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于：参考消息网
2012年5月，我跟随父母前往上海，出席祖母吴健雄的雕像揭幕仪式。铸铜雕像很高，让我感到恍惚，毕竟，现实生活中的祖母身高不到一米六。在纽约，她往返于哥伦比亚大学的实验室和不远处的教职工宿舍楼之间，淹没在人群中默默无闻。我脑海里保留着关于祖母的记忆，但并不完整。让她享誉全球的研究成果改变了科学家们对宇宙的认识，也激励了不计其数年龄不一的女性。然而，我能想起的影像都来自童年：穿着她送给我的波点礼服裙跳舞，跟她一起下楼到克莱尔蒙特大街听人唱圣诞颂歌。她像我现在这么大的时候已经有了伟大的发现。跟许多来自移民家庭的孩子一样，等我意识到自己对她的人生知之甚少时已经晚了。在中国，祖母的名气堪比摇滚明星。2021年初，美国邮政局为她发行了一枚永远纪念邮票，她在美国也名声大振。邮票上的祖母正如我记忆中的样子：聪明睿智，头发高高挽起，脸上带着让人琢磨不透的顽皮笑容。我不是核物理专家，我所知道的是，祖母在1956年用实验证明了一项理论，该理论颠覆了我们对物理世界的根本认知。她毅然接受无人敢于触碰的挑战，最终验证“宇称不守恒”，从而表明自然法则并不完全对称，一种现象和它的镜像未必一模一样，宇宙的确有时是分左右的。巴纳德学院的天体物理学家詹娜·莱文告诉我，祖母关于不对称的发现或可解释为什么大爆炸之后出现的物质多于反物质。归根结底，我们所知道的宇宙为什么会存在。关于她的职业生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祖母本该获得诺贝尔奖。她在全世界被称为“中国的居里夫人”和“物理学第一夫人”。在她执教了几十年的哥伦比亚大学，学生们称她为“吴女士”；在对她追求完美和坚持要他们长时间做实验感到气恼时，就称她为“龙夫人”。她喜欢被称为“吴教授”或“吴博士”。她未曾获得诺贝尔奖，却与获过该奖的居里、爱因斯坦、费米和费曼等物理学巨人齐名。吴健雄的家乡在江苏太仓的浏河镇，父母都是倡导女权、主张女孩接受教育的政治进步人士。她11岁就离家前往苏州求学，读的是师范学校，却在晚上偷偷自学物理和数学。为什么选了物理？她没有跟我讲过，但在爱因斯坦相对论的推动下，上世纪20年代欧美不断有重大发现；她想成为其中一员，这是可以理解的。1936年24岁时，她搭乘邮轮在太平洋上颠簸了一个月来到美国。她不能不走，当时的中国没有地方可以攻读原子物理学博士学位。此一去，竟是她与父母的永别。我的祖父是分子物理学家，父亲是核物理学家，我就在新墨西哥州的洛斯阿拉莫斯长大。这是一个充满神秘气息的地方，周围许多成年人经过忠贞审查，我们小孩子学会了不打听工作上的事情。我擅长自然科学和数学，但更喜欢讲故事。于是，我当了记者，写过很多名人访谈文章，体味了他们人生的酸甜苦辣。但不知为什么，我从未尝试挖掘自己家族盛名背后的故事。这至今仍是难以做到的一件事，因为如果挖得太深，我就不得不认清：在她取得诸多成就的过程中，吴健雄未能兼顾工作和家庭生活，而那些人生抉择一点点地对父亲、进而对我产生影响。祖母原本是要到密歇根大学攻读博士学位，但在一次偶然的造访后改变主意，转到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她惊讶地得知，密歇根大学竟然不许女性走学生会的大门。转学的另一个原因是带她参观伯克利分校的导游——他也是学物理的中国留学生，名叫袁家骝，英文名字是Luke（卢克）。他就是我的祖父。在伯克利，祖母开始了她的毕生事业——对β衰变的研究。β衰变是放射性衰变的三种主要形式（α、β和γ）之一，是弱相互作用的一种表现，弱相互作用则是让太阳发光的基本力量。这个研究领域的女性极少，中国女性就更少了。1941年，《奥克兰论坛报》载文介绍她的核裂变研究，称她为“一个娇小的中国女孩”，说她“看上去像个女演员、艺术家，或者追寻西方文化的富家女”。当时几乎所有关于她的文章都提到她的东方美，震惊于她就是被罗伯特·奥本海默称为β衰变“权威”的那个人。伯克利分校没有给予祖母永久性教职，或与性别歧视和战争期间高涨的反亚裔情绪有关。祖父在该校的收入也不高，他接受了加州理工学院的一份高薪工作，后来又到新泽西州为美国国防部研发雷达。两个人结了婚，往东边搬了家。这是祖母唯一追随祖父的足迹。她在史密斯学院当了一段时间的老师，一年后的1943年，她与普林斯顿大学签约，成为该校最早的女性物理学研究人员之一。又过了一年，哥伦比亚大学力邀她参加一个秘密的战时项目。核物理领域迎来重大发现不断涌现的时期，科学家们争先恐后来到报告厅，有的只能站着，有的爬到柱子上以便看清白板上的方程式。而这一场景的焦点就是我的祖母。到了20世纪50年代，宇称守恒已是公认事实，它指出，宇宙不偏左也不偏右，物理学定律平等适用于一切东西及其镜像。但在核层面就未必了。科学家们利用高速加速器让粒子爆裂成更小粒子的集合，得到的结果匪夷所思。