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广西当代少数民族女性作家透过鲜明的社会性别视角，书写着广西少数民族女性日常生活、生命思考和情感体验，我们从中不仅可以深刻揭示男权社会和苦难生活双重压力下女性的隐忍和抗争，还可以挖掘出女性主体意识的觉醒、张扬以及对女性人文关怀和自我救赎的写作态势，其蕴含的女性主义思想对广西当代少数民族文学的建构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少数民族文学；广西当代；女性主义
20世纪80年代以来，广西年轻一代的少数民族女性作家岑献青、陈多、罗小莹、梁志玲、李明媚、陶丽群、纪尘、林虹、刘永娟、许雪萍等以现代和后现代主义的叙述方式呼啸而来，给文学桂军带来了一股清新的空气。她们根植于广西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用真挚的感情、质朴的语言深情地记录了少数民族生命个体的生存状态和现实处境，构建了一个个鲜活生动、多姿多彩的文学世界，成为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广西少数民族女性作家透过鲜明的社会性别视角，揭示了在男权社会压抑和束缚下各族女性艰难困苦的生存处境、大胆苦涩的情感经历、无法掌握的人物命运以及女性精神的觉醒、抗争和自我救赎，并对少数民族女性在新时代中萌动的心灵、真挚的情感、美好的憧憬，以及追求幸福生活、独立自主的心路历程，予以浓墨重彩的书写，洋溢着浓浓的女性意识。
女性主义理论家认为: “女性克服重重困难、拿起笔来进行创作这件事本身就是对大一统的男性文化的冲击。”在男权社会里，女性始终处在传统封建礼教和恶劣生活处境的双重压力之下，默默地承受着生活的苦难和心灵的煎熬。伴随着女权主义运动的兴起，面对女性所受到的性别歧视和悲怆的处境，少数民族女性已然觉醒，并渐渐敢于挣脱被束缚的枷锁，与男权社会抗争并试图颠覆传统。“在传统的男性中心主义社会中，男性是家庭、社会以及一切领域的主宰，是执掌礼教、束缚女性身心自由的霸权者。”广西少数民族女性作家作品以强烈的女性意识、细腻的女性视角对女性在男权社会和生活苦难双重压力下忍辱负重的生存状况给予热切的关注。
其一，男权社会封建礼教对女性的无情摧残。中国封建男权社会的“三纲五常”“三从四德”给女性立下了无数条行为准则与道德规范，给女性带来了极大伤害。壮族女性作家岑献青小说集《裂纹》，正兴的原配妻子因为之前没有生育儿子，就被迫接受丈夫用一匹白马换娶了如花似玉的小老婆平平，而她不会有任何反驳和争辩的余地，只能默默地承受着丈夫带给她的无尽伤害。正清的父亲去世时，为了抢到祖宗的优先保佑，他嘱咐自己的女人，要在赶在正兴的女人出手之前踢倒垫棺的条凳，正清的女人果然抢到前头踢倒条凳，但她一点儿都不兴奋，因为她心里明白这一切都是男人事先安排好的，实际上也是男人一掌把她推进门踢倒条凳的。那一刻，女人在男人的面前，没有任何主宰自己命运的机会。《天孕》里香云的母亲因为不能怀孕生子，就成了晦气和妖孽之人，被整个允峰寨人视为不祥之物处处受到歧视和排斥。“允峰寨的女人，只是被当作传宗接代的工具，她们因性别获得生育的意义，却也因性别失去作为个体的价值。女性在允峰寨的命运，也是许多受困在偏远贫困民族地区的壮家女性的命运。”《逝月》讲述了壮族女性妲的人生悲剧。妲长得清爽爽伶俐、聪明漂亮，这样的女孩子本应有个亮丽的人生，因为家里莫名其妙死了生母、养母，便被视为连克两母的克星、妖孽，而被长老三叔公当作活祭品给众人抬到黑云洞去“祭神灵”。妲逃出来后和阿三相爱生下了云，阿三失踪两年回来后却弃妲而去，妲在绝望中带着云回到允丰寨，但无法被允丰寨的民众接纳，只好绝望地带着云流落他乡。