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些年来我们频频看到一些直接以父（母）辈、亲属为题的小说，如霍君《我的农民父亲》、尹学芸《李海叔叔》、马金莲《我的姑姑纳兰花》、《我的母亲喜进花》、程青《嵇康叔叔》等。这类小说的一个共同特点是：通过对父辈、亲属形象的勾勒，揭示他们非同寻常的人生经历和命运，藉以反映一个时代的社会面貌和人们的生存境遇，表达作者对某种社会现象和现实问题的关注与思考。谢兴华的《我的叔叔杨三德》亦如是。
《我的叔叔杨三德》围绕着一座风雨桥的拆除与反拆除展开情节，风雨桥显然是小说的叙事焦点。主人公杨三德的人生经历与命运与这座桥息息相关。
风雨桥是侗族的特有建筑，几乎遍布侗族村落，它和鼓楼一样成为侗族村落的标志性符号。对侗族人来说，风雨桥不仅仅是供人通行和休闲的建筑物，更是一种文化的载体，一种形而上的存在。其象征意义远远大于实用价值。侗族人向来对风雨桥视若珍宝，而现在云梦村的全体村民竟然强烈要求拆除这座建于康熙时期的百年老桥，唯有杨三德一人坚决反对。全体村民为何要拆桥，杨三德为何坚决反对？随着叙事的推进，悬念一一解开。
云梦村人要拆掉风雨桥，不仅是因为这座桥早已朽烂，潜在着严重的安全隐患，更重要的是拆桥可以给他们带来直接的经济利益。拆掉这座风雨桥，村民们就马上得到一笔补偿款。杨三德之所以反对拆桥并誓死保卫，从表面上看，是因为风雨桥是他生命的福地。他在桥上诞生，桥就是他的命，甚或比命还重要。正如小说中的一个人物成才说的那样，“他没有了风雨桥，他就没有了世界。”但仅以此而论，显然偏颇。因为杨三德不独对风雨桥如此珍视，对鼓楼也一样。三十年前村里发生一场火灾，只有推倒鼓楼才能阻止火势的蔓延。杨三德为了保护鼓楼宁可让人推倒自己的房屋。可见在杨三德的心中，鼓楼和风雨桥同样重要，同样不能毁弃。由此看出，杨三德守护和保卫风雨桥绝不仅仅出于个人的情感。
拆桥与护桥，矛盾双方冲突激烈，却力量悬殊。拆桥一方人多势众，志在必拆；护桥一方势单力薄，寡不敌众。这就注定了杨三德护桥之艰难与悲壮。更何况杨三德面对的不只是全体村民的集体围攻，还有来自官方的威压和亲人的胁迫。
首先是村民们的围攻。杨三德反对拆桥就等于断了村民们的财路，他们当然对杨三德轮番展开攻势，并多次扬言要放倒杨三德，必欲除之而后快。代表村民意志的老队长吴大拿向杨三德发难：“你这就是以死威胁破坏改革！你就是想让咱们云梦村的三千群众跟你一起受苦！” “你休想破坏，你胆敢再破坏，你就是跟我吴大拿过不去，跟我吴大拿过不去，你就是跟全村群众过不去。”吴大拿口头威胁无效，就想诉诸武力：“桥拆不了，土地的补偿就不知道猴年马月才发到我们手上，我们不能再这样任杨三德胡来了，他一个疯子，难道我们也要跟着疯着，大家行动起来，把杨三德赶出云梦村去。”其次是官方的威压。因为拆桥也是官方的意旨。在黄副乡长看来，拆桥就是为了造福乡亲，拆桥是民生工程，拆桥体现政府对云梦村群众的关怀。这样，杨三德反对拆桥不仅是与全体村民为敌，也是与政府作对。再次是亲人的胁迫。村民说不动杨三德，黄副乡长也对他无奈，于是亲人出面了。前妻牙梅痛骂杨三德发神经，脑子进水。她质问杨三德：“旧的不去，新的不来，拆卖去，家家户户还能分到一点钱，有何不好？”牙梅劝不了杨三德，又搬出他的儿子黄阳来说情。因为承包拆桥工程的人就是杨三德的儿子黄阳。拆除风雨桥，黄阳可以从中赚几万块。总之，为了说动杨三德放弃风雨桥，上至黄副乡长，下至全体村民以及家属和亲人，对杨三德恩威并重，软硬兼施。
