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杨献平
那天日光很好，草叶明亮，数十名弓箭手骑马而至，列队整齐，尔后张弓搭箭。随着一个人的一声断喝，百枚羽箭发出尖啸，纷纷扎入另一个人的身体。至此，堪称匈奴历史上第一个天之骄子的冒顿，完成了他一生中至为关键的一件事，那就是弑父自立。随后的匈奴汗国或者大部落联盟，开始了他在蒙古高原上最为雄壮和精彩的表演。法国学者勒内·格鲁塞的《草原帝国》一书中说：“他们（匈奴）控制了东戈壁的南北两面：在外蒙古地区，单于在鄂尔浑河地区，即后来被称为哈拉和林的附近建起一座单于庭帐。在内蒙古地区，他们是在万里长城的脚下。现在他们的骑兵已经敢攻入中国境内。”在公元前221年到公元前140年，匈奴无疑是中国北方乃至西北地区最为强大的一支游牧军团和政治力量。而这一切，却是冒顿一手缔造的。
匈奴是最早整合蒙古高原族群、部落、军事力量和文明文化的主要力量，也是深刻影响了后世多个游牧民族制度与文化的先驱者。匈奴的先祖可以追溯到中国夏朝抑或更久远的年代，司马迁则说他们是夏王朝的别支和后裔。在周朝，他们被称作胡人、猃狁、北狄、獯鬻等，主要居住地在今内蒙古鄂尔多斯、山西的东北部和河北的北部、陕西的西部等地区。主要生存方式是游牧狩猎，有自己的语言而没有文字，不知计数，但每年会举办以点校人畜为主题的课校节，时间定在草原最为繁盛的七月和九月。匈奴的祭祀活动设定在五月，大会于茏城（翁金河下游或在今内蒙古乌兰察布盟东境），主要以祭天（有祭天金人）、祭祖和鬼神为主。“举事常随月，盛壮以攻战，月亏则退兵。”（《汉书》）以原始灵物崇拜为主（萨满教）。民族图腾崇拜物为苍狼。
匈奴随水草迁徙，平素以家庭或家族为单位游牧，战时全民皆兵。每一官职都有自己的封地或驻牧地，也即驻守和防御范围。由大到小的顺序是：左右屠耆王（匈奴以“屠耆”为正直、忠诚、贤良之意，多由单于亲生儿子和下一任单于接班人担任）、左右贤王、左右谷蠡王、左右大将、左右大都尉、左右大当户、左右骨都侯等，再下有千长、百长、什长、裨小王、相、都尉、当户、且渠等单元，大者兵众数万，小者数千。这样的一种政治和军事架构，与当时诸多国家和部落几无二致。但相对于以农耕为主的中原帝国，由于生活方式的不同，游牧民族具有流动性大的特点，战时召集或汇集速度更快更有效率，且没有房屋财产等后顾之忧。
这是游牧民族军事力量一度优于农业帝国的一个显著特点，而在冷兵器年代，一个国家和部落主要军事力量的构成要素，一是人口，二是马匹，三是武器。三者缺一不可。很显然的一个事实是，匈奴乃至其他游牧民族最终败亡的原因并不在于武器装备，造成他们始终难逃“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历史铁律的是人，而且问题往往发生在他们内部。堡垒往往从内部攻破。匈奴及其当时的游牧汗国如东胡、月氏等“行国”并后世诸多的游牧帝国皆是如此。人类历史上所有的王朝，也无不如此。
公元前3世纪，匈奴已经掌握了冶铁技术。他们以动物主题的艺术作品出现在公元前3世纪初期。《草原帝国》中说：“匈奴古物的主要遗址分布在从贝加尔湖到河北、山西和陕西的边境地区内……在鄂尔多斯，即今绥远、察哈尔和热河三省的残余地区，在许多遗址上都发现了鄂尔多斯青铜器，特别是在热河附近的滦平，多伦西部和张家口北部的哈屯森和贺垅·欧沙，在张家口以南、通往北京途中的宣化，绥远附近的归化城，在陕北和鄂尔多斯边境上的榆林。”
在拥有铁器制造技术之前，匈奴的兵器与夏商时代几乎同步，即大部分采用青铜器。一直到铁器熟稔运用的时候，青铜兵器仍在大量使用。匈奴的兵器制造原料以铜、铁、骨、木质为主，形式有弓、刀、剑、箭镞、矛、弩机、流星锤、戈、斧等十几种。其中，最为著名的当是径路刀，一种随身携带、类似匕首的短刃，主要用来防身、近身格斗、吃肉。当他们失去王者和先辈时，后代会以径路刀割面，“血泪并流”，以表达内心的哀痛与尊重。另一种便是著名的飞鸣镝，据说也是由冒顿发明。以动物骨头为原料，镶嵌在箭镞头部，飞行时会发出啸鸣声。
