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蒋频
让我们的目光回望20世纪那动荡不安的30年代。
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后，日军开始入侵热河，窥伺华北。就在山海关陷落后不久，故宫博物院召开理事会，决定将文物分批南迁，以策安全。刚刚被任命为故宫博物院院长的马衡先生接到国民政府准予南迁的命令。他即刻作出周密部署，将故宫文物清点造册分批装箱。作为明清两朝皇宫的紫禁城本身就是一件巨大的文物，而收藏在其中的珍宝书画等汇集了中华民族五千年的文明成果。马衡和他的部下选了又选，文物菁华已装了两万余箱。有人问十个笨重的石鼓要南迁否？石鼓为何物？乃先秦遗物，石刻之祖，国宝也！身为金石学家的马衡自然知晓石鼓的价值，他当场决定十个石鼓也装箱启运。装运国宝的专列碾转来到上海，石鼓被安置在天主堂街仁济医院库房的最下层。3年后，故宫博物院南京分院成立，石鼓迁往南京，暂时有了安身之所。但石鼓在南京只呆了不到一年，“七·七”卢沟桥事变爆发，继而“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南京告急，石鼓随故宫文物再次启运西行。
也许是命中注定的，石鼓现世后就充满了坎坷。
公元627年是值得记住的日子。已经登基称帝的唐太宗李世民正式改年号贞观，经过多年战乱和分治的中国，进入了以“贞观之治”为标志的繁盛统一的初唐时期。这一年，在陕西宝鸡郊外的野地里，有人无意间发现了十个花岗岩石鼓。那石鼓上狭下大，中间微突，周身布满刻痕。好奇者拭去石鼓上的泥土，发现那十个石鼓上的刻痕都是文字。石鼓所刻凿的文字每字约两寸见方，风格独特，既不像西周金文那么随意豪放，也不像秦朝小篆那么圆润工整，这些上古文字没人能够识读。
学者们翻阅了所有的书籍、档案，也没有找到类似的字体。他们认定，石鼓上的文字属于我国文字演进史上缺失的一环，称其为“石鼓文”， 归于大篆。也就是说，凿刻这些文字的年代距那时已有了上千年，它们记述的是秦始皇统一中国前的一段为后人所不知的历史。
有唐一代，精英阶层并没有把石鼓当一回事。被后世评为明君的唐太宗醉心于王羲之的书法。虽然有几位文化人如韩愈等写过几首吟咏石鼓文的诗，但影响不大。直至晚唐，石鼓才被移入凤翔孔庙，可十只石鼓竟然丢失了一只。石鼓移入孔庙90年后，唐王朝成为历史，五代十国的战乱开始了，凤翔成为战场。兵荒马乱之中，存放在孔庙中的那九只石鼓也不翼而飞。
公元960年，华夏大地再度统一，赵匡胤建立了宋朝，定都汴京。他所实施的“重文抑武”的国策很快收到了效果，不仅全国文风炽烈，还接连出现了宋仁宗、宋徽宗等数位才情高蹈风流儒雅的皇帝。据宋人笔记所载，某日宋仁宗读到唐代大文豪韩愈所写的《石鼓歌》：
公从何处得纸本，
毫发尽备无差讹。
辞严义密读难晓，
字体不类隶与蝌。
觉得自己是能解读那古文的，便下旨寻找前朝失落的石鼓。经不懈地努力，被司马光之父司马池先找到了九个石鼓，后又被学者向传师找着了在唐朝就失落了的“乍原”石鼓。石鼓入藏大内，但史料没有记录宋仁宗解读了石鼓文，倒是后来的宋徽宗下令用黄金填注石鼓上的刻痕，在客观上减少了石鼓的人为磨损和自然氧化。
然而好景不长，到公元1126年，在北方崛起的金人进军中原，一路势如破竹，很快就攻打到汴京。在“靖康之变”后，徽宗钦宗两个皇帝被金兵俘获，押解到北方的荒漠中囚禁。十只被宋徽宗装饰得金碧辉煌的石鼓，也被掳掠到燕京。但只识弯弓射大雕的金人哪里就懂得石鼓的文化价值，他们抠挖去镶嵌在石鼓上的黄金，随手把石鼓丢弃了。
进入元朝，时任国子监教授的虞集，竟然在一片淤泥草丛中找到了这十只石鼓。他马上把这一情况报告给国子监的祭酒。上司对此十分重视，动用军车将十只石鼓搬入国子监的大成门，安放在东西两边，并围上了铁栏杆。从此，石鼓一直保存在北京国子监内。
石鼓出土后，历代文人对此有所吟咏和研究。
“苍颉鸟迹既茫昧，字体变化如浮云。陈仓石鼓又已讹，大小二篆生八分。” 杜甫在《李潮八分小篆歌》中只是带过一笔。