作者显然是把杨三德置于重重矛盾冲突中来刻画。这里有家庭成员的内部冲突，如叔侄冲突，夫妻冲突，父子冲突；也有外部冲突，如杨三德与全体村民的冲突，与代表官方的黄副乡长的冲突。杨三德的形象就是在重重矛盾交锋中得变得高大和丰满。无论是全体村民的围攻，还是黄副乡长的威压，无论是前妻的劝导与还是儿子的武力，杨三德大义凛然，毫不畏惧。常言道“众怒难犯”，杨三德为了保住这座桥，他敢于犯众怒，“虽千万人吾往矣”；常言道“民不与官斗”，杨三德为了保住这座桥，他敢于与黄副乡长叫板：“拆这桥就是要我的命，只要我的命在，你别做梦。”“这里就是我的家，哪也不去，我要在这里守着我的家园。”为了这桥，杨三德付出了太多的牺牲。比如他每年要拿出微薄的工资用于风雨桥的维修，并且以桥为家日夜相守。更让常人以难以理解的是，杨三德爱桥胜过爱妻子，他为了护桥而冷落了妻子，以致妻子寂寞难耐，与人偷情。难怪牙梅怨他不懂女人的心：“与你同住几年，你说你有几个晚上是在家里睡过？你把我当成什么？我是你的什么？是你的女人还是一片芭蕉叶？”
杨三德为了一座桥，冷落妻子、舍弃家庭、与村人为敌、与政府对抗，以致众叛亲离，如前所说绝不仅仅是因为这座桥对他有恩。在杨三德看来，这座风雨桥就不是一座普通的桥。它是祖先留下来的宝贝；它是一座有生命的桥，一座有灵魂的桥；它的价值无法用金钱来衡量。村民们只看到拆掉它可以立即得到一笔现款，而看不到留住这座桥会给云梦村带来更大的财富。杨三德是有远见的，他深信“迟早有一天，这桥会是这云梦村的摇钱树，会是这云梦村的一个金矿，会是这云梦村贫困户脱贫致富的加油站！” “这桥是有灵魂的，迟早有一天，你们会发现它比金子还贵，它比茶花还漂亮，它会给你们带来无数的财富。”
杨三德不仅深知这座桥总有一天会给云梦村带来更大的财富，更为重要的是他坚信桥是有灵魂的。而桥的灵魂其实就是整个云梦村的灵魂。杨三德虽然只是个代课老师，但他的智识和远见则是普通村民所不及的。这一点，我们从他与黄副乡长的辩论中可知。黄副乡长认为拆了这座桥，新建水泥桥，客人才能进得来，农产品才能够卖出去，旅游业才能得到发展。在黄副乡长看来，拆了这座桥对旅游业影响不大，因为村子还有青石板小巷、古井、鼓楼群，还有琵琶和侗族大歌。杨三德再三强调“世上只有一个这样的建筑结构”，一旦拆除了，云梦村就没有任何旅游价值：“这桥主要是我们云梦村的灵魂，没有这桥，你以为城里的人会到这里来旅游？”
村民和政府主张拆桥，杨三德坚决反对拆桥，杨三德与全体村民和政府的冲突，实际上是两种价值观的冲突。具体而言是精神信仰与物质利益的冲突。在村民们眼里，桥已经毫无保留价值，拆了反而得利。用老队长吴大拿的话来说：“它就是一座普通的风雨桥。你守着这座空洞的桥就是守着一段虚无的历史，没有意义。”村民们不关心桥是否有灵魂、有生命的问题，他们更关心的是拆桥能给他们带来的实际利益。杨三德坚持认为，桥是有灵魂，有生命的，桥的灵魂就是侗族村落的灵魂，桥就是乡愁。“这座桥，在这，乡愁也在这。”因此，对杨三德来说，守护和保卫这座桥就是守护和保卫一个村子的灵魂，就是守护和保卫一个民族的根性和血脉，就是守护和保卫一个民族的精神信仰，简言之，就是守护和保卫乡愁！杨三德这个形象是感人的。他不是乡贤，却有乡贤的担当；不是英雄，却有英雄的壮举。我们相信，在现代化进程高歌猛进的时代，只有要杨三德这样的人存在，乡愁就会永存，乡村文化就不会消失。
