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神宗元丰七年，即一〇八四年三月，被贬谪在黄州的苏轼突然接到朝廷调他到汝州任职的命令，于是携妻挈子，风雨兼程赶往京城─开封准备谢恩。那个时候的苏轼已经有自己的打算，很想找个“老年退隐之地”，安度余生，就在赶往京城的过程中给皇帝上书，表达自己的这一想法。到达扬州时，皇帝允许他常州定居的消息传来，苏轼喜出望外，手舞足蹈，就在一个寺庙的墙壁上一口气写了三首诗。其中第三首是这样写的：“此生已觉都无事，今岁仍逢大有年。山寺归来闻好语，野花啼鸟亦欣然。”
苏轼来到京城了，在太皇太后的佑护下，他于元丰八年十二月中旬还是在朝中任职了，不得不放弃他的“老年退隐之地”的想法，他的那三首诗也就被苏轼扔到了脑勺后。到了京城的苏轼，又开始成为他的政敌眼中钉肉中刺，政敌开始不安分起来，一个个挖空心思，绞尽脑汁，寻找一切机会，创造一切条件，挖地三尺罗织罪名来攻击他和陷害他。哲宗元佑六年，即一〇九一年，苏轼五年前在扬州一寺院墙壁上题的那三首诗传到了政敌的手里，政敌大做文章，捕风捉影，上纲上线，一下子成了陷害苏轼又一新的证据。以第三首诗为例，诗中的“闻好语”政敌认为那是苏轼对先皇神宗的大不敬，是对先皇神宗驾崩的幸灾乐祸。据史料记载，宋神宗是在元丰七年，即一〇八四年三月五日去世的，苏轼这三首诗则写于这一年的五月一日。尽管苏轼三首诗说的是自己的欢乐，也就是说他在寻找安居之地徒然无功之后，欣闻以退休林泉以度日的事。可是那仍然属于国丧期间啊。也就是说苏轼这三首诗，尤其是第三首成了他的政敌弹劾他最严重的理由。这可真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啊。“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那个时候，也就是宋哲宗元佑元年（一〇八六年）苏轼的弟弟苏辙也由外地任职回到京城，先是出任御史中丞，第二年出任尚书右丞。眼看兄长又要落入政敌的虎口，苏辙心急如焚，真如热锅上的蚂蚁，想为兄长所想，急为兄长所急，毅然决然地来到太皇太后那儿为兄长苏轼做证。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苏轼题在寺院墙壁上的那三首诗在政敌的眼里就是对先皇“大不敬”的罪证，苏轼在政敌的眼里也就成了“忘恩负义于先王的臣子”。苏辙呢？则是这样认为的：“这一年三月，兄长在南京，一定听到了先皇驾崩的消息，心情跟其他人一样万分沉痛，如丧考妣，绝不会在五十六天之后才在扬州听见。”苏辙进一步解释，“‘好语’指的是兄长下山时，听到农人谈到英明的幼主登基，十分欢喜。”聚蚊成雷，秋雨沉舟。太皇太后点头称是，苏轼才躲过这一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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