在冷兵器年代，马自从被人类驯服之后，就和人的战争、日常生活发生了深刻而持久的联系。可以这样说，一部人类战争史当中，马的角色高于兵器甚至高于人数。考古学家在今鄂尔多斯、外蒙古等地发掘的匈奴墓葬里，发现不少马的骨殖。当然，匈奴中以马殉葬的肯定是贵族。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匈奴的战马也多为蒙古马：身体略矮，头部偏大。这种马算不上美观，但蒙古马一个典型特点是体能充沛、富有耐力、行动持久，且在食物上没有特殊要求，无论在沙漠戈壁还是草地山上，都可以找到食物来补充体能。
随时补给，随时投入战斗。这一鲜明特点，是那些观赏性和爆发力强的“高头大马”难以比拟的。因此，蒙古马较之传说中的汗血马更有优势，更适合于长途奔袭和运动战。如果那时候双桥马鞍和马镫已经发明并广泛使用的话，骑兵的战斗力便是匈奴乃至其他游牧国家最令对手胆寒的战力构成。事实上也是如此。当马匹大规模地引入作战，骑兵便成为一个国家或者部落最具有威慑力的“先进军事装备”。
这种优势从西周之初就在农耕和游牧文化之间形成了一个鲜明比照，同时也是农耕地区忌惮游牧地区军事力量的主要因素。作为早期蒙古高原上第一位雄主，冒顿的成功也必然与马不可分割。其中，也不乏精彩大戏和决死之战。当然，任何一项事业都是曲折的。所谓的英雄，也都是在诸般艰难中磨炼甚至侥幸成功的。冒顿也不例外。这一个在匈奴历史上最有传奇色彩与雄心大略的单于，司马迁虽在其身上着笔甚少，但只言片语之间，隐现的是一个既率性天真而又智略过人的游牧汗王与一个血肉丰满，独具个性的“活生生的人”。在短暂而又辉煌的个人生命历程当中，冒顿与马总是在关键时候和重大战争时发生紧密联系。这从另一方面体现了游牧民族和马与生俱来的天然联系，也说出了在冷兵器年代，马匹是国家民族，尤其是游牧民族生死攸关的重要依傍。
盗其善马 骑之亡归
公元前119年，匈奴遭到了秦帝国大规模的军事驱逐。在此之前，秦始皇嬴政忙着统一大业，无暇对时常骚扰边境的匈奴和东胡用兵，故而，匈奴和东胡也因此获得了短暂的休养时间。就在头曼单于飞扬跋扈，以为自己可以成为一代雄主，统一蒙古高原的时候，秦始皇嬴政以蒙恬为将军，太子扶苏监军，实施了对匈奴的反击战。三十万秦军从上郡（今陕西榆林）开始进攻，所向披靡，不过一月时间，就将匈奴驱赶到了鄂尔浑河、老哈河、杭爱山和阴山（今乌兰巴托）以北地带。而这一军事行动的背后，则源于“亡秦者，胡也。”这一句谶言。秦始皇可谓英明，无论对内还是对外，无论是政治手腕、军事战略都有其英武过人的一面。但在处理接班人的问题上，却遭到了最彻底的失败。
蒙恬之军事才能，可谓秦后期第一人。秦军之凶猛，对匈奴简直就是一场噩梦。倘若不是嬴政在沙丘突然驾崩，匈奴必定遭受灭顶之灾，甚至被蒙恬一举消灭。李斯和赵高合谋篡改诏书，赐死太子扶苏，召回蒙恬，将之毒杀于咸阳。不久，与赵高合谋的李斯也被腰斩于市。宦官赵高指鹿为马，秦二世胡亥昏聩残暴，强秦内部起义频繁爆发，方才使得“匈奴得宽。”游牧民族多有“利则进，不利则退”之习性，匈奴羸弱，正是瓜分啖食这块肥肉的绝佳时机，已经强大起来的两个近邻，即东胡和大月氏，自然不会放过此等良机。一个从东边用兵，一个由西边进军。处在当时两大军事集团夹击中的匈奴左右难顾，只好采取修好求和之策。
胜者不但是傲慢的，还是苛刻的。此时的大月氏和东胡，也从秦帝国那里学得了“质子入朝”，以为要挟的政治策略，一方面用以羞辱求和国，另一方面用来遏制其反心。冒顿作为头曼单于的长子，又是下一任单于法定继承人的左屠耆王，自然首当其冲。但事情并非如此简单。奇诡的是，父亲头曼单于却想以此除掉冒顿，好立他和自己所爱阏氏所生少子为单于继承人。父亲对亲生儿子的这一杀戮行为，从中可以看出匈奴，及其他游牧民族之最高统治者，也是将权力置于亲情之上的。司马迁说他们：“苟利所在，不知礼义。”确乎如此。然而，秦汉也不过如此，其后朝较之更甚。
