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班回来，正忙着做午饭，电话响了。是父亲。隔着五百里地距离，父亲在老家的公用电话亭里，劈头问我：“你妈给你打电话没有？”听得我一头雾水。父亲和母亲不都在老家乡下吗，怎么会母亲给我打电话，而父亲不知道的呢？忙问怎么回事。
父亲说：“你妈打工去了，在市里一家建筑工地上。”
我一下子愣住了。
春节回家时，母亲曾提说起这事。她说过年后，趁地里“活路”不紧时，准备出去打一段时间工，挣点儿油盐钱。当时我就竭力反对。我说，您这么大把年纪了，一个人出门在外，谁放心？看看父亲，又说，爸有病在身，您撇下他一个人在家，守着个不懂事的小外孙女，谁放心？
母亲一向很听从我的意见，见我这样说，便没再作声。当时我还以为母亲不过随口提提而已，也便没再多说。但离家时，还是忍不住又提出来，特意叮嘱了一番，直到母亲答应不去才罢。
没想到，母亲终究还是去了。
停了半晌，在电话那端，父亲又嗫嚅着问我有没有办法寄点儿钱回去。他说，他的病又犯了，母亲不在，家里一时找不出买药的钱。父亲的声音，显得很犹豫、迟疑，似乎有些难为情。说时，伴随着一阵令人心紧的咳喘。见我没作声，停了停又说：“娃哩，我知道你们手里也紧，但实在……”
听着父亲瑟缩的话音，心里顿涌一股莫名的凄惶和伤恻。所以，没等父亲说完，我忙表示立刻寄钱，又叮嘱几句“注意身体”之类，便挂了电话。
父亲的病我知道。是老毛病。支气管炎，久拖未治，导致肺气肿；每年冬春时节，最难将息。去年冬天，曾一度加重，差点儿就出危险。父母一直硬撑着，直到实在没办法了，才打电话告诉我。学校工作紧，我也只是寄了点儿钱。后来听说好多了，才略略宽了心。春节回家临走时，又特意多留了些钱，让父亲坚持服药。没想到，现在又犯了。
给父亲寄了钱回来，仍想着打工的母亲。想着她那矮小的身影，在高楼大厦的背景里，在搅拌机和卷扬机的隆隆声中，辛苦奔忙的情形，我的心，在2000年春天，在这明媚而干旱的季节里，隐隐作痛。
我忍禁不住的一腔酸泪，在心底，默默地涌流。
就像“Cool”（酷）风盛行都市一样，在老家农村，川中丘陵一带，“打工”一词，近年来颇为时髦。“青壮打工去，种田童媪叟”，这句“剥”自彭老总的诗句，足可作为今日农村的真实写照。另一种说法则是：现在的农村，驻守着“386199”部队，其构成为：“娘子军”(38)、“儿童团”(61)和“老年混成旅”(99)。
每次回家，看着那一块块被“撂荒”的土地，看着那空城一般没有生机和活力的村庄，脑子里，都不禁浮现出那个比喻，那个令人心酸的沉痛比喻，那个曾用来描摹我的伟大祖国的比喻：“老牛拉破车”——给人感觉，不仅是那一座座萧索、落寞的村庄，甚至整个中国农业，都像一辆老旧苍迈的破车。它是在前进，缓缓地前进，艰难地前进；而拉动它的，便是那一头头“不辞羸病卧残阳”的老牛，和那一群群不事重活的小牛犊。
他们，默默地走着，步履蹒跚，神情悲壮而迷惘。
有许多年了，关于农村，关于农民，充斥于各种新闻媒体，为人们所津津乐道的，都是些令人欢欣鼓舞的消息：农民装电话了，农民买轿车了，农民包飞机旅行了，农民雇大学生当秘书了。一度时期，报纸上还热热闹闹地刊登过城里人下乡，“第二次插队落户”，给农民打工的事。连篇累牍，图文并茂，欣欣然亦陶陶然，仿佛农民真的都富裕了，肥得流油了，达到甚至超过“小康”了，农民的生活水平，也早赛过城里人了。
这样的事，我没亲见，但我愿意相信其真有，只不过是些特例，不具广泛性。稍有理智的人都知道，新闻之所以为新闻，就在于它的个别和独特。因此我们不必过分渲染，盲目陶醉，更不能天真地以为，整个农村都是这样欣欣向荣，“形势一片大好”。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农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后，确实有“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了，但这“一部分”，究竟能占到农村总人口的几成，我们应当头脑清醒，心中有数。我们既要瞩目这些风光的成果，更要关注那些更为底层的民众，关注村庄深处，庄稼和谷物背后，那些最该被关注、却又常常被忽略的弱势群体。
