挚爱大明云南铸钱，造诣颇深。
大明洪武初，天下混一，四方宾服，独云南一隅未奉正朔，梁王把匝剌瓦尔密以故元宗室，裂土滇南。太祖欲以兵取之，又恐劳师费财、重伤子民。乃於洪武五年（1372）春正月癸丑，遣翰林院待制王褘赍诏谕云南，次年（1373）冬十二月，鞑子瘗诏使王禕于北寺。七年（1374）秋八月，遣元威顺王子伯伯赍诏往谕云南。八年（1375）秋九月，命湖广行省参政吴云使云南，遭铁知院等斩于沙塘。十三年（1380），梁王把匝剌瓦尔密负约反叛，太祖曰：“云南自昔为西南夷，至汉置吏，臣属中国。今元之遗孽把匝剌瓦尔密等自恃险远，辄害使臣，在所必讨。”十四年（1381）秋九月壬午朔，太祖调北征南，命颖川侯傅友德为征南将军、永昌侯蓝玉为左副将军、西平侯沐英为右副将军，率步骑兵三十万前往平之。十五年（1382）滇南平定，二月，改中庆路为云南府，置云南布政司。
明洪武年间承云南平定之初，朝廷在加强对云南军事镇戍的同时，亦强调「因俗而治」与「怀之以德」的统治原则，故对当地传统的经济习惯与货币文化也抱以高度尊重。市肆，滇谓之街子，以其日支名之，如子日则曰鼠街，寅日则曰猫街，午日则曰马街之类，至期则四远之物毕至，午前而聚，抵暮而罢，交易用贝子。顾炎武《肇域志》写道：“贝俗呼〈貝巴〉，本南海甲虫，滇人皆用以代银。其数一颗为庄、四颗为一手、四手为一苗、五苗为一索、九索折银一钱。凡市井贸易皆用之。甚便。”太祖为了解当时云南使用贝币的详情，曾诏敕云南荡山寺无极长老撰写《贝生赋》供其参考。《朝天集·贝生赋》载：『其为用也，独贝呼庄，手乃二对，八十成索，二十索为袋。五金任其低昂，百物由其项背。』滇南海贝计数之法，元明记录皆同：一贝称庄，四贝称手（合四庄），十六贝称苗（合四手），八十贝称索（合五苗），一千六百贝称袋（合二十索）。政府在云南限於客观的经济社会因素，采取弹性政策，准许贝币继续作为法定货币在市场上流通，与钞并行。然而，明廷仍期望强化纸币在云南通货体系的地位，而经常藉由核发俸给、提供经费、赏赐与振济等途径运钞至云南以供地方财用与流通，使当地民众渐习於内陆钞法。
史载，明代云南首铸制钱始於孝宗弘治十六年（1503）。按常理说，应该不会有明早期年号滇钱传世，但今见有“洪武通寳”、“永樂通寳”、“宣德通寳”，等明早期年号滇钱，泉界称之为云南土司钱。所谓的土司钱品种繁多，据传多出於云南大理，其具体铸造年代不详，“唐、宋、金、元、明”年号钱均有，亦有自铸钱文者。根据明代年号推断，铸造年代下限或为隆庆。目前所见版别有：開元通寳、太平通寳、至和通寳、聖宋元寳、大觀通寳、大定通寳、太定通寳、至大通寳、弘武通寳、洪武通寳、永樂通寳、宣德通寳、弘治通寳、嘉靖通寳、隆慶通寳、大周通寳（释文含争议）、太平信寳（释文含争议）、水官通寳、火官通寳、太官通寳、大吉大利（铅钱）、白事大吉（铅钱），等。然查遍史料，毫无丁点线索可循。有泉友猜测此为冥钱，非也非也。云南久系化外之地，东周至清初主要流通贝币，当地人不谙钱法，且明代正好为云南历史上的行贝高峰期，岂有铸币随葬之理。再者，若是冥钱的话，仅凭民间匠人之力显然难以做到生产出钱文风格如此统一、数量如此庞大的铸币，尤其神秘。（注：大吉大利和白事大吉铅钱可能系冥钱。）