这些落后的宗法势力、婚姻习俗、传统观念对女性形成有形或无形的压迫、伤害和摧残，让女性置身于封建男权制家庭的道德礼教之下，承受了封建礼教最严厉、最痛苦、最屈辱的审判和处决。岑献青在《她的世界》中无限感慨地说到，女人只不过是男人的一根肋骨，永远跟在男人的身后，而一旦出嫁了，便是嫁鸡随鸡、嫁狗随狗，连姓也随了男人。作为一名出生于中越边境广西龙州县大山里的壮族女性作家，岑献青深刻洞察到封建宗法势力、婚姻包办制度、迷信神灵风俗对女性身心的束缚、摧残和对人格的侮辱、戕害，她善于从社会历史背景、民族文化精神的整体透视，以女性特有的温柔细腻和坚韧自信，全方位描写壮族女性的生存境遇、性格特点和命运轨迹，生动再现了女性在男权社会重重规范和压制之下的痛苦情感与悲惨命运，以唤起人们对壮族女性命运的关注和思考。
再如瑶族女性作家纪尘的《缺口》，小说以南方城市为背景, 以女主人公呶云的心理发展变化为主线，讲述了一个孤独女性的心灵独白和灵魂对话。呶云从小缺失父爱，没有得到成年男性的接纳和认可，对女性自我身份意识和社会存在价值充满着孤独与困惑，在追求真爱的过程中，这种孤独与困惑时常困扰着她，并又无处排解，但她从未停止寻觅生活的意义和建构生命的价值。呶云实际上是一个在“男权”缺席的空隙中成长起来的女性主体，呶云的失声体现了男权下女性的失语状态，是女性生命欲望在无声世界里的诉求。“缺口”所隐含的意义，就是父爱和情爱的缺失后女性灵魂的缺损状态。小说旨在说明，在男权社会里，男性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和家庭生活中始终占主导地位,女性一直从属于男性，是男性的附庸，女性要想实现自我价值，就必须摆脱男性欲望的掌控和束缚，为自己的女性追求找到突破口。小说批判了男权社会对于女性的种种歧视和偏见，表现了女性主体对男权意识的无声拒绝和反抗，揭露了少数民族女性身处于男权社会和男性欲望压迫之中的种种心酸与无奈，让人唏嘘不已。
其二，民族地区贫困恶劣的生存处境对女性的重重压力。任何一个人的生活都不是孤立的，都会和一定社会历史、自然文化等处境休戚相关，并受自身所处的家庭、社会和自然生存环境深深影响，这种对身边生存环境本能和惯性的反应，其实就是一种处境意识。广西素有“八山一水一分田”之称，这里山岭连绵、丘陵错综。山是壮族人民成长和生活的地方，大山养育了他们，人们对大山有着本能和惯性的依赖和敬仰。同时，山又是阻碍人们同外界联系的屏障，为了寻找美好生活的生存体验，人们又有着推开大山屏障、超越大山障碍、走向幸福生活的强烈愿望。壮族女作家岑献青小说《裂纹》中的祖先奶奶，面对允峰寨那一峰接一峰，黑压压，像一道厚厚的屏障挡住人们视线的望不断的大黑石山，她一屁股坐在地上，不走了，绝望地呼喊着这就是我的命，然后就在穷山恶水的允峰寨搭个草屋住了下来。而女主人平平在被正兴用白马换回来走进允峰寨时，也被这片重重叠叠的崇山峻岭吓住了，她哀叹自己命运多舛，刚刚出了花楼，又进了这个养不活鬼的穷山沟。可以说，平平从一个苦海跳进了另一个苦海，面对允峰寨的穷山恶水，她几近绝望，却又不得不无奈的留下来。岑献青寥寥数语便写出了允丰寨极其恶劣的自然条件。允丰寨的女人们也憧憬着大山之外江边平地的美好生活，但祖祖辈辈、世世代代都生活在穷山恶水的大山深处，她们都认命这是上天的冥冥安排，日子就像正清家后屋的死水塘，没有一点波光和色彩，更不会溅起令人兴奋的浪花，她们已经本能的、惯性的适应了这里社会和自然环境。面对这些恶劣的生存处境，女性为了获取广阔的生存空间，也不得不暂时忍耐不公的命运，这些女主人公生存意识的核心就是忍耐、再忍耐。
