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都是国家中央政府所在地，是全国的政治中心。其选址是否恰当，关系着国家之安危、百姓之苦乐，乃至民族之盛衰。所以，古往今来，建都问题都是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然而，封建王朝的兴亡自有其历史规律，不会因一人一事一地的改变而改变。在《建都》一文中，黄宗羲认为明王朝的顷刻灭亡就在于都城地理位置的失利，主张建都在地处东南富足之地的南京。但实际上，南京并不适合作为一个全国性政权的国都，不如说定都南京，基本就宣告该政权命不久矣。
︿ 中国八大古都有六个都在北方
在黄氏看来，北京因为孤悬塞北，地近蒙古，非常容易受到北方游牧民族的侵扰。他在文中列举了明成祖朱棣迁都北京以来，国都所遭遇的一系列变故，如英宗土木堡之变、景泰年间的北京保卫战、武宗阳和之战、嘉靖年间蒙古围城，以及崇祯年间北京因受女真袭扰多次戒严的历史。因为国都频繁受扰，导致政府的工作重心一直放在巩固边防上，没有余力进行礼乐教化，而东南地区又必须给远在北方的都城输送给养，百姓疲于奔命，结果导致国力耗竭。黄氏认为，理想的建都地是明朝最初的都城南京，因为在明朝时期，南京一带已是物阜民丰，坐拥东南形胜之地，经济实力远超北方地区，在这里建都既解决了大宗物资的转运问题，一旦国都有警，全国最繁华的东南地区也能以最大能力支持中央。然而，黄氏此说只知其一，未解其二。南京的确是明清时期全国最为富庶的地区，但是其地理位置却注定了它无法成为一个能够掌控全国的政权中央所在地。
︿ 南京偏安东南一隅，对全国的掌控力远不及北方
遍观中国历史，可以发现，凡是大一统的王朝，其国都都设立在秦岭—淮河一线以北的关中、河洛或蓟北地区，其中，又以西安、洛阳、开封、北京等地为甚。而建都在南京的王朝，除明前期之外，无一例外都是仅剩半壁江山的偏安政权，而这些政权全部难逃被北方政权所吞并的命运。下面试对这几处建都之地进行简要分析，以辨明“建都南京”的不可取之处。
一、关中四塞，天下长安
长安（今陕西西安）一带，地处关中平原中心，南有秦岭，北临渭河，西界六盘山，只有东面向外展开。战国时期秦国建都咸阳，以函谷关为界，进可攻击六国，退可据险自守。秦王嬴政元年（前246年），郑国渠的开凿使关中平原的农业得到飞速发展，一跃成为“天府之国”，加之秦国在蜀地的开发，秦国国力大增，为统一六国打下了坚实的物质基础。西汉初年，面对建都洛阳还是长安的问题，娄敬、张良先后阐明“关中四塞”、“据险而守”、“以关中制四方”这些建都关中的优点，刘邦最终决定将都城定在长安，使得长安成为中国历史上建都时间最长的城市。
︿ 关中平原与郑国渠保障了秦国统一天下的物质基础
长安建都的优势，总括起来有三点：
（1）地理。长安北依渭河，南依秦岭，这些自然屏障可以把长安置于安全地带。而且长安周围东有潼关，南有武关，西有大散关，北有萧关，这四处关隘每处都是易守难攻，一夫当关万夫莫开。所以定都长安，中央朝廷的安全问题可以得到保障。
（2）经济。自郑国渠开凿到唐末长安城被废，关中一带的经济一直保持着全国中心的地位。彼时的长安，既是全国的政治中心，也是经济中心。
（3）军事。中国历朝历代，都把来自北方游牧民族的威胁放在第一位，所以把长安定为都城，全国的物资可以向长安方向汇集，以长安为屏障抵御蛮夷入侵，确保内陆地区不受北方民族的威胁，确保西南、东南等地区的经济发展。而放弃以长安为都城的朝代，北方游牧民族的威胁要比定都于长安的朝代大得多，因为都城迁移到中原，西北地区的经济逐渐衰退，统治者也对西北地区缺乏足够的重视，西北地区也就屡次遭到北方民族的攻击，而且屡屡得手。