明代早中期“建文”、“正统”、“景泰”、“天顺”、“成化”、“正德”朝并未正式铸行钱币。天顺一朝，市面广泛使用白银和纸币，少量流通铜钱。《大明会典》卷之三十一·库藏二·〈钱法〉记载：『〇天顺四年、令民间除假钱、锡钱外。凡历代、并洪武、永乐、宣德铜钱、及折二当三、依数准使。不许挑拣』20世纪80年代，云南省楚雄彝族自治州出土过一枚“天順通寳”光背大钱（面重轮重穿）。该钱直径73毫米，厚3毫米，重达60余克，且笔画字口犀利，未经流通磨损，厚重大气，包浆自然，与上博所藏嘉靖通寳大钱（此钱亦出自云南，直径72毫米，重67.5克，双面重轮重穿）铸造工艺基本一致，钱币风格也有神似之处，面文如出一手。《明史》卷八十一·志第五十七·〈食货五〉记载：『世宗嘉靖六年（1527），大铸嘉靖钱。每文重一钱三分，且补铸累朝未铸者。三十二（1553）年铸洪武至正德九号钱，每号百万锭，嘉靖钱千万锭，一锭五千文。』由此可知，嘉靖朝曾两次补铸洪武至正德等累朝未铸年号钱，天顺即在此列。
明中叶，随着宝钞的通货功能日趋式微，官俸与军饷的支付已部分用铜钱为媒介。然而，在洪武八年（1375）至弘治十六年（1503）之间，全国铸钱总量偏低，远不及唐宋时期。《古今治平略》卷九·〈国朝钱币〉记载：『弘治时，钞三千贯不过四两余矣，自是钞法遂废，格不行。』弘治十六年（1503），明廷深知钞法难以维持，遂计划开局铸钱，期能藉由货币权与货币投放的掌控，以维系货币体系与国家财政稳定。此后，明代制钱在全国货币结构的比重也日趋提高。在明代中后期行钱过程中，云南因产铜之故，自始即受到官方高度的重视。政府曾多次尝试在云南铸铜钱，使之在云南各地流通，以期取代贝币在流通中的主导地位。明廷计划在云南铸行制钱以供流通，初始於孝宗弘治十六年(1503)。嵇璜的《钦定续文献通考》卷十一·〈钱币考〉记载：『十六年二月铸弘治通寳钱。先是二年九月，户部请令宝源局并各省开局鼔铸“弘治通寳”，帝以各处开铸未免纷扰，惟宝源局铸钱，令工部防详以闻。工部言今民间洪武等钱俱不用，倘铸弘治通寳而更不行徒费无益乃止。至是又令议铸钱。户部乃议令两京及各省按照《诸司職掌》所载铸钱多寡之数，请损益之，北京照初年北平旧数，南京地广宜增一倍，……云贵视四川，每岁陆续铸造。』今所见滇版弘治通寳制钱铸量极大、工艺上佳。有趣的是，神秘的云南土司钱中许多品种皆为滇版弘治手，“通寳”二字如一手所书。“弘武通寳”、“弘治通寳”、“太定通寳”、“太平通寳”、“太官通寳”、“水官通寳”、“火官通寳”、“大周通寳”，等皆是。此外，现藏於国家博物馆的一枚弘治通寳大钱亦如此，直径达39毫米，重12.8克。该弘治大钱海内孤品也，20世纪30年代，钱币学家郑家相首得於北地，后来归藏泉家罗伯昭。今观此弘治通寳大钱，滇派书风无疑，其面文风格与滇弘治小平如一手所书，可能是孝宗弘治十六年（1503）朝廷於云南首铸制钱时铸造。有明一代，滇南大钱均鲜见，或许因滇地夷人用贝之故，制钱不行，大钱铸额亦不多。迨至南明，随着贝币经济式微，钱法渐通，折银大钱才在云南广泛流通开来。
世宗嘉靖三十四年(1555)四月，明廷於云南再度开炉铸钱，至嘉靖四十四年(1565)停。
《明史》卷八十一·志第五十七·〈食货五〉记载：
『给事中殷正茂言：“两京铜价大高，铸钱得不偿费。宜采云南铜，运至岳州鼓铸，费工本银三十九万，可得钱六万五千万文，直银九十三万馀两，足以少佐国家之急。”户部覆言：“云南地僻事简，即山鼓铸为便。”乃敕巡抚以盐课银二万两为工本。未几，巡抚王昺言费多入少，乞罢铸。帝以小费不当惜，仍命行之。越数年，巡按王诤复言宜罢铸。部议：“钱法壅滞者，由宣课司收税以七文当一分。奸民乘机阻挠，钱多则恶滥相欺，钱少则增直罔利，故禁愈繁而钱愈滞。自今准折听民便，不必定文数，而课税及官俸且俱用银。”乃罢云南铸钱，而从户部议。』
《钦定续文献通考》卷十一·〈钱币考〉记载：