他们，才是真正的大海，沉默的群众的大海。
其实，只需看看每年春节前后，那一拨儿接一拨儿、仿佛千里不断线的外出打工的农民，便可知道实际的情形。在人头攒动，拥挤得水泄不通、几乎无立锥之地的车站候车室和广场上，或行驶的车厢里，他们那简陋的行囊，寒伧的衣着，委琐倦怠的神情，灰头土脑的样子，再怎么看，也绝对不像是能装电话、买轿车、包飞机、请秘书或雇佣打工仔的那种“有钱的主儿”的样子。
实际上，他们正是因为没有钱，才出门去打工的。
他们，甚至连“发点小财”这样奢侈的念头，都不曾有过。他们中的绝大多数，都不过像我母亲那样，只想出去找点儿油盐钱，或使自己手里稍微松动些。
最先出去的，是那些青壮年男人。或抛妻别子，只身独行，或挈妇将雏，举家漂泊。或到山西挖煤，或到天津烧砖，或到深圳、广州卖“零丘二”(即干力气活)：蹬三轮、扛货包，搞建修，掏厕所，通下水道……他们干的，都是些粗活、重活、脏活、苦累活，甚至危险活。一句话，都是些城里人不愿意做的活。而他们乐巅巅地抢过来做了——勤扒苦做地做，小心翼翼地做，低声下气地做，忍辱含垢地做。
在那些繁华富庶的现代城市里，他们，以出卖自身力气这种最古老、原始的方式，换取着一点点微薄的小钱，血汗钱——我以前的一个学生，读初中时曾因家境困难，辍学打过一段时间工。在作文中回忆那段经历时，他曾深有感触地说：有钱人的钱不叫钱，那叫“纸”；没钱人的钱也不叫钱，那叫“血汗”。
说得多么心酸，多么催人泪下啊。
工作苦累不说，他们的吃住，也非常人所能想象和忍受。栖街檐，住桥洞，睡车站，在他们是家常便饭。餐风宿露，他们心甘情愿，吃苦受累，也毫无怨言——远天远地跑到城里来，图个啥呢？不就图多挣几个钱吗？能不花的，就不花吧；能俭省的，就俭省了吧。这样下来，或一年半载，或三年两载，或多或少，总能“落”（积攒）下个千儿八百，或三五两千的。当他们怀揣着这些钱，满心疲惫地回到老家，对土地上的其他人来说，自然是一种无形的鼓动。
然后，是那些姑娘和年轻的媳妇。她们中，有正准备着嫁妆的，有才成亲过门不久的，也有刚刚奶罢孩子的。趁着年轻，趁着有力气，趁着还有人要，还跳腾得动，也纷纷出去了。广东的电子业，浙江的丝绸厂，那些个乡镇企业，都需要人手呢。实在不行，就当个小保姆，作个“钟点工”，或帮酒店、饭馆端端盘子涮涮碗，也比厮守在土地上种庄稼强呢！
他们之中，当然也有兴冲冲出门、灰溜溜回家的：或因水土不服、身体承受不了，或因人地两疏、找不到活干，甚或有被当作“盲流”驱撵抓捕的，有被城里人打伤了的，有做工时身体致残了的，有被辗转拐卖作了他人之妻的，有被诱逼进了娱乐城，作了“野鸡”（妓女）的；甚至，还有干了活，却被老板“黑”了工钱的，也有本来挣到了一些儿钱、却在回家途中被偷、被骗、被抢的！
他们，最容易碰上这些事。因为无论什么时候，无论走到哪里，他们都脱不了那身倒霉、可怜的“农民相”：憨厚木讷，畏畏缩缩，老实巴脚，愚蠢易骗。他们脸额上，仿佛就刻写着“软弱可欺”这四个字。
他们回来了，带着伤口和伤心，带着满眼的茫然和黯淡，带着满怀的酸楚和委屈。他们那种种悲惨而可怜的遭遇，曾让我一次次拔笔四顾，悲愤莫名。
这样的人，这样的事，我的父老乡亲们也看到了，我的兄弟姐妹们也听到了，但他们并没有因此却步。
“或许我不至于吧……”抱着侥幸，也抱着希望，他们又走出去了。
他们走出去了，面向着繁华的城市。而在背后，他们留下来的，是幼小的孩子，年迈的父母，是家乡那一片片“希望的田野”，那一块块日渐荒芜、苍凉的土地！
母亲的土地啊。
每次在车站或街边，看到那些神色疲惫、头发凌乱、衣衫不整的“民工”，我总不免想到他们的亲人，想到他们背弃的村庄，他们曾赖以维生的土地——那是他们祖祖辈辈生于斯、长于斯、养于斯也将葬于斯的土地啊，那是他们满腔热情地抛洒过汗水和心血的土地啊！