女性主体意识是“女性作为主体在客观世界中的地位、作用和价值的自觉意识。”它能够使女性充分发挥自身的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性，激发女性追求自由、平等、独立的内在潜质，自觉意识并履行女性所应当承担的家庭责任、事业责任和社会责任，从而实现自己的社会价值和人生价值。随着女性对自身责任义务、人生价值认识的不断提高，女性不断去寻找真正属于自己的女性地位，并努力争取属于自己的爱情、事业、婚姻和家庭。广西当代少数民族女性作家作品蕴含着各族女性的自强不息、自我建构的主体意识和主体价值，广大女性逐步得到了理解、关注、尊重和肯定，进而催生了女性主体意识的觉醒解放和自我重塑。
其一，女性的个性解放意识。“个性解放是西方资产阶级上升时期最重要的人文精神之一。作为对中世纪封建神权的反叛，个性解放思潮确认人在自然界与人类社会的地位，强调人的独立意识与主体精神，关注人的生存价值和生命意义。”女性的个性解放，一方面要摆脱传统男权社会中男主女从、男强女弱、男尊女卑的不平等的性别关系，另一方面，更要从自身的所遭受到的压抑和束缚中挣脱出来，实现女性的自我价值。“瑶族女作家纪尘的写作，有一种内在的力量和心灵的穿透力，她用一种独特的叙事方式，格外冷静地讲述生活，在时间之外看待女性生命与历史的变迁，她的小说更多地表达女性个体意识的自我觉醒和女性的成长，追寻女性尤其是女人的生命意义，从而启发并实现女性的理性自觉，展现自己内在的人生态度。”《第三只牙刷》运用内心独白和意识流的手法，充满了强烈的思辨色彩，表达了作家对现实存在的深刻思考。《爱情故事》通过“疯子”这一形象，表达被扭曲、扼杀的女性生命的体验。纪尘的小说，展现了新时代女性的精神面貌，是少数民族女性独立思辨意识高度自觉的体现。瑶族女作家林虹以描写当代城市职业女性的情感经历和家庭生活见长，她以一种独特的眼光来关注职业女性平静的家庭生活下内心涌动的激流，并写出了现代女性的独立品格。小说《那夜》通过对女主人公乔艾、夏云的心理描写，展露了她们在家庭与情感之前徘徊纠葛的状态，一方面对家庭付出的辛劳让她精神疲惫，另一方面，对家庭的责任使她在短暂的出轨后有一种负罪感。小说写出了生存于商品社会中，“上有老，下有小”的职业女性的内心挣扎，她们看似外表柔弱，但内心和骨子里都具有强烈的女性主体意识、执着的反抗精神以及追求幸福生活的美好愿望，宁愿以生命为代价也绝不妥协。这些女性几乎摆脱了传统女性对于男权制的依附，自己主宰自己的命运，自己选择自己的生活，走上了一条女性个体的自我解放之路。
其二，女性的自我救赎意识。“女性要进行自我救赎，不仅要正视自我存在的意识和尊重身体的欲望，还必须拥有独立、坚强的意志力，而女性本身对男性的依附心、女性的软弱、怯懦，也只有在'母性’这一品质中才能得到超越，母性是女性突破'第二性’局限的力量。”女性自我救赎意识的实现，离不开独立自主的灵魂和坚强不屈的意志。壮族女作家陶丽群的小说《母亲的岛》曾获第十一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小说讲述了母亲搬离村子后独自在毛竹岛上生活，自己养鸭种菜赚钱，在将一部分钱财分给自己的儿女后，永远离开了这个她被拐卖来的村庄。在中国乡土社会中，拐卖妇女现象屡见不鲜，但绝大部分被拐卖来的女人选择忍辱负重，向新环境妥协，接受新的生活。然而母亲却与众不同，她不再沉默隐忍，而是顽强地面对过去和现实生活，默默地累积力量，寻找逃离孤岛的机会。母亲的逃离过程，实际上是一次女性价值的自我实现和女性个体的自我救赎之旅，也是一次女性意识觉醒和个性解放之后的“娜拉之走”。壮族女作家李明媚的小说《在路上寻找春天》，以女主人公“我”内心独白的方式，回忆“我”与政府官员霍副区长畸形的男女关系，展示“我”从纯真到堕落到改过自新的曲折过程，塑造了一个误入歧途而又改过自新的年轻女性形象。“我”是一个集美与丑、善于恶于一身双面人，既年轻漂亮、单纯善良、追求真爱，又追逐名利、贪恋奢华，最终沦为区长的情人，走向犯罪的深渊。