『三十四年（1555）四月令云南开铸。给事中殷正茂言：“两京铸钱以铜价太高，得不偿费，可采云南铜自四川运至岳州府城陵矶开铸。”户部覆言，城陵矶五方杂遝恐奸宄易兴，云南地僻事简，即山鼔铸为便。宜敕云南抚臣每年扣留盐课银二万两为铸本，岁铸“嘉靖通寳”钱三千三百一万二千文。令叅政一员专理每年十月内铸完差官解贮太仓库备用。从之。至三十七年七月，云南巡抚王昺奏乞罢之。不聴。四十四年，云南巡按王诤复言，铸钱利少费多，不若征银解部。部覆准行。五月遂罢云南铸钱。
……
四十年四月，内库乏钱，命取云南新钱进用，以户部尚书高耀执奏而止。
耀奏云南钱原备京邉俸粮，非进内蔵数也。帝乃止，仍令两京发银二万两工部铸造进用，至四十三年十一月以停止工部铸钱，命户部每年将南京云南及税课司解收好钱一千万文送司钥库备用。』
今云南省曲靖市会泽县万寿宫（即“江西旅会泽同乡会馆”）藏有一枚巨型“嘉靖通寳”。它是迄今所见世界上最大、最厚、最重的古代金属铸币，“天南铜都”会泽也因此获得“钱王之乡”的美誉。该钱为方孔圆钱，光背。直径58厘米，厚3.7厘米，重41.5公斤。穿径10.24厘米，有内外廓，外廓宽3.5厘米，内廓宽度不一，在2.4厘米～3.4厘米之间。面文为“嘉靖通寳”四字，每字见方17厘米×18厘米。文对读，书体魏碑，古朴凝重。经取样分析，含铜90.81﹪，含铁3﹪，含铅0.584﹪，含锌0.532﹪，还含少量银。有关此钱的具体铸造年代有不同说法：《会泽县文物志》中说是大明嘉靖年间东川府开始铸钱时，为纪念开炉而造；《云南货币简史》则认为是清康熙二十年（1681）作为滇铜主要产地的东川（今会泽）为纪念云南嘉靖年间首铸制钱而特铸来镇矿的。值得一提的是，2012-08-13期CCTV-4《国宝档案》栏目介绍它是“明·嘉靖通寳纪念币”。清雍正十二年（1734），朝廷在东川府设“宝云局”（今会泽县耐火材料厂处）开炉铸币，这枚大钱就悬挂在该局的门额上，作为宝云局（旧局）的标志。当时还有一副对联：“一山宝气钟千古；四野炉烟绕万年”。除会泽所藏的这枚巨型嘉靖通寳及上述提到的与滇版天順通寳大钱同风格的嘉靖通寳大钱外，今还见有一类罕见的直径稍小一些的嘉靖通寳大钱，此类钱直径50多毫米，重30克左右，文字风格与云局钱接近，光背风格更是典型西南地区铸造，当系滇版嘉靖通宝折十大钱（或开炉、或样钱，含争议），多见合背者。滇版嘉靖通寳小平钱制作亦上乘，特征为曲士嘉，面文多小变化，见有光背、平背、鏇背、鏇边、毛边……
至于明代云南布政司有无开铸隆慶通寳，因尚无实物资料（不包括云南土司钱隆慶通寳）发现，今仍存争议。《明史》卷八十一·志第五十七·〈食货五〉记载：『嘉靖、隆、万间，因鼓铸，屡开云南诸处铜场，久之所获渐少。』《滇志》卷二十三·〈条答钱法疏〉记述云南巡抚闵洪学曰：“滇夷俗用海贝，骤夺之以钱，蚩蚩之氓哗然，不以为便，翻以为厉。在嘉靖、隆慶之间，经两次铸钱，竟格不行，此尤虑之始也。”上述两则史料说明了在大明世宗、穆宗及神宗时期，政府於云南推行制钱取代贝币皆因通货使用习惯的差异造成云南长期用贝不用钱，滇人不谙内陆币制而作罢，也从侧面反映了隆慶朝云南官方是有铸币的，奈何滇南贝币经济的排挤导致钱法阻滞而作罢。
神宗万历四年（1576）至八年（1580），云南布政司开铸“萬曆通寳”制钱。
《明史》卷八十一·志第五十七·〈食货五〉记载：
『万历四年命户工二部，准嘉靖钱式铸“萬曆通寳”金背及火漆钱，一文重一钱二分五厘，又铸镟边钱，一文重一钱三分，颁行天下，俸粮皆银钱兼给。云南巡按郭庭梧言：“国初京师有宝源局，各省有宝泉局，自嘉靖间省局停废，民用告匮。滇中产铜，不行鼓铸，而反以重价购海〈貝巴〉，非利也。”遂开局铸钱。』
《大明會典》卷之三十一·〈錢法〉记载：
『○萬曆四年題准。行雲南布政司。督令所屬。開局鑄錢。遵照新制萬曆通寳。與國朝制錢。相兼行使。以佐海〈貝巴〉之用
