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打响了辛亥革命的第一枪。这场席卷南方多省的大规模武装起义斗争使得十五省脱离了清政府的统治，也为清朝发布退位诏书埋下了伏笔。
毫不夸张地说，武昌起义堪称辛亥革命的真正开始。
上图——武昌起义纪念雕像
有意思的是，在武昌起义之前，湖北地区的革命势力，至少在表面上远不如广东湖南和四川三省。
当时粤系革命力量有孙中山，湘系有黄兴，川系有蒲殿俊等人，而鄂系则没有明显的革命代言人，因为整个湖北都是张之洞一手缔造的新军的大本营，和清政府关系相对密切。
那么，在这种背景下，为什么第一枪反而响在了武昌呢？
一、粤湘川三省革命气息更为浓厚
提到民主主义革命，孙中山先生一定会立刻浮现在我们的脑海中。
孙中山先生是广东人，在刚刚成年之际（17岁），也就是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即将养成的时候又在香港读了五年书（从历史看，香港属于广东，两地社会风俗和人文环境高度相似，只不过后来在帝国主义的操纵下才被迫分离），所以他对此地有高度的归属感。
上图——孙中山像
再加上当时的海外侨胞中愿意资助他的也有不少广东人，所以他的起步队伍以广东人为主：
早年追随孙中山的高级干部里面，广东人占了最大比例，如邓荫南、陆皓东、杨鹤龄、陈少白、尢列等。
上图——黄兴像
同理，像湖南革命领袖黄兴，四川革命领袖蒲殿俊等人，其家族在当地都算是大户人家，对故乡的眷恋感比较深厚，二人在国外学习时，也格外和家乡学子结交。
比如黄兴在日本时和老乡成立了组织'湖南编译社'，蒲殿俊为川汉铁路募捐时发动的是四川籍的留学生，所以他们身边围绕的人也多是省内人。
对于刚刚成年就在国外独处的人来说，他们既向往外面丰富的事件，又因为涉世未深而怀揣一丝警惕，这个时候和其有相似生长经历的乡党，必然会成为他们聊以慰藉和亲近的对象。
当孙中山黄兴等人决定投身革命后，也会优先从老乡中优先寻找志同道合的对象，其次才会将范围扩大的全国，这就是粤湘川三省革命气息更为浓厚的关键原因。
二、强大的湖北新军成了革命家争夺的对象
当孙中山黄兴等人投身革命后，南方多省的革命力量纷纷响应，大家进行了半联动半独立的合作模式，其中联动是指因为革命力量有推翻清朝的共同目标（绝大多数），所以势必相互通气和交流，独立是指由于各地政策、局势、官员和历史等因素不尽相同，所以必须要进行贴合地区实际的革命方式。
上图——湖北新军
唯独九省通衢湖北是个例外，湖北虽然位于湖广中心，连接东西贯穿南北，但是这里在民主主义革命初期是极度缺少革命势力的。
因为这里是张之洞一手打造的湖北新军的大本营，比起'人皆乌合，来去无恒'，'里居不确，良莠难分'，'积习锢弊，一入膏肓'的旧军，新军不仅战斗力强大，还高度忠于清政府：
张之洞训兵重点强调忠君爱国、自强御侮。
然而，即使张之洞有心加强忠君爱国教育，却也无法抹去新军基本都来自于平民的事实，这些年轻人从小目睹了清王朝为了保全贵族阶级的利益，不惜签订丧权辱国的条约，将百姓置于水深火热。
虽然在军营中能够按照军纪严格要求自己，但是心中的革命思想一旦被激发出来，必将迸发出巨大的能量，因此湖北新军也成为了南方革命力量的重点争夺对象。
三、武昌军入川作战给了当地革命者可趁之机
1911年，清政府悍然将川汉粤汉铁路的经营权收归国有，此举激起了川粤两地百姓的极度不满，其中尤以四川为甚，在四川革命领袖蒲殿俊的带领下，省内爆发了激烈的保路运动。
上图——保路运动纪念碑
为了镇压百姓，清政府派出了有着'赵屠夫'之称的赵尔丰出任四川总督，赵尔丰入成都后立刻引发了'成都血案'，没想到巴蜀人血性十足，不怕牺牲，将革命推向高潮，二十余万百姓加入队伍，攻占荣县，使其成为清朝第一个独立的县。
上图——蒲殿俊像
眼看屠夫都解决不了问题，清政府心一横，派遣湖北新军入川作战，其中武昌的部队被带走了三分之一，使得武昌的城防相对空虚。
之所以做出这种安排，是因为清政府只注重练兵而忽略了对士兵心理的了解，认为新军仍然是高度忠于清政府的，如果派遣他们入川作战，那么普通百姓组成的散兵游勇在正规军面前不值一提，到时候再让他们回归湖北便万事大吉，就算湖北出现突发情况，那么凭借剩下的兵力也足以对抗革命力量。
然而令清政府没有想到的是，此时的武昌新军，绝大多数已经倾心于革命力量，比如入川的那三分之一，就打算在半路杀掉带队将领端方，只不过为了革命大计他们放弃了动手，而剩下的三分之二，在时机成熟后（也有意想不到的突发情况使然），爆发了轰轰烈烈的武昌起义，令统治者目瞪口呆，只能接受既定事实。
上图——张之洞像
事实上，在武昌起义前，南方革命力量已经进行了多场武装起义的努力，然而由于其装备和规模有限，牺牲不小却没有达到预想的政治目的和战略目的，甚至被宋教仁形容成零敲散打的自杀袭击，可见战斗力不足是革命力量的最大问题。
然而，这个问题在湖北新军倒向革命力量后彻底解决，正是武昌起义的胜利，逐步使清朝走向灭亡。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