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写历史小说，不可避免地会受到史料真实性的质疑。《大清相国》写的是三百多年前的人物和故事，经常被读者和媒体人问到真实性的问题。美国历史学者杜兰特在他的著作《东方的遗产》中说：“绝大部分历史是猜测，其余的部分则是偏见。”杜兰特这句话很流行，很多人拿这个观点来看待历史。这其实是误读。杜兰特说的只是对历史的研究，而非历史本身。历史真相是唯一的，与歪曲、掩盖、粉饰、作假都无关，只不过歪曲、掩盖、粉饰、作假也成了历史的一部分。这是伪历史，尽管它也是历史。
历史小说创作需要想象，这同杜兰特所言历史研究中的猜测和偏见是两回事。我写的是历史小说，不是历史研究专著。真实历史同历史小说必须有区别，这个区别就是历史小说存在的理由。写小说必须虚构，写历史小说也不例外。我不赞同有的学者苛刻地看待历史小说，认为小说故事同历史事件要严格铆合。中国最伟大的古典历史小说是《三国演义》，但它能同《三国志》对照着读吗?如果按有些学者的观点，英国作家希拉里·曼特尔的《狼厅》也不是历史小说，但它恰恰是杰出的历史小说。中国史书典范《史记》反而有大量的小说笔法，如人物对话及情态描写。我觉得，历史小说主要人物须是真实的，人物基本命运是真实的，人物的大致事略是真实的，而小说情节、细节是虚构的。比如说，陈廷敬有一次随康熙皇帝南巡到杭州，皇帝准他的假让他尽情地游览西湖风光。南巡时，皇帝下达过不准扰民的恩款若干条，实际上底下却又做不到，甚至发生官员在杭州偷买女子回京、歹人冒充皇子向官员敲诈钱财等事，都是有史料记载的。写历史小说通常讲，大事不虚，小事不拘。《大清相国》里写的主要事件都是在历史上发生过的，我把陈廷敬放在这些事件中描写，这是符合历史小说创作习惯的。比如，我在小说里写陈廷敬就救灾办法提出修订，这是史料记载的。
但有些专家的意见却让我非常吃惊。比如，我在小说里写到经筵进讲之后，康熙皇帝驾临文渊阁给讲官赐茶。有位专家在《大清相国》研讨会上说文渊阁大学士只是官名，并无文渊阁这么个建筑，指出这是我小说的硬伤。北京故宫东华门内立着那么巍峨的文渊阁，去过故宫的人都能看见，这位文博界专家居然没看见过？我写皇帝赐茶文渊阁是依据史料的，《清史稿·经筵仪》载：“顺治九年，春秋仲月一举，始令大学士知经筵事……毕，帝临文渊阁，赐坐，赐茶……康熙十年举经筵，命大学士熊赐履为讲官，知经筵事。”乾隆朝之后，藏《四库全书》于文渊阁，它成了国家图书馆。
《大清相国》的切入点是科举舞弊案。小说里，无论是山西乡试，还是北京会试，都发生了严重舞弊案。但史实是清顺治十四年（1657）山西并没有发生科举舞弊案。那一年的乡试发生舞弊案件的是顺天府，也就是北京。但舞弊在科举考试中是经常发生的，没有发生舞弊案件不等于没有舞弊。科场舞弊自有科举制度以来就存在，舞弊手法花样百出。那一年顺天府的乡试，应该是整个清朝历史上最大的舞弊案件之一，主要案犯是同考官李振邺和张我朴。我在小说中把丁酉顺天府乡试舞弊案的主犯李振邺放到了会试，这是虚构。合理地移花接木是历史小说创作常见手法。
顺天府乡试考场是当时全国最大的考场，京津冀和关外士子都在顺天府考场乡试，还允许外省考生和八旗子弟、汉军子弟，以及国子监监生在顺天府参加考试。顺治皇帝求贤若渴，真心希望通过科举考试招揽人才，结果发生了舞弊案件，他非常震惊和愤怒。同考官李振邺居然让住在他家的一个考生老乡到生员当中去寻找行贿的人，也就是介绍贿赂。中国历史上，因为科举考试开杀戒就是自顺治皇帝开始。史料记载，顺治皇帝对读书人还是很爱惜的，很多参与舞弊的考生以为自己会被杀头，最后顺治皇帝宽赦了他们，给予他们补考的机会。
可以说，这部小说中间移花接木、无中生有的地方很多，但并没有违背历史小说创作的规律。关键是看对塑造人物是否有利。清朝出现过几次大的科举舞弊案，最著名的江南科场案和顺天府科场案，受查处的人特别多。科举制度是中国古代的重大发明，它对维护社会公正、保持社会活力以及选拔人才做出过重大贡献。但是，它的弊端也是显而易见的，而且这个制度越到后来问题越多。