“周宣大猎兮岐之阳，刻石表功兮炜煌煌。石如鼓形数止十，风雨缺讹苔藓涩。今人濡纸脱其文，既击既扫白黑分。忽开满卷不可识，惊潜动蛰走云云。喘逶迤，相纠错，乃是宣王之臣史籀作。”韦应物在《石鼓歌 》作出了错误的推论。
韩愈所作《石鼓歌》认同了韦应物的观点，在全诗结束时发出“石鼓之歌止于此，呜呼吾意其蹉跎”，那意思是说他呼吁重视石鼓文，要将石鼓收藏于庙堂，但人微言轻。
张怀瓘在《书断》中说：“《石鼓文》开阖古文，畅其戚锐，但折直劲迅，有如铁针而端委旁逸又婉润焉。”他是从书法艺术的角度予以评论。
宋人欧阳修得石鼓文拓本，所录仅存之465字，精心撰写了《石鼓跋尾》。
苏东坡亦作《石鼓歌》，用典博大，诗末发感叹“细思物理从叹息，人生安得如汝寿！” 诗人是力追韩愈，惺惺相惜。
自宋人郑樵在《通志略》中始认为石鼓系先秦之物，作于惠文王之后，始皇之前。
吴昌硕（1844～1927） 石鼓文 节临臼鼓
近代康有为在《广艺舟双楫》中评曰：“石鼓如金钿委地，芝草团云。不烦整裁，自有奇采。”康有为力挺北碑，对先秦碑刻没有给予应有的重视……
抗战胜利后，石鼓再次踏上重归北京的路途。石鼓回京之路车行顺利，一路畅通。在经历了南迁、西去、东返、北归，历时十几年的旅途之后，十只石鼓终于入藏北京故宫博物院。此后，许多专家开始了对石鼓刻凿年代的全面研究。
仍然担任故宫博物院院长并遥领西泠印社社长之职的马衡先生，在《石鼓文秦刻石考》一文中，论证石鼓是东周秦穆公时物，刻于公元前657至621年间，内容记述秦国君游猎，故又称“猎碣”。此说在学术界得到大致的认可。
石鼓文是由大篆向小篆衍变而尚未定型的过渡性字体，在书法史上起着承前启后的作用。艺术史家认为，篆书起源于西周末年，东周时在秦国一带流行，至秦始皇时达到鼎盛，到汉代开始衰退，逐渐向分书过渡。这三个时期的篆书风格有较大的差异。为了加以区别，艺术史家把东周时的篆书称为大篆或籀文，把秦始皇“书同文”后的篆书称为小篆，把汉代的篆书称为汉篆。
中国书法在殷商后期的甲骨文中就力求以对称的形式建立起一种秩序。但由于字形的繁简反差巨大，先人对结体造型的把握能力不强而难于达到规整统一，然而这种努力始终没有松懈。到了书写石鼓文的时代，书写者摈弃了金文中某些肥笔带有的“画成其物”的描绘性质，强调了运笔的节奏韵律，而后者正是让中国书法成为一门独立的艺术，并由此获得丰富表现能力的根本保证。《石鼓文》在线条形态的秩序中强化它的书写性，这对中国书法艺术的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吴昌硕（1844～1927） 篆书 节临石鼓文
石鼓文被历代书家视为习篆书的重要范本，故有“书家第一法则”的称誉。
石鼓文对书坛的影响以清代乾嘉年后为最盛，如著名篆书家邓石如、吴让之、杨沂孙、吴大澂等就是得力于此，从而有所建树，最终形成自家风格的。诸家虽各有特色，但在气势之浑宏，用笔之沉雄等方面都略逊一筹。直至吴昌硕出，才将石鼓文的临写与创作提高至一个崭新的领域。
吴昌硕（公元1844-1927年），初名俊、俊卿，字昌硕、仓石，晚以字行，浙江安吉人。清末曾知江苏安东县县令，但在任仅一月。后寓居上海，为“海派”书画篆刻之代表人物。其诗、书、画、印皆工，尤以书法著称，书法诸体中又以篆书成就最高。其篆书初师杨沂孙，后浸淫《石鼓文》，一生用心其间，有“一鼓写破诸艺通”之誉。他临写的《石鼓文》有早、中、晚期，皆随年龄、阅历以及对艺术理解等不同而有显著变化。早年因受杨沂孙影响，写得工稳雅健，谨守法度。中年增以恣肆，从端正转向欹侧，长篇累牍由劲健变为豪纵。晚年将过分追求欹侧取势的习气渐收，近于沉雄，体势复归向平正。
朱复戡（1900～1989） 石鼓文 八言联
赵云壑（1874～1955） 节临石鼓文
文来源/美术报
图片/网络
编辑/正义书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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