不难看出，小说借助杨三德这一感人形象的刻画，反映并思考着这样一个严峻的现实问题，即在当下如火如荼的农村城市化建设进程中，如何留住乡村的魂，留住乡愁。乡愁虽然是一种无形无状又难以言说的心理意绪，但它总有具体的事物作为载体而让我们可感可触。这些具体的事物可能是有形的，如侗族的风雨桥；也可能是有无形的，如一首歌谣或一声吆喝。随着城市化建设向农村的大面积覆盖，作为承载乡愁的事物不可避免地遭到损毁以致消失。很多地方官员就像黄副乡长那样为了村民脱贫致富奔小康而要毁掉风雨桥。因此在农村城市化建设中如何留住乡愁确实是一个值得正视的问题。
因为杨三德的誓死保卫，村民们妥协了，黄副乡长让步了，风雨桥保住了，日子又回到了从前的样子：“笑声照样天天有，大歌照样天天唱，骂声依旧天天冒。”但事情还没完。作者在情节行将结束之时又设置了一个悲剧事件，使得情节异峰突起，波澜再生。春佳娘难产，救护车进不了村，人们抬着春佳娘经过风雨桥时，因桥板朽断而跌入河中。春佳娘及腹中胎儿因错过急救的黄金时间而殒命。这个悲剧事件的发生直接导致杨三德放弃了自己的坚守，他与桥一起葬身火海，同归于尽。曾经那么拼死护桥的杨三德最后把桥烧毁了，有谁能想像得出他内心经历了怎样的风暴！
杨三德之所以亲手毁桥，当然是出于沉重的负罪感。他认为两条人命就是因为自己不肯拆桥而夭亡，毁桥就是为自己赎罪。但杨三德毁桥是不是意味着他对自己的精神信仰的怀疑与否定？还有，当村里人终于认识到桥的价值（被认定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而决定出钱维修时，杨三德却把它烧毁了，这是不是意味着杨三德对无知短见的村民们的变相惩罚？可以说，整篇小说因为这一悲剧事件的设置而使其内涵由单一而丰赡，由肤浅而深刻。
评论家周景雷认为乡土生活写作者有两种写作姿态，一种是离地写作，另一种是在地写作。“所谓离地写作是指作者离开乡村居于城市之中进行面向乡土的创作；所谓在地写作就是指作家居于乡村的写作。”一般地说，“在地写作”的作者因为居于乡村，他可能比“离地写作”的作者对自己置身其间的乡土社会更为了解、更为熟悉，他笔下的乡村社会也因此更接近生活的真相和原貌。谢兴华的写作应该算是“在地写作”，这使得他的小说与时下很多乡村叙事大异其趣。时下一些乡村叙事过于热衷描写乡村社会在城市化过程所遭遇的种种不堪，如环境恶化、土地荒芜、生存艰难、人伦失范，干部胡作非为，村民唯利是图等。在这些作家眼里，乡村社会俨然已病入膏肓、不可救药。而这篇小说没有大肆渲染乡村社会的礼崩乐坏。在作者笔下，基层干部并不全是以权压人、为所欲为、面目可憎。比如黄副乡长没有为了个人的政绩而暴力执法、强拆强迁。相反，他在关键时刻头脑冷静，及时制止了村民对杨三德的暴力行为，并且对杨三德妥协让步，最后因此被免了官。这并不是说黄副乡长懦弱无能，而是他为人为官尚有底线，不失仁爱之心。云梦村的村民也不都是粗鄙刁蛮、唯利是图、不可理喻的暴民刁民。当一大帮男女老少跟着吴大拿向风雨桥冲去，当黄阳挖掘机的掘头已贴在杨三德的头发时，悲剧眼看一触犯即发。而就在千钧一发的时刻，是乡村社会的人伦道德遏制了他们的疯狂行为。尽管吴大拿再三蛊惑、怂恿几个青年人绑了杨三德，却始终无人动手。这不只是因为他们确实被杨三德大义凛然的英雄气概所震慑，更深层的原因是他们对乡村传统伦理道德还有所敬畏，或者说乡村的传统伦理道德对他们还没有失效，因为杨三德教过他们的书，他们不敢忘记“一日为师、终身为父”的古训，以及“凡打老师之蛮人，全家不得好死”的村规民约。因为乡村伦理的规约，因为还有所敬畏，他们身上的“人性因子”最终战胜了“恶性因子”（聂珍钊语）。由此可见，正是作者这种“在地写作”的姿态，保障了其笔下所描绘的侗族乡村图景没有失真、变形。
文/杨秀喜 编辑：娱城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