在陷入困境之时，“我”在经历一系列的思索和挣扎，逐步唤醒了蕴藏在内心深处的女性意识，开始反对对霍副区长的附庸地位和依附性的生活方式，追求独立自主人格，流露出对步入歧途的忏悔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之情。而我从纯真到堕落到自新的转变过程，实际上就是一个摆脱男性对女性的压制和异化，进入到以女性生命本身为重心的自我救赎的艰难过程。在这些作品当中，作者把自己的灵魂附体在女主人公身上，感同身受地写出了女性在焦虑状态下对安全感的寻找、对美好生活的期盼、对男性世界的排斥和在欲望实现过程中的自我救赎，这些柔弱女性娇小的身体里面却有着无穷的潜力，所爆发出来的救赎力量让人惊叹不已。
在广西当代少数民族文学作品中，乡村与城市的底层女性一直是女作家们的聚焦点，她们的创作呈现出鲜明的地域特征和独特的女性意识。一方面源于这些作家大都出生成长于乡村，而后才移居于城市，她们对生于斯长于斯的故土无比熟悉和亲切，乡村的自然环境、人文景观、风土人情信手拈来，自然而然的成为她们进行文学创作的天然素材；另一方面，出身底层的身份认同使作家们对乡村与城市里社会底层女性的生存处境、情感体验等感同身受，对底层女性有一份难以割舍的深情厚谊，并对她们倾注了深切的人文关怀。
其一，乡村和城市间的底层社会女性。广西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女性作家大多出生于乡下，在她们的精神故园里，对于那片生她养她的地方，每个人都有着不同情感体验，写出的作品千姿百态、风格迥异。有的留恋故土的连绵群山和人文生活，有的关注离开乡村走向城市之后的人间百态。但她们都有一个共同点，无论是描写乡村的淳朴、宁静、愚昧、落后，还是讲述城市的喧嚣、繁华、迷茫和堕落，她们都不约而同的把目光聚集在乡村和城市的底层社会女性。
一方面，她们以农村为背景，以土地为中心，展示乡下农民的平凡生活状况和精神风貌，在乡间叙事和乡土风俗的描写中探寻乡土社会中人的社会价值和人生意义。壮族女作家陶丽群的小说《漫山遍野的秋天》，写一个侏儒女人三彩和木匠男人黄天发与一片丰收的黄豆地的故事。身材矮小相貌丑陋的三彩曾经有过两个男人，但都卷钱弃她而去，三彩担心留不住第三个男人黄天发，费尽周折想要一个孩子。等到三彩怀上了孩子，有着不育隐疾的黄天发伤心出走了。归来的黄天发在黄豆地里哼哼地哭，感叹着是土地给了他黄豆、粮食和孩子。在中国传统乡土社会中，土地是乡人安身立命之本，人们和土地始终有着割舍不断的情缘。离家出走的黄天发，内心深处对孩子的来处满怀伤心与困惑，但最终为了这片丰收的黄豆地回到三彩的身边。如果说《漫山遍野的秋天》是对土地虔诚膜拜守望者的讴歌，是一曲生于斯、长于斯、老于斯的乡村吟唱，那《一塘香荷》《冬日暖阳》则是写年轻一代逃离乡村走向城市寻找财富最后又回归乡村的艰辛痛苦历程，土地始终是她们割舍不断的乡土情怀，对城市美好生活的热切向往和对土地的执著眷恋的矛盾成为当代城市与乡村发展过程中不可忽视的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壮族女作家罗小莹民俗散文集《生命如何流过森林》是中国大陆在巴西出版的第一本书，其中收录的42篇散文大部分是描写她在百色壮族乡村度过的难忘岁月。在她的笔下，故乡的一草一木、一河一桥、一人一物都是她关注的焦点，新奇有趣，引人入胜；她不遗余力地赞美淳朴善良、乐观顽强的壮家人，充满着浓浓的人情味。罗小莹深情的文字和单纯明媚的语言背后流露出来的不仅仅是对生她养她的那片壮乡土地刻骨铭心的眷恋，也透露出一股对生命意识和生命意义淡淡的体验和思考。