要么是实验有缺陷，要么就是30年来的物理学有缺陷。1956年春，哥伦比亚大学的同事李政道告诉祖母，他正在与普林斯顿大学的杨振宁合写一篇有争议的论文。论文提出这样一套理论：弱相互作用下达不到宇称守恒。弱相互作用是宇宙四大基本力之一；引力也是一种基本力，他们的理论无异于宣称引力只在某些时候起作用。祖母时年44岁，是以锲而不舍和一丝不苟著称的实验主义者。她在实验室里仔细验证李政道和杨振宁等理论家的研究成果有没有应用性；她重视精确和无可挑剔的合理性。如果科学界不曾想当然地认定李政道和杨振宁的理论过于牵强，那必定会有大批实验主义者争相予以验证。杨振宁后来表示，唯独我祖母认为验证李杨二人的理论刻不容缓。哥伦比亚大学没有合适的设备，于是她与位于华盛顿的国家标准局合作，那里有一个低温冷冻工程团队。就这样，直到1956年秋，她往返于纽约和华盛顿，边做实验边继续在哥伦比亚大学执教，9岁的儿子交给丈夫和保姆照顾。祖母以前的学生对她的工作热忱记忆深刻——长时间待在实验室，晚上打地铺睡觉。一天晚上，有学生委婉地提醒她该回家给儿子做晚饭了，儿子已经屡次打电话到实验室喊饿。“哦，他知道开罐器放在哪儿。”她边工作边回答。父亲从小学一年级就开始住校。有采访过祖母的记者说，吴博士表示，有个“好丈夫”、通勤路程短、孩子有人管是女性在科学领域取得成就的先决条件。祖父自己也是一个有成就的物理学家，却无怨无悔地做饭、开车接送祖母（她从没学过开车），经常把祖母的需求放在首位。平安夜，她登上返回纽约的火车，给李杨二人带来好消息：她开展的工作——后来被称为“吴实验”——似乎证明了β衰变过程中宇称并不守恒。次年1月2日，她返回华盛顿核对实验结果。在物理学界，谁先提交并发表论文，荣誉就归谁。1月9日，祖母的团队拿出一瓶1949年产自波尔多的拉菲古堡葡萄酒，庆祝他们推翻了宇称守恒。哥伦比亚大学举行了新闻发布会，《纽约时报》在头版进行了报道。据一份简报说，在当年1月举行的美国物理学会年会上，哥伦比亚大学的报告大厅“挤得水泄不通，有些会员无处下脚，就差挂到吊灯支架上了”。
这是一场胜利，但从某种意义上说也带来了伤害。当年晚些时候，诺贝尔奖委员会没有给任何一个完成实验的人颁奖；李政道和杨振宁因为关于宇称不守恒的理论研究而获奖，是最早获得诺贝尔奖的华人物理学家。性别歧视或多或少是存在的，120年来，只有四名女性获得过诺贝尔物理学奖。吴健雄的成果在接下来几十年里广受赞誉：普林斯顿大学授予她荣誉科学博士学位，校长称她是“世界上最杰出的女性物理学家”；在哥伦比亚大学任职；获得国家科学奖章；担任美国物理学会会长；荣获以色列著名的沃尔夫奖。我不知道祖母是怎么想的，不知道她是否耿耿于怀。父亲说，想必她宁可让事实说话。长大后，我和爸妈一年两次到纽约探望祖父母，通常是在寒暑假。祖父母家的一面墙上挂满了照片，都是他们与我不认识的人的合影。我到了十几岁时才想起来打听照片里的人都是谁：穆罕默德·阿里，他和祖母在同一天获颁埃利斯岛荣誉勋章；教皇约翰-保罗二世；福特总统；还有中国第一任国务院总理周恩来，20世纪70年代中国向西方开放时，祖母得到周总理接见。物理学界是个小圈子，祖母平日接触的全是赫赫有名的大人物。邀请她到伯克利分校学习的欧内斯特·劳伦斯因发明了回旋加速器而获得诺贝尔奖。她的论文顾问是来自意大利的埃米利奥·塞格雷，后来获得诺贝尔奖。恩里科·费米建造了世界上第一座实用的核反应堆，当他对这个反应堆总是莫名其妙出故障感到沮丧时，塞格雷建议他“去请教吴小姐”。奥本海默亲切地称祖母为“姐姐”。我还经常听说这样一件事：1947年父亲在普林斯顿出生时，祖母的一个朋友曾到医院探视。那个人就是爱因斯坦。
祖母擅长写作，英语流利，但我小时候常常在电话里听不懂她的口音，只好把话筒递给父母。我九岁那年，祖母兴奋地对我说，她要带我去看……看什么呢？是一个“p”字母打头的单词。直到挤进布朗克斯动物园的人群，我才明白她说的是从北京租借来的大熊猫“兴兴”和“玲玲”。早在1965年，祖母就发表演讲鼓励更多女性投身科学。她说，没错，科学家也要有家庭生活，“做忠实的伴侣和慈爱的家长是人类崇高愿望，但男人最好也怀有这种愿望”。我对祖母的最后记忆是她坐在心爱的扶手椅上。扶手椅有两把，铺着褪色的黄色灯芯绒布，她和祖父一人一把。我握着她的手，那是在她1996年第一次中风后。她望向窗外的巴纳德学院，学校体育馆里有姑娘们在打篮球。祖母说，她们长得真结实、动作真快啊。她们打球真拼啊。祖母在1997年2月一个寒冷的星期天去世，我在耶鲁大学读一年级的下半学期刚开学一个月。祖父在做午饭，她靠在扶手椅上安静地离去。六年后，祖父随她而去。我不想从历史书上了解她，我只想再次握住她的手，听她讲自己的故事：远渡重洋的旅行，不可估量的牺牲，战争，“吴实验”，以及科学发现的奇妙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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