○八年題准。雲南地方。既不用錢。不必鑄造。其在庫錢。著貴州差人於该省搬取以充兵餉』
滇版萬曆通寳制钱与滇版嘉靖通寳制钱一脉相承，极具地域风格，版式有：“类京手”（厂曆）、“类川手”（直厂曆）、大阔缘……
熹宗天启五年（1625）至天启七年（1627），滇南复开鼓铸“天啓通寳”，此时云南普及行用制钱，钱法渐开，效益顶好。
《明熹宗悊皇帝实录》卷之六十一记载天启五年七月（1625）：
『○滇南始开鼓铸。旧俗用贝，议者以滇产铜，用钱兴利甚便，至是始易之。』
《滇志》卷二十三·〈条答钱法疏〉记述云南巡抚闵洪学在论及天启六年云南铸行制钱的情形：
『成钱七十余万文，業於七月初十日行之省城矣。钱之将行，市间尚噴噴偶语，臣等酌行钱便益，条为十一款，刊布简明告示，又编为歌谣，诱导愚俗。七月之朝，则集省城官吏、师生、鄉约、木鐸人等而申告之曰：“钱非他，乃“天啓通寳”也。滇虽荒服，同廩正朔，寧敢独處化外！”眾皆唯唯。……半月来，持银换钱者肩摩於局之门，憾无多钱以應之耳。蓋滇之有钱，自今天启六年始矣。』
《明熹宗悊皇帝实录》卷之八十三记述天启七年（1627）四月：
『○工部复巡按云南朱泰祯请，委本省按察司副使孙同伦专理钱法，并速赐敕书得旨据奏滇南荒檄钱法已可通行。本内说五便之术，具见该地方官苦心计画。著颁给京师钱式，炤样鼓铸，孙同伦专理钱法敕书作速给与以便责成。』
此次铸钱的成效优於过去的原因，一来是因为云南是铜产地，兑换制钱较外地价廉，二来则是因为随着云南商品经济的进一步繁荣，贝币贬值愈益明显。明末，云南商品经济发展、交易的规模扩大，贝币因价值过于低廉，在大额交易时的不适性愈为凸显，其供应量又无法满足市面所需，“以钱代贝”的需求亦随之出现。“天啓通寳”制钱在云南再度铸行后，弥补了当时因东南亚贝币输入减少所造成的小额货币不足问题。滇版天啓通寳制钱面文变化明显，版式丰富，有光背、背鏇、背上“闪电纹”（小闪电、中闪电、大闪电）、背上“祥云纹”、背上“云”（小云、中云、大云、狭云、昂云、隐云），等。此外，滇版“天啓通寳”背上“云”钱还有大量阴、阳纹炉记，如背上“云”四出、背上“云”右“X纹”、背上“云”下“三竖纹”、背上“云”右“三斜纹”、背上“云”下“四斜纹”、背上“云”右“四斜纹”、背上“云”下“五斜纹”、背上“云”右“隐纹”、背上“云”下“隐纹”……明代云南背炉记系列钱多见於“天啓”、“崇禎”年号钱，此类滇版“天啓通寳”背上“云”符号钱与滇版“天啓通寳”背上“闪电纹”钱一样，皆为固定版炉记，有云南泉友称之为“雨纹”，正合《易经》“云行雨施，品物流形。大明终始，六位时成，时乘六龙以御天”也。
思宗崇祯时期，朝廷照旧在云南铸钱，其规模与数额亦远超天启行钱时期，且较内陆其他铸局的铸钱情况来说，云南铸钱成效甚佳。
《云南历史货币》·第三章·方孔圆钱·第二节·〈大西农民军废贝行钱〉记载：
『明朝天启六年（1626年），再次铸钱，同年八月二十一日在昆明正式宣布行用制钱。当时适逢海〈貝巴〉急剧贬值，适行效果较好，省城及其附近地区，市场开始行用制钱。明崇祯元年（1628年），换铸“崇禎通寳”，继续投入市场，制钱终于在货币流通领域站住脚跟。』
《钦定续文献通考》卷十一·〈钱币考〉记载：
『崇祯二年(1629)以私钱殽杂，通行禁止，惟秦、楚、蜀、滇四省系产铜地方，未议概停。
……
三年(1630)令各省开铸采铜，御史饶京言：“铸钱开局，本通行天下，今乃苦无铸息，旋开旋罢，自南北两局外，仅存湖广、陕西、四川、云南及宣、密二镇……”』
《明史》卷八十一·志第五十七·〈食货五〉记载：