︿ 西安周边关隘
建都长安的优势很明显，但众多王朝对长安、关中的长期开发，以及连年的战乱，最终耗尽了长安作为都城的优势。随着大运河的开通以及边疆少数民族的不断内侵，长安不再适合作为一个控扼天下的都城，新的建都地逐渐东移到了河洛地区。
二、河洛王里，光宅中原
中国古代的大一统王朝，大部分实行“两都制”，即在正式的都城之外，另设一个陪都，作为政府机关和皇室成员临时的驻地，同时也能缓解首都的压力。而与长安经常相提并论的另一个都城，就是洛阳。洛阳所在的伊洛谷地较为狭小，中原地区的经济中心并非在此，洛阳一带的农业生产也并不十分发达，但洛阳居天下之中的良好的地理位置和交通条件成为它最大的优势。
（1）地理。同长安一样，洛阳北依邙山，且有黄河天堑，分布有孟津关和小平津关；南临伏牛山和熊耳山，分布有伊阙关、大谷关和广成关；西接崤山和中条山，分布有函谷关；东望嵩山，分布有虎牢关和轩辕关。洛阳四周雄关林立，易守难攻。
︿ 洛阳盆地及其周边地形
（2）交通。隋朝以洛阳为中心开通大运河，东南地区的漕运物资可以畅通无阻地进入中原以及关中，交通便利。在洛阳周围，分布有回洛仓、含嘉仓等粮仓，汇集了中原地区和江南地区的粮草，用来维持都城的繁华。
（3）文化。洛阳一带最早的建都史可以追溯到夏朝。春秋战国时期，作为“天下共主”东周的国都，洛阳成为了天下才子说客云集之地。东汉时期，佛道二教也以洛阳为中心向四周传播开来。人文底蕴深厚。北魏孝文帝决定迁都洛阳，也是因为旧都平城（今山西大同）“此间用武之地，非可文治。移风易俗，信为甚难”，而洛阳丰富的汉文化资源，正是孝文帝推行汉化改革的重要支持。
︿ 洛阳博物馆藏北魏洛阳伽蓝图（笔者实拍）
唐朝灭亡后，长安、洛阳均因饱受战火摧残，不适合再作为都城，加上大运河改道，不再经过洛阳，中国的政治中心东移到了大运河的枢纽开封。定都开封可以保证国家漕运的畅通和财赋收入的稳定增长，但由于开封四周都是平原，无险可守，定都于此的宋太祖曾计划先迁都洛阳，再迁至长安。但由于北宋实行“强干弱枝”的方针，在开封集中了全国一半的禁军，全部依赖大运河转运粮草。此时长安和洛阳都已衰败，原先的优势大多荡然无存，无法容纳数量巨大的人口，迁都之事只好作罢。
︿ 开封宋都御街，自开封建都以来一直是这座城市的中轴线（笔者实拍）
三、燕山胡笳，慷慨悲歌
北京的建都，最早可以追溯到春秋时期的燕国。但北京事实上作为国家的都城是从辽金时期开始的。辽太宗天显十一年（936年），石敬瑭割幽云十六州与辽，北京一带成为少数民族治下的“异域”。辽太宗会同元年（938年），辽升幽州（今北京）为南京幽都府（1012年改号“析津府”），作为管理南部汉地的陪都。金海陵王贞元元年（1153年），金将都城从上京会宁府（今黑龙江哈尔滨阿城区）迁至中都大兴府（今北京），北京第一次作为一个王朝的首都被载入史册。而在这之后，元、明、清三朝均定都北京，一方面是经过辽金两朝的经营，北京的都城规模已经远超长安、洛阳、开封等地。另一方面，在封建社会后期，中原王朝所面对的传统的西北边患逐渐被来自东北的边患所取代，中原政权的的都城开始向东北移动。而北京正好位于游牧区与农耕区的界线附近，又是大运河的终点，定都于此可以扼守由北向南的交通要道，以有利于边防。明朝定都北京，也是方便由此直接出击蒙古和女真，是为“天子守国门”。至于黄氏所言，北京“孤悬绝北，音尘不贯，一时既不能出，出亦不能必达”的缺点，是站在事后逃跑主义的立场上而言的，不能作为“都燕之为害”的理由。
︿ 退至塞外的蒙古诸部一直是明朝的边防大患，把都城定在北京正好可以利用强力的中央禁军加以应对
四、金陵王气，黯然而收