令人生疑的是，促使头曼借刀杀人，另立王储的，恐非他和所爱阏氏二人所能为和愿意为之的一件事，肯定还有其他利益集团在其中加油添柴、推波助澜。司马迁在《史记·匈奴列传》中说：“呼衍氏，兰氏，其后有须卜氏，此三姓其贵种也。”按此推测，头曼单于的阏氏，肯定出身于此三姓贵族。以王者而光耀家族，借最高权力，为自身谋取更大的利益，不仅适用于农耕帝国，也通行于各个游牧部落。头曼不过是这个计划的实施者。一个人再智慧坚定，置身于一群人的统一意见之中，也难免判断失误，做出错误甚至愚蠢的决定。
于是乎，头曼单于便按照其所爱阏氏及相同利益者的诱导方向实施计划。
王国维说大月氏即《逸周书·王会解》中记载的“禺氐”，还有《穆天子传》中所记载的“禺知”或“禺氏”，此外，还有藏族说、突厥说、印欧语族说、波斯说等多种，不一而足，至今似乎难以确定。彼时，大月氏是乌孙的宿敌，也是匈奴的地缘近邻、贸易伙伴和军事对手。司马迁说其为“行国也，与匈奴同俗。”勒内·格鲁塞《草原帝国》说：“吐火罗人与印度—塞人是一个民族在两个时期内采用的两种称呼，人们普遍认为这个民族与斯基泰人有姻亲关系，或者说她属于印欧种人。”
关于大月氏的最初驻牧地，史书上也似乎没有记载。先前驻牧于“凉（今武威）、甘（张掖）、肃（酒泉）、延（额济纳）、沙（敦煌）等地”的，是“蓝眼红须”和“阿兰人先祖或亲属”的乌孙人。公元前221年，逐渐强大起来的大月氏人以武力把他们驱逐到了敦煌以西地区，然后徙居此地。按图索骥，月氏人当年的单于或者首领庭帐，可能建立在今甘肃张掖附近的某个依山傍水山谷之间，最大的可能是现在位于张掖城西的黑水国遗址。
作为质子的冒顿来到之时，这里植被葱茏，红柳、沙棵和沙枣树茂盛异常，还有无边的草滩和临风起飞的野鸭。来自祁连山的鹰隼是最骄傲的神灵，它们的翱翔和俯冲，就像一道道闪电，鹰隼们的骄傲自由，让被囚禁或软禁在这里的异族的质子们黯然神伤，屡屡在仰望中流下渴望的泪水。吊诡的是，初来乍到的冒顿还没来得及感伤，头曼单于即派军队打响了与大月氏的战争。可以想到，大月氏是何等的震怒。然大敌当前，重要的是防御和反击。回过头来，当大月氏汗王要砍掉冒顿人头的时候，冒顿却盗取他们的一匹善马，冲出了大月氏单于庭，一路狂奔而去。
从张掖到翁金河或今乌兰察布，之间的距离何止数千里？质子冒顿脱逃，大月氏单于肯定会派出自己的最精锐的骑兵追赶。冒顿机警有谋自不必说，这么长的路程，且沿途多沙漠戈壁、山冈和沼泽，由此推断，当时大月氏所用的大部分马匹，也属于蒙古马范畴。这种马是世界上最为古老的马种之一，通常体高142厘米左右，体重372千克左右，头大、额宽，胸廓深长，四腿较短，关节、肌腱发达的马种，它们四肢坚实有力，8个小时可走600公里左右路程。尤其是经过调驯的蒙古马，在战场上不惊不乍，勇猛无比，是历来蒙古高原上的游牧民族借以驰骋荒原，用兵作战的宝马良驹。
因为一匹“善马”，冒顿逃过了平生这一次致命的死亡威胁。但冒顿的赫然出现，对头曼单于来说，无异于鬼魅，对其所爱阏氏及少子并相同利益者而言，不吝是提前奏响的丧钟。也因此，冒顿的内心意志和实际行动，也似乎变得更为强大。本欲“欲废冒顿而立少子”的头曼单于，在杀之不成，又无法再杀的铁定事实面前，“以为壮，令将万骑”。
步步升级 鸣镝弑父
匈奴及其他游牧民族，自古以来有“以力为雄”的暴力崇拜传统。《汉书》记载说：“（匈奴）士力能弯弓，尽为甲骑。其俗，宽则随畜田猎禽兽为生业，急则人习战攻以侵伐，其天性也。”法国F·-B·于格《海市蜃楼中的帝国》一书也说：“他们每一个战士的坟堆上，围着的石头数量与其生前斩杀的敌人数目成正比”。在匈奴人的传统当中，“以战止战，以战养生”是最好的生存方式。因此，从王侯至奴隶，唯有斩下敌人的头颅并带回来，才能获得更多的物质财富。
随后的冒顿，自己发明并制作了鸣镝，让属下将士骑射练习。进而，对他们提出极其严格的要求，即“我鸣镝射的目标，若有人不射，立即砍头。绝不宽待！”事情发展到这一严重地步，即使头曼不觉匈奴之中，必定有人心存疑窦，也肯定将此事报告了头曼单于。可头曼单于为什么对此无动于衷呢？接下来，冒顿的训练和射杀目标愈加乖张和残暴。在狩猎中射杀鸟兽，若有不射同一目标的，立马斩杀。不久，冒顿忽然用鸣镝射杀自己的宝马，部属中有不敢射的，也全部杀掉。又一段时间后，冒顿又以鸣镝射杀自己的爱妻（阏氏），属下惶恐，其中有不敢射的，也被冒顿当即斩首。再一段时间之后，冒顿带着部属外出打猎，又用鸣镝射杀了头曼单于的坐骑，属下同时发箭。从此后，冒顿鸣镝所向，部众紧跟而上，再没有不射的了。