我没能看到安徽凤阳小岗村的农民，当年为争取土地承包摁下十八个血指的情形，不知道那该是多么的悲壮、无奈。但我清楚地记得，80年代初，农村刚开始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时，农民对土地所表现出的巨大热情——经过种种艰辛和坎坷之后，经过一次次期盼和失望之后，他们终于能够切实地拥有土地，自由地支配土地了，谁能不激动，谁能不兴奋呢？被压抑了几十年，甚至几百、几千年的对土地的激情，像岩浆冲破地壳一样奔涌出来，像海浪被圆月吸引一样翻卷起来，短短的时间内，就在辽阔的中国大地上，创造出了令人惊叹不已、以为“换了人间”的奇迹。
可是现在，他们却毅然决然地舍弃了土地，抛下了对土地的热情和挚爱，走上了背井离乡、外出打工的道路。
这绝不是他们真心喜欢的生活。他们比谁都知道“金窝银窝，不如自家狗窝”的俗谚，他们比谁都清楚“在家千日好，出门事事难”的道理。但最终，他们还是撇下这一切，向着陌生而茫然的远方走去。
如同一拨拨逃亡的难民，他们落寞的身影，晃荡在一座座城市之间，晃荡在一幢幢豪华冷漠的高楼大厦之间。
我实在无法想象，他们究竟是怀着怎样的心情，与亲人和土地告别的。
但我知道，他们也是迫于无奈：他们得去挣钱，挣“现钱”，挣“完”（缴纳）各种税款的钱，挣缴各种名义的集资、摊派的钱，挣买肥料、种子和农药的钱，挣“盘”（经佑，养育）儿“盘”女的钱，挣应付生疮害病、养老防老的钱，甚至，挣丧葬、安埋自己的钱！——老家新近出台了一项殡葬改革政策。“人死如果不火化，先交一千八百八”这样的标语，已经遍及老家乡村的每个旯旯旮旮。去年暑假回家时，父亲曾满怀感叹地对我说：“现在当个农民，真是连死都死不起了。”父亲脸上，满是愁苦和黯然。
古人说：大地厚德载物。所以载物者，土地也。土地生万物，土地当然也生人养人。只是，土地上可以出产我们赖以维生的粮油、菜蔬，却不能产出足够农民开销、花费的“票子”（人民币，这“人民的币”啊！）——而今，像母亲这样的“老年混成旅”，也不甘寂寞地加入了“打工仔”的行列，在“新婚别”的缠绵、哀婉外，又演出了“垂老别”的沉重和悲壮。
对我来说，这是多么痛心疾首、却又无能为力的一幕！
母亲今年五十有五。像她这样的年龄，在城市里，早该离岗歇息，靠着一笔固定的退休金或养老金，含饴弄孙，莳花养草，安享天年了。而母亲，因为生在农村，身为农民，就还得在土地上辛苦刨食，披星戴月，栉风沐雨；在“农闲”时节，还得出门打工，以老迈之身，去挣些苦力钱、血汗钱，想来，就让人禁不住黯然神伤，禁不住为命运的不同和不公，而满心悲哀。
母亲也算得上是“中国标本式的农民”。嫁给父亲前是，嫁给父亲后，仍是，或者说更是。母亲18岁嫁给父亲，20岁时生下我，然后每隔两年，就给我添一个妹妹，直到年满30，国家实行计划生育为止。
现在想来，母亲在生养我们兄妹五个（其中，大妹在6岁时因病不治而夭折）时，肯定也存有“多子多福”的传统心念。没想到，为把我们兄妹拉扯大，她却得像牛马一样，把自己套在沉重的生活之辕上——以儿女们为磨心，以村庄和土地为磨道，母亲在川中丘陵深处，那个叫“鸽子湾”的小山村里，在那片贫瘠荒凉的土地上，卑微而黯淡的过了一辈子。
结婚没几年，父亲就为病魔所困，身体虚弱，气喘气紧，不能重活。母亲便以她那单薄、孱弱的身子，撑起了我们那摇摇晃晃，仿佛风都吹得倒的家——在农村，一个家庭要靠女人来“支门立户”，那该是多么艰难啊。
从我记事起，母亲就没一天不是辛苦地早出晚归，奔波操劳。那还是大集体时候。父亲因身体原因，便习了理发、补鞋的手艺，以生产队的名义（单干是不行的，那是“资本主义尾巴”，被割的对象），走村串户去挣钱。似乎是“承包”，有定额的。父亲挣了钱后交给队里，再由队里核算工分、口粮、超支、现金，诸如此类，我闹不清楚。但我知道，父亲那时，常常是挣不够工分的。
