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公元9年，王莽改制，西汉王朝灭亡。
这一次“和平演变”进行得非常顺利，没人造反，没人声讨，全国人民都安静平和、默默地接受新主子的登基。像明朝的方孝孺那样跳出来破口大骂的，半个人都没有。
只有王莽的亲姑姑，前任太皇太后王政君哭了一鼻子。王莽派人向她索要汉朝的传国玉玺，王政君痛哭道：“我是汉家的老寡妇，本打算拿这东西来殉葬的。”她把玉玺摔在地上，结果把这块由和氏璧做成的宝贝摔坏了一角，日后只好拿黄金补上。
王莽非常顺利地推翻了西汉王朝，建立起了自己的新朝。为什么会这样呢？从汉朝的官员到普通百姓为什么没人反抗呢？
这就说明了一点：两千年前的中国和两千年后真的是不一样的国家，汉朝和明朝清朝是截然不同的朝代。相隔两千年的人们在思想意识方面是有着巨大差别的。
对于君主要无限忠诚这种思想其实是宋朝理学思想出现后，才慢慢形成的。而理学思想占据了统治地位，那是明朝朱元璋上台以后的事情。朱元璋登基后，为了维护朱家的统治，把忠君思想提高到了吓人的程度，列为最高的道德规范。此后，清朝继续这么做。经过数百年的努力，这才形成了一种“君为臣纲”、“君臣之义无所逃于天地之间”的文化氛围。
但是在汉朝那个时候，人们的思想境界是完全不同的。春秋时期百家争鸣的影响力还很强大，汉武帝虽然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但是正统的儒家思想也不是像后来的程朱理学那样奴才化，比如孟子的民贵君轻思想，在汉朝的影响力不是一般的大。
在汉朝早期，知识分子们曾经很认真地探讨研究过君主与民众之间该如何定位的问题。汉景帝时期，有清河王太傅辕固生与一位黄生在皇帝面前争辩商汤放桀、武王伐纣这样的事到底正确不正确。双方各执一词，争论不休。
这件事对于汉朝的统治者来说也挺尴尬的，你要说武王伐纣不正确吧？那就等于说汉高祖刘邦也是乱臣贼子；你要说正确吧，那岂不是等于宣扬造反有理？
因此，汉景帝只好采取回避态度。他说：“不食马肝不算没尝过美味。不争辩武王伐纣的问题也不算咱没学问。”所以，从这时起，西汉官方就对于武王伐纣这样的问题避而不谈，模糊处理。
但是，从民间来说，在大家的潜意识里，很显然都是一致地认为：你们老刘家的天下是可以取而代之的。如果你们刘家人不干好事儿，像纣王一样无道，那么老百姓起来把你们推翻是完全合情合理的。
这样的例子在西汉那个时候是很多的。
（二）
汉昭帝时，有儒生眭弘。他直接上书给皇帝，说你们老刘家干的不怎么样，还是换人吧。请你寻访贤德之人，把帝位禅让给他好了。
汉宣帝时，有个叫盖宽饶的人，也是上书皇帝，提出“家以传子，官以传贤……不得其人，则不居其位”。意思是自家的私产可以传给儿子，皇位（官）却应该由贤者来继承，一个人要是没有当皇帝的水平，那就应该滚蛋下台。
汉元帝时，有儒生贡禹上书说：“天生圣人，盖为万民，非独使自娱乐而已矣。”意思是，皇帝应该是为天下百姓服务的，不应该只是追求自己一个人享乐。
还有个叫谷永的人说：“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非一人之天下。夫去恶夺弱，迁命贤圣，天地之常经，百王之所同也。”意思是把那些不称职的皇帝换掉，让有水平有能力的人上台，这应该是天地之间的常理。
总之，西汉时期，人们的思想其实是很开通的。特别是知识分子，他们的想法更是豁达，完全不像后世理学时代那样变态。这样的一种思想氛围，实际上给王莽夺权提供了良好的条件。
西汉的皇帝自从昭帝、宣帝之后，就变得一蟹不如一蟹。政治水平是越来越低，个人荒淫享乐的程度却一个比一个高。国家的形势每况愈下，社会矛盾日益尖锐，有越来越多的人都意识到老刘家真的是没人才了，应该换个有能力的人来解决危机了。
在这样的一种形势下，王莽站了出来。
王莽通过不断地造势宣传，一点一点地在全国人民心目中树立起了只有他才能解决所有问题的潜意识。从上到下，从官到民，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渴望王莽上台，把希望都寄托在了王莽身上。就这样，王莽顺水推舟，乘势而上，最终在公元9年正式推翻了西汉王朝，自己登上了皇帝的宝座。
因此，我们可以说，当年的王莽“篡汉”实际上是符合天下人愿望的，全国人民采取沉默不语这种特殊的方式“投票”支持了他，同时也从心底里期盼王莽能够拿出完美的方案，解决严重的社会危机，让所有的人都能够更好地生活下去。
如果王莽真的能够把危机给解决了，真的能够让天下的老百姓都过上好日子，那么势必会在中国的历史上形成一种惯例：百姓们的日子不好过了，大家就会要求有能力的新人来接替皇位。原来的统治者则可能会自觉下台。中国有可能会出现类似于罗马帝国那样一种“贤人政治”，在相当程度上实现民主化。不会像真实的历史上那样总是靠着杀人盈野、血流漂杵来解决社会矛盾。