从鸟兽到自己的坐骑，再到自己的爱妻和父亲头曼单于的宝马，冒顿走的是一条步步升级的杀戮与谋逆之路。当然，失去了良马，头曼单于不会不知道是谁射杀的，而射杀了自己的坐骑之后……头曼单于再愚蠢，也肯定会想到，冒顿下一步行动是什么。可他为什么听之任之呢？头曼单于的不作为和不防备，使得冒顿愈发嚣张。
王者是尊贵的，尊贵者必然贪恋尘世。以头曼的地位，匈奴当时的政治环境，头曼单于身边不可能没有一个铁心追随的臣子，他们也必然会为头曼单于着想（头曼也是他们的根本利益所在）。冒顿如此练兵，且目的昭昭，头曼的近臣怎么能不报告给他的主人呢？
这一个疑点，令人不得其解。比较合适的解释是，第一，头曼已知，但自己愿意遵从天命，以这样一种方式，把最高权力和匈奴命运提前交给冒顿；第二，头曼见情势已经无法逆转，自己又暮年老迈，属下又缺乏抗衡冒顿力量的得力干将，只好听之任之。第三，是司马迁叙述的疏漏，只是记载了冒顿在篡位之前的一系列作为，忽略了此一时期头曼与之对抗的细节。但不管怎么说，事实是冒顿计划顺利实施，而且也没有遭到头曼的遏制和反击。眼看时机趋于成熟，从各种迹象看，头曼单于确实没有对他采取任何行动的时候，冒顿放肆而舒心地笑了，而且是放声大笑，爆发的笑，虽然时隔两千二百多年，这一笑声仍旧让人毛骨悚然，不寒而栗。
公元前209年，秋高草肥，飞鹿掠水，豺狼远遁。一场盛大的狩猎活动如期进行，而冒顿的箭矢，却射猎了“北野”之地的最大一头猛兽，他的生身父亲头曼。冒顿的鸣镝呼啸而出，其部众紧跟而上，顷刻之间，鸣镝支支射向同一个目标，支支插入身体，鲜血还没有冒出，头曼就停止了呼吸。临终之时，头曼单于肯定回身看了一眼冒顿，然后将目光移向满身横插的骨箭，仰天叹息了一声，或者不解地用痛苦的神情质疑了一下冒顿……但这些已经不重要了，死亡像一口巨大的钟鼎，缓慢抑或迅疾地将头曼单于笼罩在永恒的黑暗当中。
这黑暗一定是无穷无尽的，也肯定与人世一样轮回漫长。对于生者和胜利者冒顿，这些都不再重要，头曼倒地的那一刻，冒顿或许只是阴冷地抽了抽嘴角，或许佯装悲痛，扑在头曼身上放声痛哭。对于已然到手的帝位，冒顿首先想到和要做的是，为自己顺利成为匈奴万众主宰，命运之神和权力巅峰，必须扫清一切障碍。
这样一来，父亲头曼单于生前所爱阏氏和少子必然首当其冲，虽然匈奴有“父死妻后母”的传统习俗，但冒顿却毫不犹豫地挥动长刀，将那些反对自己弑父自立的臣僚和贵族，与头曼单于所爱阏氏及其少子一并斩杀。匈奴有猎头以为军功的传统，但那是针对他们的敌人的，对于本族的罪人或者政敌，他们的处置方法尚不得而知，诛杀政治斗争失败者、不从者和无辜者，是全人类帝王的通用手段，在他们看来，肉体摧毁才是消除后患的不二法门。
隐忍闪电 马踏东胡
冒顿制造的这一政治事件，不仅使得匈奴重新洗牌，也高级别地震动了月氏、东胡、丁零、楼烦、浑庾、屈射、薪犁、白羊等近邻部族。事发之后，这些部落和民族，肯定操着不同的语言，以不同的方式，议论纷纷，分析其中的原因及对本部族的影响，围绕着冒顿及其治下的匈奴未来的政治和军事走向，进行了大量的猜测。
冒顿获得了最高权力，又通过杀戮异己，加强了个人权威和执政根基，说到底这只是自家的事情，匈奴周边的政治和军事环境并没有因此而改变。首先发难的是东胡，匈奴的又一个近邻、朋友和敌人，冒顿弑父自立的消息刚刚碰响耳膜，东胡王便“使使”对冒顿说：我想要先单于时候的那匹千里马！由此可见，斯时的匈奴，已经与中亚诸国和多个部落发生了联系。
西汉乃至更早时期，通常提到的千里马，便是中亚所产的汗血马。传说当中，这种马可以日行两千多公里，其速度、力量和耐力都超乎寻常。
东胡使者这句话，在现在听来，仍旧刺耳、凶蛮无比。在群臣的一片劝阻声中，冒顿竟然力排众议，用满不在乎的口吻说：“与邻国和睦相处，怎么能在乎一匹马呢？”冒顿这句话不轻不重，无限的深，又无限的浅，无懈可击，且又满含意味。说完，那些义愤填膺地“请击之”的臣僚们肯定很失望。眼看着头曼时的宝马良驹一步一回头地离开匈奴，进入东胡疆域，好战且凶悍的匈奴众臣和奴隶肯定觉得了一种屈辱，纷纷摇头叹息，对冒顿的懦弱和昏聩表示了隐忍的不安与愤怒。