反观作为六朝古都的南京，没有一个大一统的王朝打算将这里作为自己长久的都城，即使是明太祖，离开南京迁都别处也是困扰他一生的难题。究其原因，大略有以下三点：
（1）地理。南京地处长江中下游，除了长江天险，没有任何可以据守之地。而长江名为“天险”，实际则不堪一击。建都南京的王朝，自以为这道“天险”可以阻挡北方铁蹄南下，导致皇帝乐于享受，昏庸腐败，军队不堪大用，战斗力不强，更别说从此开始北伐统一天下。
︿ 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
（2）经济。南京一带，虽号称“物阜民丰”，经济发达，但可以在第一时间为南京提供物资保障的，只有苏南、浙北一隅。一旦这一带的经济生产遭到破坏，南京就很难支撑下去。东晋时的孙恩卢循起义、南朝梁时的侯景之乱，其主战场就在苏杭一线，而这些叛乱无一例外导致了南方朝廷的衰落和改朝换代。
︿ 红框里为侯景之乱时被侯景占领的城市，可见几乎全部都是江南最繁华的地区
（3）中央控制。在南京建都的王朝，其所能控制的地区，向北不过淮河，向西才及川蜀。纵观古代历史，南方偏安政权若想维持南北对立的局面，必须保证淮河和四川处在自己的强力控制之下。淮河到长江一带，水网密布，北方骑兵难以施展突击战术，而南方水军则可借此展开拉锯战和消耗战。四川作为长江中上游的另一处重地，是南方政权防范北方进攻的桥头堡。四川一旦为北方政权所得，不仅其经济实力可以得到大幅跃升，还可以顺长江而下攻击南京。西晋灭孙吴之战、隋灭陈之战，以及元灭南宋之战，都是先得四川，再进江南。此时再妄想依靠长江“天险”负隅顽抗，已是不可实现的梦幻。
︿ 南朝宋的北界进入山东，加之宋文帝“元嘉之治”的丰硕成果，尚可与北朝一战；南朝陈则退守长江和荆湖，只剩下被北方统一的命运
国家政权的兴废，不仅要看都城的选址，更要看为政者的德行操守。为政以德，即使身处四战之地，天下仍可保全；施政以虐，即使有山河表里之险，江山社稷也难以赓续。正如古语所言，国家兴亡“在德不在险”。
附：《建都》全文
或问：北都之亡忽焉，其故何也？曰：亡之道不一，而建都失算，所以不可救也。
夫国祚中危，何代无之！安禄山之祸，玄宗幸蜀，吐蕃之难，代宗幸陕；朱沘之乱，德宗幸奉天；以汴京中原四达，就使有急而形势无所阻。当李贼之围京城也，毅宗亦欲南下，而孤悬绝北，音尘不贯，一时既不能出，出亦不能必达，故不得已而身殉社稷。向非都燕，何遽不及三宗之事乎！或曰：自永乐都燕，历十有四代，岂可以一代之失，遂议始谋之不善乎？曰：昔人之治天下也，以治天下为事，不以失天下为事者也。有明都燕不过二百年，而英宗狩于土木，武宗困于阳和，景泰初京城受围，嘉靖二十八年受围，四十三年边人阑入，崇祯间京城岁岁戒严。上下精神敝于寇至，日以失天下为事，而礼乐政教犹足观乎？江南之民命竭于输挽，大府之金钱靡于河道，皆郡燕之为害也。
或曰：有王者起，将复何都？曰：金陵。或曰：古之言形胜者，以关中为上，金陵不与焉，何也？曰：时不同也。秦、汉之时，关中风气会聚，田野开辟，人物殷盛；吴、楚方脱蛮夷之号，风气朴略，故金陵不能与之争胜。今关中人物不及吴、会久矣，又经流寇之乱，烟火聚落，十无二三，生聚教训，故非一日之所能移也。而东南粟帛，灌输天下，天下之有吴、会，犹富室之有仓库匮箧也。
今夫千金之子，其仓库匮筮必身亲守之，而门庭则以委之仆妾。舍金陵而勿都，是委仆妾以仓库匮箧；昔日之都燕，则身守夫门庭矣。曾谓冶天下而智不千金之子若与？
来源：秋洁 兴夏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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