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9月4日，在鼓浪屿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近两个月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伊琳娜·博科娃女士来到鼓浪屿著名的黄家花园，亲自为鼓浪屿颁发了世界遗产证书。当天，笔者有幸出席了授牌仪式，家乡获此殊荣，与有荣焉。
回望一个多世纪前，厦门作为“五口通商”口岸之一，鼓浪屿成了“万国租界地”。这是近代中国最早接触西方社会的地区之一，这里有西方列强留下的历史印记，有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的有机融合。以“历史国际社区”作为世界文化遗产的定位，让鼓浪屿多元的文化内涵得到了更大延展。
风云变幻，沧海桑田。鼓浪屿申遗成功背后，除了那些教堂领馆、世家府邸、名人轶事之外，其实还有许多尘封的故事和珍贵的史料，在其精致恬适的西式外表之下，铭刻着厦门近代百余年的动荡与沧桑。
站在黄家花园放眼望去，左前方百米之遥的晃岩路30号，是创建于1922年的中国银行鼓浪屿办事处旧址（现人民银行货币文化馆）。
插图1：右为原中国银行鼓浪屿办事处旧址，左为人民体育场（陈石摄）
这幢不起眼的小楼位于岛上核心地段，面向当地俗称为“番仔球埔”的人民体育场，左傍建于明朝的保生大帝宫庙兴贤宫，俗称“大宫”（1985年被拆，现马约翰广场），右临黄家花园（印尼华侨、中南银行创始人黄亦住先生1920年投资兴建），背靠标志性景点日光岩。在兴贤宫背后隔着两三户人家的一幢红砖楼，便是笔者曾经居住30多年的老宅。
插图2：建于明朝的兴贤宫（网络资料）
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鼓浪屿和中行鼓浪屿办事处竟然不经意间扮演了一个与百姓生活乃至与国家命运相关的角色。作为土生土长的原乡人，作为中国银行的后来人，作为曾在解放家乡的部队服役过的前军人，我很难忘却那段不寻常的故事。
民族危亡，中行员工义无反顾，沦陷区侨汇经营纾民生。
我有一张老照片。照片里，48位年轻人身着军装，打着绑腿，精神抖擞，“军容”严整。这是1937年夏天厦门中行员工在鼓浪屿参加军训后的留影，拍摄地点在日光岩山脚下“港仔后”沙滩上，中间山腰处那幢七孔回廊两层楼为郭春秧别墅（香港北角春秧街因其得名）。此照片多年前由中国银行总行办公室从国家档案二馆淘来，笔者在总行影展中见到后，兴奋不已，立马翻拍带回，供在中国银行福建省分行行史馆里。
插图3：1937年夏，厦门中国银行员工在鼓浪屿军训留影（陈石供图）
这张照片真实反映了“七七事变”前后黑云压城的严峻局势，记录了包括银行在内社会各界组织义勇队开展训练的情况，展现了厦门老百姓的爱国情怀和民族气节。
那年夏天果然不平静。8月13日，淞沪会战爆发。随后，包括厦门中行在内的十几家中外银行相继撤往鼓浪屿公共租界营业。
1938年5月10日凌晨，日军十几艘军舰满载着近五千名海军陆战队士兵从金门出发，悄悄驶入厦门五通一带海面，凌晨2点半从五通强行登陆，在飞机和炮火掩护下，一路疯狂杀戮，攻进市区。据长辈回忆，当时，日军飞机避开鼓浪屿租界，转而轰炸扫射厦鼓轮渡，有舢板和民众被击中。厦门军民顽强抵抗三天三夜，约7000余人遭日军屠杀。13日，厦门全岛沦陷。