在东胡看来，冒顿能将游牧民族赖以安身立命的武器装备“宝马良驹”拱手相送，不过是为了“捍卫”自己来之不易的单于位。可是，将一匹良马相送并不能从根本上削弱匈奴的国力和战力。为了再一次试探和证实他们的各种猜想，东胡再次“使使”至匈奴，在单于庭帐，又以同样口吻，向冒顿索要阏氏。不管匈奴如何嗜血，但阏氏，也就是女人，也肯定被男人视为自身尊严和财产的一部分。东胡公然索要，别说单于，即使其他任何一个男人都是无法容忍的。可冒顿依然拒绝了愤怒至极的“左右”，再次以轻描淡写的口吻说：“怎么能因为一个女人而处理不好与邻国的关系呢？”
这话是反诘，但更多的却是质疑，抑或是异常的愤怒之中的某种深度的忍耐。在这一过程中，司马迁在叙述中用了一个不含任何人性化的词，于是“取”自己所爱的阏氏赠予东胡王。这其中的“取”字，将人与物一般，无意之中，包含了一种野蛮意味。东胡的汗王在消受了冒顿的阏氏之后，警惕性丧失，“愈益骄”，竟然大张旗鼓地对匈奴用兵。至瓯脱（东胡和匈奴之间的一块土地），又遣使对冒顿说：“你们和我们交界的哨所以外有一片空地，你们也到不了那里，不如给了我们吧。”
这句话说得理所当然，且骄气十足。东胡使者当时的表情，肯定是眼神轻蔑地看着端坐在高台上的冒顿。冒顿转向群臣问计。群臣们似乎习惯了冒顿的思维，抑或是为了逢迎冒顿对东胡无理要求的顺应态度，善于察言观色的臣僚说：“那是一块没用的土地，给了他们也没什么，不给也可以。”这是典型的政治话语，模棱两可。可这一次，冒顿拍案而起，以前所未有的口吻大声吼道：“土地是一个国家的根本，怎么能随便赠送呢！”
冒顿这句话，犹如旱地之雷，令东胡使者大吃一惊，也令那些善于察言观色顺势而为的臣僚们目瞪口呆。冒顿这一突如其来的变化，是以“凡是建议给予东胡的，全部斩杀”的杀戮为代价而实现的。随后，冒顿令人牵宝马，提长刀，背弓箭，率领大军，以潮水和雷霆闪电之势，冲向毫无防备的东胡。
闪电的马蹄，雪亮的长刀，呼啸的鸣镝，从古老的蒙古高原上，像是成群俯冲的苍狼猛兽，顷刻之间，敌人的家园血流成河，残肢伤兵满地横陈，营帐成为焦土。曾经强大一时的东胡，在冒顿的突袭之下分崩离析，残余部众抱头逃亡至今天的大兴安岭地区，上演了一场全民族大逃亡的悲壮一幕。以至多年后，南匈奴降汉，北匈奴远走中亚，东胡的后裔鲜卑和乌桓，再次越过大兴安岭，卷土重来，进入到昔日的故园与匈奴疆域。
至此，我们不禁要问：以匈奴“没有文字和书籍，用语言来做约束”之蒙昧习性，何以有此伟略之人？以匈奴之“只要有利可图，不管礼义是否允许”的原始风尚，何以造就冒顿这等深谋之才？
五色马阵 白登之围
深谙战争本质及其策略的冒顿，将统一和降服诸夷的战争不仅使得匈奴崛起，彼时蒙古高原最强，而且将战争打得极为艺术和富有纵深感。使得“千余年来，时大时小，逐水草而迁徙”的匈奴，步入了一个全新全胜的时代，马背帝国的第一位盖世英雄，成吉思汗及其子孙的先驱，尽管冒顿的弑父自立行为遭到了当时及后世人的诟病，但对于公元前209年到公元174年间的匈奴，是一个千年不遇的特殊发展时机。倘若没有冒顿，匈奴在东方一千余年历史肯定黯然失色，甚至不会被更多的人一再提及与论说。冒顿的一系列雄才伟略，比之赵武灵王、嬴政和刘邦，肯定也有过之而无不及。
中原内乱，楚汉相争，匈奴不仅收复了当年被蒙恬夺去的大片疆域，且彻底征服了宿敌东胡，将月氏驱逐到了敦煌以西的地区置于匈奴完全掌控之下。在此期间，冒顿建立起较为完备的政治体系，这一体系的基本准则，遵从了大夏先民既定认知观念：“日月所生，天地所置”之“撑犁孤涂单于”（“言其广大之貌”），自然掌握和决定匈奴内外，乃至天地万物等至高无上的权力。与此同时，冒顿还进一步完善了较为规整严密的军事体系：自左贤王以下至当户，大者领万骑之众，小者数千，本部可再置千户长、百户长及十户长及裨小王、相国、当户及沮渠等官职。
匈奴部落的作战及奖惩方式为：作战以月亮为参照，月圆时攻击和作战，月亏时候则退兵。在作战中，凡斩下敌人头颅者，赐给一卮酒；俘获的财物根据实际情况，再分配给个人或者充公，俘获的敌人由个人用作奴婢。可以说，这一套奖惩措施，使得匈奴人作战，不再是单纯地为部落和汗王，而是人人都在为自己争利。在作战方法上，匈奴军队极善于诱敌深入，尔后回旋包围。匈奴在战场上追逐利益，就像众鸟抢食。他们失败的时候，就像房屋倒塌和乌云散去一样。在战场上运回其他战士尸体的，死者的家财全部归他。