母亲只好更忙、更累了。除缝连补浆，灶火炊饭，洗锅涮碗，养鸡喂猪外，还得风来雨往地，在队里抢挣工分。母亲那时年轻，手脚利索，也颇有力气。上坡下田，肩挑背扛，耕犁打耙，样样都拿得上手。那时队里男工，一天能挣十分。女工，不过七、八分；唯独一个九分，就是我那矮小、单薄的母亲。
虽是如此，我家仍是年年“超支”，粮食不够吃。巧妇还难为无米之炊呢。母亲再能，也显得无计可施了。记得那时，每顿吃饭，母亲总是先给我们盛上满满一大碗，再舀自己的。饭桌上，母亲也总是坐在靠近灶屋那“挂角”(方桌的四角)的位置上。捧了碗，望望狼吞虎咽的我们，然后慢腾腾地举箸援筷。似乎在品尝美味，又似乎难以下咽。那神情里，满是瑟缩，迟疑和讪然。
像绝大多数农村妇女一样，母亲将自己一生大半的精力和心血，都花在“盘儿盘女”上了。小时候，常听母亲跟人念叨“有儿穷不久，无儿久久穷”之类老话，母亲在我们这些儿女身上，寄托了多大的念想和希望啊。成年后，我曾不止一次听别人问及母亲，你一辈子风风火火、忙忙碌碌的，总该存下不少钱了吧。每当此时，母亲总是朗声说道，钱倒是没存下个啥，但我供养出了四个儿女，还有一个是大学生，当了作家，这就是我这辈子最大的存款！
现在想来，我不知是该为母亲感到骄傲、自豪，还是悲哀、无奈。
犹记得当年读书的情形。我是家中长子，又是独儿，小时候也算聪明，灵性。父母便一心一意要供我读出书来。那时农村日子紧，钱尤其难找。我每期的书学费，都是母亲从牙齿缝里、鸡屁眼里抠搂出来的。每次开学，给我点数着那一张张带着汗气的毛票时，一向慈祥的母亲，神情都显得格外庄重，严肃。
“成龙上天，成蛇钻草。老大呢，你‘硬是’（真的）要认真读书喔。我和你爸‘二天’（以后）老了，就全指望你了……”母亲说。
读初三那年，我和街上一伙“混混儿”裹得很紧，成天上山下河，飘浮浪荡，因此荒废了学业，没能考上学校。村里人都说，农村娃儿，读得出来啥子书喔，劝母亲不要再白费力气和心思了。母亲在失望之后，伤心落泪之后，又筹措好学费，坚持着要我去复读：“一年不行就两年，两年不行就三年。我就不信，我供不出个‘吃商品粮’的娃儿来！”
母亲说这话时的神情，刀刻一般烙在心里，让我没齿不忘：悲壮而决绝。
老家有个说法，叫“养儿防老，积谷防饥”。这道理我懂。寸草春晖，乌鸦尚知反哺报恩呢。父母含辛茹苦养我长大成人，又节衣缩食供我读书成才，我怎么会不知回报父母的恩情？所以，考上大学后，我曾多次暗下决心，将来一定要尽最大努力，作个孝顺儿子。我甚至不乏天真地设想着：等我工作了，有房子了，一定要让父母把地退了，把他们接到城里来安度晚年，让他们好好享受一下城里人的“福气”。
大学毕业后，我到了远离老家（也不过就五百多里路）的外乡，顺利地参加了工作。三个妹妹，也各自成家，然后出门打工了。母亲也一年比一年地苍老了。身子佝偻了许多，行动也迟缓了许多。虽然精气神还很足，脸额间的皱纹却多了，斑痕也密了。五十岁不到的人，发丛里，已然有了斑斑绺绺驳杂的灰白。
刚参加工作那几年，每次回家，都听村人对父母说，现在儿大女成人了，大娃又吃上了“商品粮”，你们两个老太爷、老太婆，也该享点儿“清福”了——可是，除开逢年过节，和父母的生期满日，寄一点儿钱回去外，我并没能让母亲享受到多少“福份”。甚至有好几回，为节约一点可怜的路费，春节时连老家也没能回，而让父亲和母亲在万家团聚的日子里，冰锅冷灶地在乡下过年。
前年春节回家时，与父母闲谈，无意间说到我想调动一下工作，可能要花不少钱，母亲当即起身，翻箱倒柜，找出家中仅有的900元钱递给我，说：“少是少了点，多少总能做点儿事吧。”
我知道那些钱“攒”得多不容易。那是母亲从牙缝里，一点儿一点儿抠出来的，是母亲从油盐酱醋里，一个子儿一个子儿省下来的。母亲一直患有胆囊炎和胆道蛔虫，每隔几年就会发作一次。每次发作，都痛得大汗淋漓，在床上撕被子，摔枕头地直打滚儿。可她一直拖着，忍着，再怎么也不肯去医院治疗。“没得啥子，不痛就算了。”母亲淡然地说，“再说，去一趟医院，那得花多少钱啊！”——母亲的钱，我怎么忍心伸手？