厦门沦陷后，作为福建省管辖行的厦门中行撤出机构人员，顾子余副理、黄呈栋襄理率会计文书并案卷转移到香港，组建闽行驻港通讯处，南洋及国外对厦汇款均由驻港闽处洽转中行鼓浪屿办事处办理。1940年7月中行转移到永安，翌年4月再转移至龙岩。中行鼓浪屿办事处仅留下顾景升、王泉保两位襄理，并添设两位副主任带领部分员工在岛上坚持营业，办事处实际上已成为对内对外均以省行名义行事的机构。
战火肆虐，血雨腥风。短短几天内就有11万难民涌入鼓浪屿公共租界避难，而当时厦门人口仅有18万。随着日寇封锁航道，岛上生活物质极度匮乏，十几万人挤在不足两平方公里的弹丸之地，鼓浪屿不堪重负，陷入有史以来最黑暗的悲惨境地。虽乡绅民众鼎力救助，仍有许多难民忍饥挨饿，流落街头，饿死人的事每天都在发生。乱世中，中行鼓浪屿办事处员工冒着生命危险坚守岗位照常营业，表现出极大勇气和敬业精神。
闽南地区是著名侨乡。由于中国银行国外通汇地点和省内机构分布广泛，侨汇解付安全迅速，深得侨胞侨眷信任，福建侨汇有60%通过中行汇入，且绝大部分集中厦门解付。1936年，厦门地区侨汇达5835.5万元，其中经中行汇入就达2341.5万元。
炮声中，大部分侨汇信局逃到鼓浪屿，少数迁到泉州，个别选择留守厦门。据统计，1938年，鼓浪屿有侨批信局68家，厦门26家。由于沿海被日军封锁，各家信局皆陷入停顿状态，银行无法配合，汇款无法解付，广大侨眷生计受到极大影响。唯有中国银行坚持冒险运款解汇，以纾侨眷之困苦。随着大批侨汇信局的聚集，也使得鼓浪屿成为闽南侨汇的新枢纽。
回顾这段历史，不得不提及当年在业界颇有名气的中行合昌信局，对前辈的智慧和远见感到由衷钦佩。1937年，厦门中行审时度势，专门成立合昌信局，对外与中行是两块牌子，以民营信局名义开展一般侨汇业务，对内实为中行的组成部分。
合昌信局凭借体制、资本、渠道和现钞等优势，本着辅助侨胞、服务社会之精神，直接参与登门派送，并突破日寇封锁，从鼓浪屿密派干员，冒险挑运侨信过海经嵩屿转运漳州、泉州，确保侨汇清解，在侨胞中树立了良好信誉，迅速崛起成为业界领头羊。1938年至1941年间，就有158家信局委托合昌信局代付，海外华侨汇款几乎完全集中在厦门中行代解。
插图4：1940年8月8日，新加坡中国银行签发，鼓浪屿中国银行兑付的汇票（《侨批与海上金融之路》）
插图5：1940年11月28日印尼巨港华侨银行签发、入鼓浪屿中国银行账的汇票（黄清海供图）
合昌信局移驻泉州避难后，仍在鼓浪屿办事处内附设分号代理中行收发侨信汇款。对合昌信局侨汇业务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中国银行总管理处商请国民政府财政部、交通部予以协调，有效消除了体制性障碍和行业间困扰。财政部希望交通部“体念鼓浪屿环境特殊”，立即转饬福建邮政管理局，允许合昌信局鼓浪屿分号直接“寄发外洋批信，以维侨汇”。
1940年2月19日，国民政府邮政总局致函福建邮政管理局电称，“查中国银行奉命办理侨汇，系推行国家抗战金融政策，邮局自应特别通融予以一切便利，嗣后对于合昌批信局代中国银行收发之批信，无论其封面写合昌转中国银行或中国银行转合昌或仅写中国银行，如国外邮政不发生问题，应一概予以放行，不得扣留。”可见侨汇对于国计民生是何等重要，可见中行于厦门沦陷期间在服务侨眷方面发挥了多么重要的作用。
插图6：1941年1月18日马来西亚巴生华侨银行签发、入鼓浪屿中国银行账的汇票（黄清海供图）