当国家政体奠定完毕，中原地区大规模的混战也到了尾声。楚霸王项羽兵败，自杀于垓下。刘邦伪游云梦，黜韩信为淮阴侯，大封功臣和同姓王。韩王信（韩国韩襄王之孙，与淮阴侯韩信同名）被刘邦“徙于代，都马邑”。没过多久，韩王信便与属下将军王黄、赵利等人一起投降匈奴。
韩王信及后来的陈豨造反，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汉初众臣在刘邦、吕雉的残酷手段下的惶恐和无所适从，尤其是吕雉杀彭越，将其剁成肉酱，并分与“诸侯食”的超级恐怖主义手段，使得汉朝重臣人人自危，或以委屈求安，或以反叛谋生。韩王信及陈豨、淮南王英布等人的引兵自反，便是对刘邦吕雉之残酷杀戮功臣行为的激烈反对。
借此机会，匈奴获得了休养生息的大好机会，具备了对汉作战的经济基础，特别是军事力量。几乎与当韩王信率众投降匈奴的消息传到刘邦耳朵的同时，匈奴引兵越过句注山（在今大同附近），兵锋直抵汉之北部要塞晋阳（今山西太原）城下，这位泗水亭长出身的汉高祖怒不可遏，拍案而起，决定对匈奴用兵。多年来，刘邦及其臣僚忙于兼并中原，对抗项羽，对新近崛起的匈奴可以说一无所知。为探得虚实，知彼知己，西汉先后十多次派出人马，深入匈奴，查探详情。
冒顿早就得知消息，故意“匿其精壮，见其羸弱。”致使刘邦的探子们回来之后，无一例外地向当政者报称：“（匈奴）可击。”冒顿的这一作为，深得匈奴“善为诱兵以冒敌”的军事谋略，用同一种看起来笨拙的假象来迷惑敌人。刘邦正要起兵御驾亲征，以口舌建言而得官，并被赐姓为刘的郎中令刘敬（原姓娄）上前劝阻说，匈奴势大，不可轻敌，并自告奋勇深入匈奴打探。返回后，刘敬劝谏刘邦打消出征的念头。刘邦以为自己半生东征西讨，楚霸王都被消灭了，匈奴更不在话下。不顾刘敬阻拦，下令大军开拔，走到今河北张北县，刘敬再次拦住刘邦马头劝谏。刘邦大怒，骂他说：“你这个从齐国来的奴才，怎么如此胡说八道，沮丧我军心士气！”然后令人将刘敬捆绑起来，押至广武，听候发落。
自以为天下无敌的刘邦成竹在胸，也梦想如蒙恬一般，以三十万大军却拒匈奴，击退盗寇之贼于千里之外，彻底消除新生帝国的北方之患。大军逶迤行至平城（今山西大同）白登山，阴霾的天空忽然下起了雨，傍晚时分，阴雨变成了雪花，汉军正要安营扎寨之际，忽然听得山下响起如潮的呐喊和马蹄声。刘邦、陈平、樊哙、季布等人睁大眼睛一看：西方尽是白马，马上将士也一身雪白；东边尽是面白身杂的青駹马，将士头戴一色的白帽子，其他之处全是黝黑之色；北方尽是乌骊马，将士身穿黑色衣装；南方尽是红黄色的骍马，士兵也都穿着鲜艳的粗布衣装。刘邦暗叫不好。但悔之晚矣。
颜色分明的匈奴大军，骏马嘶鸣，战刀明亮。队伍正西方忽然闪开一条宽阔的通道，一辆黄色冠盖的马车踏踏驰进。高大的木车上，一位头戴金边羊皮帽子，头顶插有鹰羽，身穿镶有乌龙大黄衣装，足蹬露白长靴的人，挥着长刀，仰面朝上，以傲然的神情，轻蔑地看着山上的刘邦等人。
那个人，正是冒顿。那些战马，也多数为蒙古马。蒙古马以膘黄，黑灰，枣红与杂色蹄鼻居多。纯白色的战马可能来自俄罗斯或者阿拉伯地区。
这一宏伟兵阵，在逐渐变白的白登山四周，像是硕大的花朵，以规整的姿态，向苍茫人世和浩渺苍穹，展出了两千多年前的东方匈奴的军事图案和勃勃雄心。但令人纳闷的是：在这一唾手可得的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面前，雄才伟略的冒顿为什么突然罢手，主动“解围之一角”，放刘邦逃生呢？
就此，司马迁《史记·匈奴列传》说了两个原因：一是丞相陈平用计并重金贿赂了冒顿所宠爱的阏氏，冒顿阏氏便吹枕边风说：“自古以来，两个皇帝不应相互争斗。即使得到了汉朝的江山，但单于您也不适合到那里去生活。汉朝的奴隶们也未必服从您，况且汉皇帝也有神灵保佑，杀了他肯定会再有其他皇帝出现。这个道理，想必单于您是知道的。”二是冒顿先前与投降的韩王韩信属下将军王黄、赵利约定在这里合围刘邦部队，可王黄、赵利久久不带部队出现，冒顿怀疑王、赵二人诈降，与刘邦有谋，恐怕中了计谋，再加上他所爱阏氏的话，最终解围一角，放刘邦大军撤走。