然而问题是，王莽的改革失败了。
（三）
西汉王朝末年严重的社会危机从根子上来说，是人口过度增长与社会生产力低下之间难以解决的矛盾。
西汉末年，全国人口的官方统计数字达到了5900万。这个数字非常不准确。因为有大量的人口为了逃避人口税而隐匿了起来。如果说西汉末年有一亿人口，那应该是完全可能的。
这样多的人口，在古代的生产力条件下，生存就开始成问题了。西汉王朝当时面临非常多的社会矛盾，但是根子就是在这里。
对于当时的统治者来说，要想解决这个问题，其实也很简单，只要来一个“长江流域大开发”就可以了。当时，长江流域人口还很稀少，土地没有得到充分的利用，王莽上台后，如果他能够有意识地推动移民政策，把黄河流域的百姓向着长江流域迁徙，开发新的土地，这样很快就能让整个社会摆脱危机，起死回生。王莽所建立的新朝挺上一百年肯定是不成问题。
然而，咱们的古人也实在是够笨的，王莽没有看到这一点，当时所有的人们也都没有这么想过。西汉王朝为了保证税收安全，是严禁农民随意迁徙的，所以整个帝国庞大的人口都被拘束在黄河流域的狭小空间里，特别是今天陕西关中平原和河南等地，这里人口高度密集，自然资源严重不足，社会矛盾一天比一天尖锐。但是当时的人们却是说什么也找不到解决问题的办法。
在万众期待下登基称帝的王莽拿出的解决方案可谓是南辕北辙，错得离谱。
大名鼎鼎的“王莽改制”的基本思路就是尽可能的“均贫富”，从富人那里拿出一部分利益分给穷人，王莽觉得这样就能把所有的问题都解决了。
这种方案其实了无新意，是一种传统的农业平均主义思想。从理论上讲，它要是真的付诸实施了，那倒也确实能解决问题。
然而，历史上无数的实践证明，这种单纯地重新“分蛋糕”的做法十分危险，因为你是要到人家的饭碗里夺食，对方势必反抗，这自然而然地就会引起社会的剧烈动荡。
最好的办法当然应该是想办法把蛋糕做大，在做大蛋糕的同时尽可能地向着穷人这一边倾斜。我前面提到的“长江流域大开发”就是这样的一种手段。
可惜王莽不知道，他还是信心十足地提出了他的“改制”方案。
如果认真研究一下史书，我们会发现，王莽改制提出的几条措施，有很多都只是嘴上说说，并没有落实。
王莽提出要恢复井田制，按照人口平均分配田地，还严禁买卖奴婢。这几条都严重脱离实际，无法落实，所以提出后很快就暂停执行。
不过，王莽的五均六筦法，以及货币改革却是坚决地实行了，这两项措施最终引得天下大乱。
五均六筦法一言以蔽之曰，就是要取消民间商业，统统由官营商业取代之。王莽的真实想法是要消灭工商业者，让大家都一样贫富。为此，他还不惜多次更换货币。在王莽短暂的统治时期，他曾经三次更换货币，把旧币作废，然后推行新币。然而，这种做法要了他自己的命。
（四）
王莽一心想要消灭民间的工商业者，以此来实现社会的均贫富。然而这样做的后果却是让几乎所有的人都陷入了生存危机。
工商业者有贫有富，大多数工商业者也都是升斗小民。王莽不分青红皂白一律打击，结果使得大量的平民百姓衣食无着。工商业的崩溃反过来自然会影响到农业。如此一来，整个国家的秩序就失控了。
王莽的本意是想避免国家的危机，但是他的改革却带来了严重的危机。这就充分证明，单纯地重新划分“蛋糕”是完全不可取的方式。
农民大起义爆发了，王莽的新朝被推翻了，整个社会在经历过残酷的战争，在丧失了大量人口的情况下，原有的经济危机终于因为人口大幅度减少而解决了。
而天下也重新姓刘了。
如此一来，就给普通百姓造成了这样的一个错觉：随便换皇帝是不行的。老刘家的人虽然干得不怎么样，但是至少没有让天下大乱。换了另一家人来当皇帝，天下立刻就乱了。所以，还是让刘家人继续统治下去吧。
而对于刘家人来说，利用这个机会来强化刘氏家族的地位，是再好不过的一件事。
汉章帝刘炟就曾经亲自出面主持学术会议，大搞意识形态建设。在他授意下编纂的《白虎通义》就已经具备了很浓厚的理学味道。在这本书中，明确地提到：“子顺父，妻顺夫，臣顺君。”还提到：“君有众民，何法？法天有众星也。（君主拥有天下的臣民，这就像苍天拥有众多的星辰一样）”另外，还有什么“三纲六纪”的说法，总之，从东汉开始，整个中国社会就加快了它向着完善的封建宗法社会前进的脚步。
刘家人具有天然的统治权这样一种观念，经历过东汉王朝之后就已经慢慢地深入人心了。到了东汉末年，曹操迟迟地不敢直接登基称帝，刘备靠着一块姓刘的招牌就能呼风唤雨，都是这种观念产生的效应。
到了魏晋之后，必须由刘姓人坐天下的观念总算是被扭转过来了，但是封建宗法社会也基本成型了。历朝历代的皇帝在屁股坐上龙椅之后，就再也不考虑主动让贤的问题，只有到了社会矛盾尖锐到无可调和的地步，才会在各种战争与动荡中被赶下台。中国的历史开始出现了所谓“一乱一治”的恶性循环。认真地说起来，这都是当年王莽改制失败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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