中行闽驻港处回复总驻港处信函中提及“至厦门失陷，闽省沿海一带风鹤频惊，信局不愿冒险存款内陆，各内陆同业亦均减少库存，停止解款，以致南洋侨胞汇款无门，大起恐慌，纷电院部设法救济。当时本行仍本为国家吸收外汇、补助侨胞宗旨，冒险运款，勉力送解。虽在敌机敌舰威胁轰炸之中，漏夜作书，照旧进行。侨胞困苦乃得解除。而南洋各信局亦悉本行，恳托代解，计闽属侨汇经由本行经汇者占70%，除大宗电汇、汇票不计，仅零星批信，经由本行直接送达侨胞眷属者，自1937年开办至1939年十月，共计解信件520475件，计款17202027元。”
陈嘉庚先生在《南侨回忆录》中，对中行在厦门沦陷后坚持为侨胞沟通侨汇予以很高的评价。“敌陷厦门，扰及潮汕……银行或缩或停，一部分民信局则乘机取利，抬高手续费……幸中国银行负起责任，便设办事处于闽粤内陆各城市乡村，而谋补救，款无论多寡，地无论远近，路无论通塞，皆乐于收汇，而汇水又甚低廉。近月来我侨胞远处乡国之父母兄弟姐妹，得如涸鲋获苏于勺水着，泰半恃此”。
好景不长，1941年12月7日太平洋战争爆发。8日，日军突然登陆鼓浪屿，昔日的公共租界也沦为敌占区。
日军迅速占领各国领事馆、工部局、银行、洋行、邮电局、大北电报局等，抓捕了大批外国人和在上述机构供职的中国人。中行鼓浪屿办事处所有员工和警役也遭捆押，拘留在博爱医院，经审问后释放（据行史记载，“屿处沦陷时，计有同仁40余位，警工20余人”）。办事处负责人则被日海军兴亚院经济部押往银行清点库存现款和账目。银行库房铁柜被以军管名义贴上封条，全副武装的日军在中行门口架上机枪，不许任何人进出。连位于菽庄花园大门对面的中行员工宿舍（港后路2号）也成为关押驻鼓浪屿外国人的集中营。
插图7：抗战期间原鼓浪屿中国银行员工宿舍（陈石摄）
那年，家父是鼓浪屿美华中学（后为康泰小学校舍）初二年级学生，日军登陆次日，他和同学照常到校，一眼就看到荷枪实弹站在校门口的鬼子兵。校长洪金喜牧师沉痛地朝同学们挥手说：“学校停办了，你们回去吧。”望着失去的校园，同学们悲愤不已，久久不愿离去。那种不愿意当亡国奴的痛苦，老人至今难忘！
插图8：日本海军陆战队士兵在鼓浪屿日本领事馆站岗（网络资料）
当时，中行鼓浪屿办事处共有库存440万元库存现款，被日军悉数转至厦门台湾银行“保管”，中央、交通、汇丰、安达等银行库存也遭同样对待，连请求对被移走款项给个收据都不答应。
7月间，日方宣布中央银行、汇丰银行、安达银行为敌性银行，以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有商业性质强令复业。但旧存款无款支付，新存款几乎没有业务，华侨托收汇票、代外洋存户保管之存款单折等件，既不能收，也不能退，只能密为保存，待后来处理，业务受到极大破坏。加上日军断绝了厦鼓与漳州、泉州国统区的内陆交通，不仅生活物资进不来，侨汇也因此中断。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英属马来亚、法属安南（今越南）、荷属东印度（今印度尼西亚）、美属菲律宾等闽南华侨主要侨居地及香港相继失陷。在日寇铁蹄下，这些侨汇主要来源地的侨批邮路几乎完全断绝，厦门及周边地区侨汇陷入空前萧条。
今天，当人们在手机支付宝和微信平台上，用指尖轻触，须臾间闪付款项、秒杀商品的时候，我们不能忘记那些前辈，是他们以赤诚之心和侠肝义胆，义无反顾挑起了沦陷区侨批业持续经营的重任，以微薄之力支撑起广大侨眷家庭生计，给饱受战火蹂躏的经济民生带来一线希望和生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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