另一方面，她们以城市平民的为平凡生活为聚集点，展现她们日常生活的喜怒哀乐。陶丽群除了描绘乡土生活，还把目光放到喧嚣城市下的最底层妇女。小说《起舞的蝴蝶》讲述一个普通市民、离异女性蝴蝶艰辛充实的日常生活和丰富复杂的情感经历。《回家的路亮堂堂》叙述了普通市民曹慧一家的悲欢离合。陶丽群以平民的视角，通过工作生活、情感婚姻、子女教育、社会问题等矛盾冲突,写出了城市底层女性的生存处境、人生梦想、喜怒哀乐、世间百态。瑶族女作家林虹把目光放在生活于城市的职业女性，关注她们平静的家庭生活下内心涌动的激流。小说《暗地》以在写字楼上班的白领晓岸的所见所闻，描述了职场上错综复杂的人物关系和随意的男女关系，写出了城市中为生存而挣扎的青年女性的精神世界，展示了市场经济浪潮下女性的生存图景。
其二，情系女性的人文关爱。在广西当代少数民族文学中，女性人物往往被置于叙事的中心，作家在进行女性叙事和身份建构时，往往对传统观念中对女性的种种歧视予以强烈的反抗和抵制，对女性倾注了绵长深切的人文主义关怀，积极塑造勤劳、善良、自尊、自强、乐观向上的女性形象。岑献青把目光更多地投入到思考女性自身的命运与前途上，不论是《裂纹》中正兴的原本夫人和小老婆平平、正清的疯女儿阿顺，还是《天孕》中的香云母亲，《逝月》中的妲等等，她都以女性特有的敏锐细腻、从容自信，描绘了这些壮族女性艰辛困苦的生存处境、悲欢离合的情感生活、跌宕起伏的生命体验，字里行间都充盈着对她们的人文关怀，也反映了她对壮族女性世界及其命运的深层思考。壮族女作家梁志玲则把目光投向了屡屡求职受挫的女大学毕业生、漂泊在外居无定所的打工妹、生活艰辛的失业女工、饱经风霜的老妇人等不同年龄不同阶层的弱势女性。她的小说《梳头的声音》写绿女、秀子表姐、胡美丽、贵州妹等农村女性赴城市打工追求幸福美好生活的过程中所遭遇的种种艰辛与不幸，揭露了底层女性的生存境遇和人生渴求。《暗流》中的李菊、《积木房子》中的南，则是在城市的边缘苦苦支撑的失业女工的缩影。梁志玲的小说并不只是简单的摹写社会底层弱势群体中各色女性的不幸遭遇与艰难挣扎，而是巧妙的借助自己出身底层累积起来的独特的生命体验，冷静客观的再现底层女性的困苦和欢笑，对她们的艰苦谋生和不幸遭遇等予以热切的关注和巨大的同情，对她们身处社会底层却执着地追寻幸福美好生活的梦想以及自强不息的品格予以充分的肯定，以此表达作家对社会底层女性最深切的人文关怀。壮族女作家刘永娟则关注城市底层中女性的生存状况，她用满怀怜悯的笔触写下《中国福彩》，揭示了女性小人物的希望与无奈、沉默与反抗。可以说，广西当代少数民族文学深入刻画了生活在社会底层弱势女性群体的苦难人生和悲惨命运，表达了对底层弱势女性的同情之心和人道主义的悲悯情怀，她们的创作为广西各族底层女性谱写了一曲曲生命的颂歌。
综上所述，广西当代少数民族女性作家把女性的生存处境、日常生活、生命体验作为自己文学创作的焦点，以积极向上的人生态度和顽强不屈的精神意志对抗和控诉男权社会对女性意识的禁锢、摧残和扭曲，传达出女性的呼喊和抗争。从女性主义的理论视角深入探讨，我们不仅可以深刻揭示男权社会和苦难生活双重压力下女性的隐忍和反抗，还可以挖掘出女性主体意识的觉醒和张扬以及对女性人文关怀和自我救赎的写作态势，其蕴含的女性主义思想对广西当代少数民族文学的建构具有重要意义。
原文刊载于《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5期，注释已略去。
韦惠文，壮族，广西凤山人，广西民族大学文学院副研究员、广西写作学会副秘书长，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中国少数民族文学、民俗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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