如此两种说法，显然难以令人信服。至于陈平使间谍送冒顿阏氏汉美女图之说，似乎也没有根据。在匈奴，奸细何以能够轻易接近单于之阏氏？再者，冒顿既能将所爱阏氏拱手送与东胡王，又何能偏听此一阏氏的话呢？以冒顿鸣镝弑父、马踏东胡雄心奇谋，即使王黄和赵利果真与汉有谋，冒顿只要分出万余人马，即可阻挡和击溃王黄、赵利之军。
其阏氏所言，也有很多漏洞，“两主不相困”（刘邦何以垓下困楚霸王？）“虽得汉地终非能居之也”（公元前后的南匈奴何以内迁而久居？西迁的北匈奴何以沉寂多年之后再度席卷中亚及欧洲？）至于一幅汉朝的美女图及财富，而使冒顿听从其所爱阏氏之言，似乎更缺乏依据，以冒顿的个性，吞并八荒的雄心，怎能为一个女子之言而放下屠刀，终止匈奴入主中原的强劲弓弦和翻飞铁蹄呢？
西驱月氏 经略西域
侥幸脱逃的刘邦，面对匈奴的强大攻势，只好听从刘敬之言，“给遗”汉公主并岁贡的方式，获得了短暂的和平。不久，投降匈奴的韩王信及后来自立为代王的陈豨合谋袭击了汉之代地（山西右玉县、内蒙古托克托、山西大同及河北怀来县等地），刘邦派出大将樊哙，击杀了韩王信及陈豨。尽管如此，刘邦也没有阻挡住属下的不断反叛，公元前196年，被逼无奈的燕王卢绾“率其党数千人降匈奴，往来上谷（河北怀来县）以东。”虽不成心腹之患，但对汗边的骚扰和袭击颇为频繁。
公元前195年6月1日，刘邦驾崩。消息传到匈奴，冒顿可能会有些伤感，但最大的可能是无动于衷，甚至有些幸灾乐祸。当即修书一封，遣使去见吕雉。冒顿书信说：“吕太后陛下，我本来是一个贫瘠瘦弱的帝王，生在水草丛生的偏僻之地，在原野上的牛马之城长大，有几次去到贵国边境，特别想去贵国看看。我知道您也刚失去了丈夫，自己生活。咱们两个情况相同，都不怎么快乐，关键是没有什么可以娱乐的，不如用我的所长，换你所没有的。”冒顿这番话，抑或司马迁的神来之笔，勾勒出了又一个栩栩如生的冒顿，调戏吕雉的语气犹如一个顽童，还有些色情与轻蔑。李长之《司马迁之人格和风格》中说：“有谁能像司马迁那样有着广博的学识，深刻的眼光，丰富的体验，雄伟的气魄呢？试问又有谁像司马迁那样具有大量的同情，却又有那样有力的讽刺，以压抑的情感的洪流，而使用着最具造型的史诗性的笔锋，出之以唱叹的抒情诗的旋律的呢？”这是对吕雉最深刻的讽刺，也是司马迁神鬼之笔的深刻展现。
吕雉当然怒不可遏，“欲击之”。樊哙“愿得十万众，横行匈奴”之言，是一个十足的马屁，令人忍俊不禁的是，樊哙这句话刚出口，就遭到了季布的当面痛斥。樊哙当即面红耳赤。丞相陈平建言说，现在还是打不过，还是和得好。吕雉只好听从，修书给冒顿，并赠送御车两辆和驾辕马八匹。斯时，西汉多战车，御车也是西汉建国十多年后才有的，驾辕马可能是已经驯服的其他马种，也可能是蒙古马的引进型，经过多次杂交改良后，更适合于负重与驾辕。
再一次和亲、订约之后，汉匈之间的摩擦，在一定程度上有所减少。久不用兵，将民生息，恢复经济，对西汉国内稳定和积蓄军事力量都有好处。而对于素来“以战养生”“以战止战”的匈奴来说，则弊大于利。游牧民族必须要有对手，偏安与图享盛世才是他们最大的危机。经过白登山一战，冒顿似乎真的认定“汉地匈奴不可居”这一空穴来风式的断言，转而把主要精力对准了大月氏和张骞“凿空”之前的西域。或许，在匈奴看来，大月氏乃至西域“城廓诸国”乃至葱岭以西地区才是匈奴的宜居之地。
公元前177年，冒顿派出其子稽粥，再一次深入西汉边境，越过长城，对仍旧在休养生息的西汉，进行了必要的骚扰和打击。汉文帝派人出使匈奴，带去了大量的礼物，明着是要问明原因，实则希望匈奴能够遵守诺言，不再袭扰西汉。这时候的冒顿，再次表现出极高的政治智慧，即借惩罚稽粥之名，对大月氏进行了又一次大规模的打击。