『三年，御史铙京言：“铸钱开局，本通行天下，今乃苦於无息，旋开旋罢，自南北两局外，仅存湖广、陕西、四川、云南及宣、密二镇。”』
大明三百年，云南铸造量最大的制钱非“崇禎通寳”莫属。滇版崇祯钱今泉界又分为崇祯本朝版和永历补铸版（说法含争议）。本朝版铸量远不及补铸版，且直径较小，多在二十四、五毫米左右，特征为单点通，版式有：光背、背上星、背上〇、背右星、背左月、背四手（折贝十六枚）、背下工（存疑）、背四决、背窄缘、背中缘、背阔缘、背重轮、背鏇、面四星……而补铸版则直径稍大，达二十六毫米左右，皆为双点通背星钱，面文多变化。所谓的南明永历时期云南补铸版有崇禎通寳（礻禎、示禎、双点平头通、双点菱头通）、弘光通寳（右出弓弘、不出弓弘、双出弓弘、扁弘）、隆武通寳（正隆、下点武、无点武）三种钱币，除年号不同外，版式风格、钱币大小、铜质铜色完全一样，钱币背穿上有一‘星’点。此类钱与其它版式的崇禎通寳、弘光通寳、隆武通寳钱风格不同，区别很大。20世纪80年代以来，陆续有文献记载云南出土了大量明代“崇禎通寳”（双点通版）、“弘光通寳”和“隆武通寳”背星钱的事实，但对于这些钱的性质及铸造者至今还没有统一的结论。在已有的研究成果中，多数学者指其并非当朝所铸，而是南明永历皇帝於滇补铸的。
汤国彦《云南历史货币》·第三章·方孔圆钱·第二节·〈大西农民军废贝行钱〉记载：
『在“抗清扶明”的旗帜下，公元1655年，李定国把永历帝朱由榔护送到昆明，改昆明为滇都。……还补铸了崇祯、弘光、隆武等钱。滇铸南明制钱，以背“星”为特征。』
陈廷凡《对几种方孔圆钱的鉴别》记载：
『永历帝到云南后也铸过三种钱，即崇祯、弘光、隆武。此三种钱背面穿上有一星点，昆明一些墓葬中常有发现，可能是同时同地铸造的。』
其实这样的认识有着一定的局限性，至少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未看到任何确凿的史料证明南明永历朝在云南补铸了“崇禎通寳”、“弘光通寳”和“隆武通寳”三种背星年号钱。或许此类年号钱皆为本朝所铸，亦或许确如大多数钱币学家所言的那样是南明永历时期於云南补铸的。总之，滇钱还有着太多的未知等待着我们去发现认知，此三种“补铸版年号钱”与神秘的“云南土司钱”一样令人产生无限遐想。
思宗崇祯十七年（1644）三月十九日丁未，贼李自成陷京师，帝崩於万岁山。古来亡国之君，有舆榇衔璧，有乐不思蜀，有青衣侑酒，嗟我先帝竟身殉社稷，汉家热血，大明风骨，虽与日月争光可也。呜呼！日月昭昭兮，故国有明。
致谢
余初入坑，泉识尚浅。本文准备仓促，难免有错漏，望诸位泉友斧正！在此，特别鸣谢《大明泉社》、《宝云局》两个网络学术交流群，及泉友郭祥占、李继斌、文彬洁、王奕人、林思源、贾文波的帮助（排名不分先后），再次表示感谢！
参考文献：
清·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第十二卷·〈太祖平滇〉
明·顾炎武，《肇域志》
清·曹贞吉，《朝天集》奉勅赋·〈贝生赋〉
明·官修书，《大明会典》卷之三十一·〈钱法〉
清·张廷玉，《明史》卷八十一·志第五十七·〈食货五〉
明·朱健，《古今治平略》卷九·〈国朝钱币〉
清·嵇璜，《钦定续文献通考》卷十一·〈钱币考〉
明·程泰，《明熹宗悊皇帝实录》卷之六十一
旹·汤国彦，《云南历史货币》第三章·方孔圆钱·第二节·〈大西农民军废贝行钱〉
旹·陈廷凡，《对几种方孔圆钱的鉴别》，《云南文物》1986年06月，第十九期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