见我不肯接，母亲又说：“老大咧，我晓得，你现在也难，毕竟有一家人了。以后没啥事，就不用再给我们寄钱了。”
我依然推辞着，母亲又说：“我和你爸，能过就行了。再说，我们还能有多少日子？娃哩，你的路还长，调动工作要紧……”
说时，母亲那双略有些浑浊、老花的眼，一直望着我，望得我眼睛直红，直痛。母亲一生，含辛茹苦，只寄厚望于我，而我却……每念及此，都忍不住眼涩鼻酸，喉哽如堵。心怀里，也满是“难报春晖”的凄怆和愀然。
1996年阴历9月27日，是母亲五十大寿。妹妹们来信，让我一定回家。说母亲一生操劳，很少“祝生”，这回可要好好热闹一下。我也早有此心，无奈囿于工作，也困于路途和交通，最终，仍只是聊寄薄礼，修书一封，遥致祝福便罢。
那个寒意凛冽的夜晚，我独在寓所天井里徘徊。望着头顶那一弯纤纤瘦瘦的弦月，回忆着母亲卑微黯淡的一生，想起“父母在，不远游”的古训，和“子欲养而亲不在”的痛憾，苍凉落寞的心怀，仿佛被深秋的厉风吹刮着，鼓荡着，惨恻恻地生痛。夜深人静时，我昏胀的脑子里，渐渐涌出了如下的诗句：
……母亲，这些年来
我一直怀揣着你的爱，和期冀
努力读书。从小学到中学，再到大学
然后工作。谦卑地奉献自己
满心希望，能用自己的汗滴和劳动
给你带来，晚年的温馨和慰藉
可是母亲！我没想到生活如此冷酷，严峻
它将我卑微的梦想，掠夺尽净
又使我陷入极端的疲惫和贫困
在你生日，也不能送件无愧的礼物
给你。甚至不能穿越有限的时空
回到你身边，欢乐你的孤寂和冷清……
此时此刻，这些旧日的诗句，像被风刮落的枯叶，又一次在我脑子里盘旋，回环，伴和着我眼眶里，那隐忍不住的一阵阵酸泪。
上大学前，我的户口在农村，自然也分（按政策说，应叫“承包”）有土地。考上大学后，按照规定应该退出去。但那时，粮食还能值些钱，母亲身体也还不错，因此求情下话，恳请队里干部再让她种上几年。妹妹们出嫁后留下的土地，母亲也一并种着。一个人种六个人的地，该有多苦、多累？所以，知道此事后，我曾三番五次劝她把地退了。
一向很听我意见的母亲，在这件事情上，却表现得格外的坚决，甚至固执。母亲说：“退啥子哦退？一个人的地是种，六个人的地，也是一样的种。一年下来，多少总还能‘落’两个。”坚决不退。
我不好过于拂逆母亲的心意，只好退一步说：“那就种着吧。能做多少就做多少，到实在不行了，再说吧。”
可是，随着父母年事渐高，粮价也一年年跌落，“实在不行了”，母亲想退地了，找到队里，再怎么磕头作揖，也不成了。放假回家时，我也曾厚着脸皮，三番两次找队里干部求情下话，请他们给点儿面子，帮忙想点办法。
“老弟咧，不是我们不给你面子。只要你找得到人接手，退也可以。”队里干部说。
可谁愿意“接手”呢？粮食不值钱了，肥料、种子、农药，却依然那么贵，农业税、提留款、各种集资摊派，也依然那么多。种地没啥“赚头”了。遇上天时不好，来点旱涝虫灾什么的，白辛苦一季不说，说不定还会亏掉血本。土地，便自然没人愿意多种了——直到前年，农村土地实行“二轮承包”，父母才好不容易将我们兄妹的土地退出去。
“哎，总算松了一口气。”母亲话语里，有种如释重负之感。
在这世界上，恐怕没哪个国家的农民，能像中国农民那样热爱土地。
作为泥土之子，他们的一切，都依仗于脚下的土地。那是他们的活命之根，养命之源。看看历史，封建时代2000多年间，大大小小成千上万次农民起义，绝大多数，都不过是种田人为了争得一垄可种谷打粮的土地。我所在县城的公园里，有一座“红军碑林”，里面陈列着1935年红军在县内活动时留下的遗物。其中一块石碑上，赫然刻着这样的口号：
参加红军者先分田，分上等好田地！
对当时的农民来说，这朴拙的标语，肯定要比什么主义、信仰、远大理想、美好前程之类，要实在、具体得多，也更有诱惑力和感召力得多。
可以说，中国共产党当年之所以能得到贫苦农民的衷心拥护和坚决支持，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对农民作出了有关土地的承诺。而无地或少地的农民，之所以积极参加革命，流血牺牲也在所不惜，说到底，也不过是为了能得到一块可耕种收播、安身立命的土地。