功名是当时读书人的唯一出路，士子们挤的又是独木桥，以身犯险搞舞弊在所难免。清朝科场舞弊的故事很多。我在小说里面写到有一位叫朱锡贵的考生考取了山西乡试的第一名。这个人几乎是个半文盲，连自己的名字都经常写错。有的读者觉得这个故事写得太夸张了。事实上，这是有依据的。清朝发生的最严重的科场舞弊案是康熙五十年（1711）的江南科场案。有的电视剧表现过类似故事，说考生们把江南贡院牌子取下来，把“贡”（貢）字改成了“卖”（賣）字，把“院”字的双耳旁去掉，“江南貢院”成了“江南賣完”。这是发生在康熙五十年科场舞弊案中的真实事情。那年江南乡试，有两位半文盲中了举人，他俩都是大盐商的儿子，通过花钱中了举人，士林哗然。我在《大清相国》里面写到愤怒的考生们冲进文庙，把孔子的塑像穿上财神爷的戏服抬出来游街。这也是在康熙五十年江南科场舞弊案中真实发生过的故事。这个案件让康熙皇帝震怒，先后派出两批钦差去查，都没有查出结果。因为案子牵涉的人员太多，牵涉的官员级别太高。后来，康熙皇帝不得不亲自审案，才把案子审结。最后把所有参与舞弊的要犯全部杀头，两江总督、巡抚都论罪免职。
小说里有一段康熙想建“圣谕碑”未遂的故事。这个故事是我虚构的，但我的虚构不是凭空的。史料记载，确实有好多地方提出建龙亭，康熙皇帝自己制止了。比如，山西官员和百姓为感谢朝廷减免税赋，先后三次提出建龙亭谢恩，都被康熙皇帝制止了。山西第一次奏请建龙亭时，康熙皇帝说：“大同地瘠民穷，建万寿亭着停止！”康熙皇帝总体上讲是位开明君主。史载，当时陕西巡抚提出修复长城，康熙皇帝说：长城虽固，当年我大清照样长驱直入，问鼎中原。故，重要的是全国军民万众一心，众志成城。所以，康熙皇帝不同意修复长城，认为这是劳民伤财的事。后来，古北口将军也奏请修复长城，康熙皇帝同样驳回了。但是，每逢月吉，全国各地衙门召集士绅宣讲《圣谕广训》，这是真实的故事。我把建龙亭和宣讲《圣谕广训》两桩事放在一起加以虚构，不知是否符合历史小说创作的法则？
《大清相国》中写了许多官场贪腐案，但最后处理的结果往往是职位最低的成了替罪羊被杀头，第一责任人只是罢免或者降职了事。历史上真实的“潜规则”亘古未变。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自古而然。
康熙皇帝当朝晚期吏治松弛，官场腐败相当严重。政治有自己的规律，尽管相当诡异，但绝对不可违背。康熙皇帝在位六十一年，很多大臣忽而被治罪，忽而又起复。康熙雄才大略、功高盖世，但缺点也相当明显，有时对臣工特别严厉，有时待人又过于宽仁，宽严都因时因事因人而异。这是帝制本身存在的问题，所谓乾纲独断即是如此。我不敢说自己塑造了一个很成功的康熙皇帝形象，但我笔下的康熙应该说是立体的、丰富的、有血有肉的。康熙皇帝总体上讲是位明君，他的问题主要出在晚年。
——本文选自王跃文全新随笔精选集《喊山应》
王跃文
王跃文，湖南省作家协会主席，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委员。著有长篇小说《国画》《梅次故事》《朝夕之间》《苍黄》《大清相国》等，小说集《漫水》《无雪之冬》，随笔集《幽默的代价》《无违》等。长篇小说《大清相国》在日本翻译出版，小说集《漫水》在英国翻译出版。曾获第六届鲁迅文学奖。
《喊山应》
王跃文的文学与人生检讨，一份“人间清醒”的立世独白
看王跃文如何在历史和现实面前冲破种种虚妄，看出人世的模样
《喊山应》为著名作家王跃文的全新随笔精选集，既是王跃文对自己31年文学之路的回顾，也从某一个角度客观反映了中国社会31年来的历史变迁。《喊山应》分为“我的文学原乡”“我的文学之路”“我的文学检讨”三部分，附录文学评论文章五篇。在《喊山应》中，王跃文以质朴畅达、幽默睿智的艺术气象，将他的文学之路与人生轨迹交叠，追溯他文学创作的精神脐带，原生态地呈现出他对人性的敏锐观察，记录了他在见证历史中反复确认自我的心灵旅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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