稽粥带领大军闪电进击，大月氏不敌，只能被迫向西撤退，沿途又赶跑了乌孙，鲸吞西域城廓诸国。再一年，冒顿再次派稽粥打击和驱赶大月氏。这一次，骑着蒙古马的匈奴将士铺天盖地，以闪电的速度，一举将大月氏赶到了天山南麓和伊犁河上游地区。大月氏立足未稳，匈奴又联合乌孙，在伊犁河流域和伊塞克湖盆地对苟延残喘的大月氏进行夹击，“迫使他们向西迁徙，由此产生了发端于亚洲高原的有史记载的第一次各民族大迁徙。”（《草原帝国》）被驱赶的月氏人大约在公元前160年，到达锡尔河上游的费尔干纳，并在那里安心地定居下来。而当地原先居民，却在月氏人的强大压力下越发向西迁徙，从而引发了一连串的民族大迁徙。
事后，冒顿又给汉文帝写信说：“前不久，因为你们的一个小吏侮辱左贤王稽粥，稽粥一怒之下，侵犯了贵国。我为了惩罚他，就让他带兵进击大月氏。上天保佑，我们的将士很优良，战马也很得力，不但消灭了大月氏，连他们的降卒也都尽数斩杀了。楼兰、乌孙和呼揭及其周边的26个国家，都成为了我的奴隶和土地。”冒顿这语气，显然是炫耀。但赶跑了大月氏，吞并西域城廓诸国，对匈奴来说，不仅进一步拓展了战略空间和经济来源，壮大了实力，而且为后世匈奴找到了一条安全的退却和迁徙之路。为控制西域这块战略要塞，冒顿派驻了大批人马，用来震慑西域诸附属国，役使其臣民，开田种地，囤积粮食，收取岁贡。
公元前176年，冒顿单于的现世功业达到顶点，一生的恢宏征途到达终点，上天赋予他的历史使命似乎已经完成，如果晚生几十年，与汉武帝同时……汉匈历史或许会有意想不到的变化，可惜，冒顿早生了几十年，完美地错过了与汉武帝及其名将卫青、霍去病当面较量的机会。
公元前174年初秋时分，大雁南飞，空阔西域之上，到处都是鹰隼鸣叫之声，苍狼遁往深山雪域，猛兽蛰伏洞中。远牧的匈奴人骑着矫健的骏马，驱赶着牛羊，以驷马驾车，回到冬牧场。一天黄昏，落日西坠，余光如血。单于庭外，忽然奔来一大群苍狼，足有上万匹之多，匹匹形如牛犊，飞腾的四蹄过处，尘土飞扬，骏马和牛羊见到，仓皇逃窜。城上守军个个心中惊骇莫名，正待关闭城门，却只见为首的苍狼猛然长嚎一声，在城门前收住脚步，率先蹲下，以幽深暴虐的眼光，直直朝向单于宫。后面的狼群似乎得到命令，也如法炮制，蹲在地上，举着耳朵，瞪大眼睛，与头狼一起死死盯着一片肃穆的单于宫。
夜幕徐徐降临，群狼的眼睛只只闪着幽蓝的光芒，像是落地的星斗。午夜时分，单于宫殿内，灯火辉煌，八部大人及众臣、将帅聚集在冒顿床榻之前。冒顿躺在床榻之上，眼睛看着绘有盘旋乌龙的房顶，面色平静如水，面对围站贵人和大臣，乃至坐于床上的阏氏和左屠耆王稽粥，一句话也不肯说。直到角鼓第九次敲响，冒顿才转过头来，看着左屠耆王稽粥和众臣僚道：“吾命至此绝矣，单于位传稽粥！”
众臣齐向稽粥跪拜。稽粥脸上露出一朵比桃花更灿烂的笑意。稽粥的这一表情，冒顿肯定记在了心里，脸无表情地眨了眨眼睛，又合上，过了一会儿，又猛然睁开，颤巍巍地抬起手掌，指着西边的方向，然后缓慢地垂了下来。时为汉文帝六年（公元前174年）。忽听得外面一阵狼嚎，整齐划一，声震四野。尔后，又传来一阵杂乱的蹄声，群狼纷纷起身，跟在头狼身后，张开四蹄，向着西边奔腾而去。
匈奴以狼为图腾，按照萨满教的说法，类冒顿这样的草原雄主，一定是天神转世，万灵之首。冒顿死后，再没有什么比渴望或者幻想他化作苍狼更合适的结局了。也就是从这一年开始，横扫蒙古高原，震慑中原和西域的那一道风暴闪电的力度渐渐减弱，以至于半个多世纪以后，从伊稚斜单于开始，匈奴逐渐暗淡，进而在西汉打击下，内部纷争不断，最终导致了七单于争立，最终分裂为两支，一支内融于中原帝国，一支在中亚遭受失败后，在中亚销声匿迹多年，而后又在历史的黎明时期，在欧亚大陆上又掀起了一场催动整个世界文明进程的“上帝之鞭”。
【作者简介：杨献平，河北沙河人，中国作协会员。曾获全国第三届冰心散文奖单篇作品奖、首届三毛散文奖一等奖、全军文艺优秀作品奖、在场主义散文奖、四川文学奖等。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匈奴帝国》《混沌记》，散文集《沙漠里的细水微光》《生死故乡》《南太行纪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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