前些年，看电视连续剧《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时，结尾那几个镜头，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解放了，土改了，分田分地了，那些衣衫褴褛的佃农们，终于得到梦寐以求的土地了。他们兴奋地打着火把，连夜连晚，将木头界桩打进自己的土地里。那些年老的农人，则纷纷跪倒在地上，手捧泥土，一把把往自己身上洒着，扬着，脸上流下了浑浊的老泪；他们还用苍凉、哽咽的声音，一遍遍地喊着：“我有地啦！我有地啦！”
那种激动和自豪，我想，决不亚于毛泽东当年在天安门城楼上宣布：“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
然而，土地对农民，实在太不公平。
他们的劳作，一直是这个国家各行各业中最苦、最累的。西汉政治家晁错在《论贵粟疏》中，曾这样描叙当时农人的生存状态：“春不得避风尘，夏不得避暑热，秋不得避阴雨，冬不得避寒冻，四时之间，无日休息。”不仅当时，历朝历代，都是这样。便是今天，时序之轮即将跨进21世纪的今天，我们已在网络上讨论着“地球村”、“虚拟社区”和“数字化生存”了，他们仍是那样恭俯着腰脊，低垂着头颅，向土地讨取着生活。扒墒沟，打坷垃，运粪肥，耕犁打耙，锄薅耖耪；他们像一只只旋转的陀螺，春种秋收，冬种夏收，随着循环的四季而忙碌不已。
有时我想，千百年来，他们的脚印，应当在那土地上，重叠了厚厚的一层又一层，他们的汗水，也应当浸润遍了那每一寸土地，每一颗泥粒。
他们默默地耕种着，劳作着。他们，是我们真正的衣食父母！
而他们的生活水平，却一直是这个国家中最低、最贱的。他们祖祖辈辈厮守着土屋、茅棚与庄稼。他们的一生，不过就是种田，糊口，活命，传宗接代。他们一生的大事，也不过就是造屋，娶亲，修坟，养育后嗣。
他们并不奢望穿绫罗绸缎，住高楼大厦，吃珍馐美味。他们只要求衣褐能蔽体，寒屋能栖身。他们只期望能够有地可种，有田可耕，他们只期求能够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在交罢各种捐税赋敛后，仍能粗茶淡饭，填饱肚皮——实在填不饱，能“瓜菜代”也行。
然而，“四海无闲田，农夫犹饿死”的事，却屡屡发生。困难年代，或饥馑时期，首先饿死的，和饿死最多的，往往就是种着粮食、守着粮食的他们！远的不说，60年代那场大饥荒，数以十万计的人被活活饿死，而其中的绝大多数，居然就是在土地上种粮食的农民。
这是让人怎么也难以置信的怪事。
现在，自然没什么苛捐杂税、徭役赋敛了。但压在他们身上的担子，依然很重很重。前些年，国家曾提出“减轻农民负担”的口号，明令废止70多种“不合理摊派”；“今年坚决不给农民打白条”之类郑重其事的承诺，也赫然出现在《人民日报》和各地党报党刊上。然后，是国家制定政策，增加农业投入，出台粮食收购保护价，把减负作为“一把手工程”来抓，等等。
对这种种举措，我曾为之感到由衷的欣喜，但同时，也充满深深的忧疑。以我的经验看，雷声大，往往雨点小。这些来自远方的“福音书”，在传递和落实的过程中，经过一级级的缓释、降解和折扣，传到田间地头时，绝不可能给那些真正的受益者，带来多大的福份——果不其然，“切实减轻农民负担”喊了这么多年，减了这么多年，农民的负担，却依然像“落雨天担棉花，越来越重”。
不可思议的是，这些年来，国家工作人员的工资在不断上涨，城镇居民的“最低生活保障线”，也在逐渐提高，农副产品的价格，却是一跌再跌，贱到了“惨不忍闻”的地步。小麦、玉米三四毛钱一斤，大米五六毛钱一斤、菜籽七八毛钱一斤。一条壮汉子挑两大筐粮食上街，卖得的钱，还不够我们的某些官员们，在打小麻将时，给别人“点一炮”。
这究竟是什么原因，我不知道。但如果真像某些人所说，是由于粮食连年增产，农民“多收了三五斗”的话，那我甘冒天下之大不韪，像白居易笔下，那“满面尘灰烟火色，两鬓苍苍十指黑”的卖炭老翁一样，虔诚地恳请上苍降下一场场灾难，让粮食欠收，让粮价高起来！
更令人费解的是，早在两千多年前的汉代，便已明确规定上了一定岁数的老人，可享有一定的政府抚恤。北齐时的“役税法”中，对此更是言之凿凿：“凡民六十免力役，六十六还田，免租调。”而今天的农民，终其一生地劳作，为社会源源不断地提供着粮食，也为这个国家，默默无闻地完粮纳税，支撑着财政税收。到他们年老了，油尽灯干了，干不动农活了，却不能享受到社会应当为他们提供的一丁点儿起码的福利保障：七老八十的人了，不但不能得到“休养”，不能从社会得到“反哺”、回报，还摆脱不了按人头完粮纳税，均摊劳役杂费的重负。似乎作了农民，就只能永远像一头不老不歇的牛，只要还有一口气，一丝力，就得“不辞羸病卧残阳”。
“农民多老才能解除牛马般拉着的套子？”
前不久，一位有良知的作家曾“鼓咙而呼”，在报纸上发出了如此沉重的质问。但是，很遗憾，我至今还没有听到任何正面的回答。也许，听到那质问的，没人能够回答。而能够回答的人，或许还没有听到。
在得到答复（我实在不敢肯定，我的父老乡亲们究竟能不能有这样的“耳福”）之前，曾精心侍弄过土地的他们，开始背弃土地，去城里“淘金”了——我深切地知道，打工，对于像母亲这样的人来说，决不是什么“全新的现代观念”，或“崭新的生活方式”，而只是一种原始、古老的挣钱手段。他们的成群结队外出打工，也决不只是一种什么“劳务输出”。连一向忠厚迟钝、爱土如命的他们，也感觉到在土地上已无“钱力”可挖了。
面对被他们遗弃撂荒的土地，我不想再说什么“田园将芜胡不归”之类昏话。我只是觉得，如果中国绝大多数的农民，开始对土地与财富的关系，产生怀疑，换句话说，他们不再信任土地，不再珍视土地，热爱土地，不再把土地放在心上，不再以耕种和收割为本、为重——那么，我敢肯定，这个国家的政策，至少是农业政策，一定出了某种问题。
但愿我不是在桤人忧天，或危言耸听。因为我知道，我的祖国，是举世闻名的农业大国。她的十二亿多子民中，农民要占到八成以上。而这个国家的财政和税收，也一向是以农村经济，作为最坚实的基础和支撑的。倘若农村这个“大本营”，真的出现了问题，那后果，将是多么的可怕，多么的不堪设想！
也但愿，这只是我这“迂夫子”的鄙陋陈腐之见。真的但愿。
接到父亲的电话后，想着母亲，怎么也放心不下。刚好单位要到市里办事，便假公济私地讨来差使，到了市里。
在父亲说的那个工地上见到母亲时，她正躬着身子，推着一小车水泥浆，在坎坷不平的建筑工地上，吃力前行。搅拌机轰隆隆地响着，震得我脑子有些发晕。在高大的楼房背景里，母亲瘦小的身影，显得单薄而颤巍。若不是那位工友准确地说出了母亲的名字，我怎么也不可能认出，那满身泥浆、灰头土脑的人，就是我的母亲！
几个月不见，母亲似乎又老了一截，又瘦了一圈。那被泥汗濡湿的头发，粘成一绺一绺的，在料峭的春风中，微微抖动着，禁不住寒冷似的。
我含着泪轻轻叫了一声妈，赶忙跑过去帮着推起车子。
母亲一下子怔住了。“老大，你……你怎么来这儿了？”母亲瑟缩的神情，有些激动，又有些惶乱无措，仿佛做错了什么事情一般。
“妈，你不是答应不出门的吗？”我低头推着车子，闷闷地问道。我不敢抬头看母亲。我怕她看见我脸上悲哀而无奈的泪水。
“我……”母亲看了我一眼，也低下头去，顿了一顿，才说：“地里活路忙过了，反正没啥事，闲着也是闲着。”母亲嚅嚅着说，仿佛真是做错了什么事。“再说，一天下来，除开伙食，好歹还有八九块钱……”
八九块钱！母亲这样整天在工地上忙着，累着，奔波站，而其劳动所值，竟然只是八九块钱！我几乎要愤怒地叫出声来了！然而，一块断砖卡住了车轮，也似乎卡住了我的心。好半晌，我才缓过气来。望着母亲那被微微的汗和泥洇湿的脸，平静地说：“今天做了，我们就回家好吗？爸一人在家，谁都放不下心……”
母亲看了看我，又看了看装满水泥浆的小车，点了点头。“我也正这么想。”母亲说，“那几亩地的麦子和油菜，也该浇水施肥了。”
母亲说这话时，眼睛一直望着远方的山野。那里，一小片油菜花模糊地开着。在灰冷的春日天空下，显得有些暗淡，憔悴，像一块褪色的布。
我知道，母亲最挂念的，其实还是那几亩土地。虽然那土地上的出产，并不能给她带来多少实际的价值，但毕竟，那是她卑微生命的依托和慰藉。
像我这种从乡村里走出来的第一代大学生，对土地的感情，也许都是很复杂的。
13年前，接到那张改变我一生命运的录取通知书后，我就渐渐远离了那片“贫穷到骨头”的土地，远离了那种“早上背星星，夜晚背月亮”的农村生活。现在，我的户口是城市户口，我的身份，是“打钟吃饭，盖章拿钱”的城里人（这是许多年前，我乡亲们对国家干部生活的想象和概括）。
现在，我的生活，基本上与土地无关，与耕种、收割无关，与酷暑、严寒无关，也与丰年、穰年无关；用家乡人的说法，我现在只要每天按时上下班，就能“旱涝保收”地领取一份工资。便是下岗了，失业了，也还能得到一份或多或少的失业保险和生活补助——我歆享着“城市户口”给我提供的种种便利和福利，有意无意间，我也会以城里人自居，以自己是城里人为自豪。
但我依然吃着乡下土地上出产出来的粮食（虽然不再是“商品粮”了）。我的记忆，仍固执地纠结在乡下那片土地上。我的背景，仍被那些贫穷的村庄纠缠着，盘绕着。我是在那里出生、在那里长大的。我的父老乡亲还在乡下，我的亲戚朋友还在乡下，我的祖茔和关山，也还在乡下——我知道，自己今天的些微荣光，是靠着他们付出多多、所获少少的贫寒换来的。
我无法数典忘祖，无法忘记那片土地久远以来的沉重，无法忘记父老乡亲们经历的种种不幸和不公，无法忘记他们至今仍在承忍着的悲凉、辛酸和无奈。
因为，在骨子里，我仍是一个乡下人，一个农民。
就像被移栽到城市里的一株庄稼，我的根，仍深深地依恋着乡下的土地，我敏感的叶脉，仍痴痴地回望着乡下的土地。便是我现在的所谓写作，也仍不断地吸取着那土地里的营养——那贫瘠而沧桑的土地，那粘乎乎、灰扑扑的土地，是我祖先的土地，是我父亲、母亲的土地，更是我的土地，我祖国的土地啊——在英语里，“祖国”一词，就是由“母亲”(Mather)和“土地”(Land)拼合而成的。
“Matherland ”，“母亲的土地”，“祖国”，这是多么富于诗意的拼写啊！
作为穷人的儿子，我是那么地热爱着自己的母亲。作为农民的后裔，我曾那么地热爱着母亲的土地——我曾为它倾注过热情的汗滴，也曾为它抛洒过真诚的泪水。我曾为家境贫寒的失学孩子满心悲哀，四处奔走，也曾为辛劳半生，却因交不起孩子读大学所需巨额费用，而服毒自杀的农妇满怀悲怆，伤感莫名。
尽管我知道，作为普通平民，自己不免人微言卑，但在耕种和收割的季节，我依然虔诚地向上苍祈祷风调雨顺；尽管我知道，作为一介书生，自己的感受，也许无足轻重，微不足道，但我依然热切地关注着那片土地上的阴晴雨晦、灾荒和收成，关注着父老乡亲们的悲欢命运。
“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我爱着这样的诗，就像我爱着写这诗句的诗人，爱着所有关注那片土地的灵魂。
但是现在，我真的感到庆幸，非常非常的庆幸，为自己终于逃离了那片土地，逃离了那片土地上的生活——特别是每次回家，看到那些至今仍滞留土地上的同龄人，我童年的玩伴，上学路上的同行者，看到他们那饱经风霜、过早苍老的脸，看到他们面对我时脸上那谦卑而羡慕的笑时，这种“庆幸感”，便越发地增加了。
尽管我知道，这种想法，是多么的卑怯无耻，多么的大逆不道。就像一个叛国者，终于逃脱了让他厌憎、畏惧的地方——但是祖国，亲爱的祖国，请你相信，请你一定要相信，我是多么真挚地爱你，就像爱我的母亲，爱我母亲的土地，我的Matherland啊……
2000.4.15.～18.草成
4.30.改正于苦茶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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