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按：《水浒传》是中国传统文学四大名著之一，全书以《宋史·张叔夜传》一段关于张叔夜镇压宋江贼寇的百余字记载为基础，吸收民间话本传说精华，艺术性地创造了天罡地煞一百零八将走上梁山又走下梁山的宏大故事。有人说《水浒传》深刻揭示了农民起义的社会根源，讴歌了反抗精神和乌托邦思想，更是批判了以宋江为代表的“投降派”把革命引向歧路，致使起义失败的行径。毛泽东在晚年时也曾对《水浒传》做过定论：“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作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但是梁山从反抗走向妥协绝非是由宋江个人好恶所决定，政治路线的贯彻实施也不可能脱离政治集团的内部成分而成功。毛泽东说“《水浒》要当作一部政治书看”，这是理解《水浒传》的一把金钥匙。下面，我们就以水泊梁山的起落兴衰为主线，以政治路线的更迭变化为牵引，看看政治是如何改变人，而人又是如何改变政治的。
本文所引原文皆出自岳麓书社2012年百二回全本《水浒全传》，不涉及与七十回本、百回本之间的文本校对勘误问题。
《水浒传》虽然描写的是梁山好汉聚义造反、打家劫舍的故事，但是小说却是以高俅发迹为开端，有人说这是施耐庵在暗示“乱自上作”，笔者表示赞同。从高俅这个市井无赖因踢得一脚好球而一路升至殿帅府太尉，引得禁军教头王进携母逃难，引出九纹龙史进，进而引出少华山强人、关西提辖鲁达、豹子头林冲等人，直到林冲被逼到山穷水尽，走投无路，才慢慢道出水浒众生的归宿水泊梁山来，此时已是《水浒传》第十一回了，全书已经写完十分之一处。由此可见施耐庵笔力之强、构思之巧。
《水浒传》第十一回“朱贵水亭施号箭，林冲雪夜上梁山”里柴进向林冲介绍水泊梁山时是这么说的：
“是山东济州管下一个水乡，地名梁山泊，方圆八百余里，中间是宛子城、蓼儿洼。如今有三个好汉在那扎寨。为头的唤做白衣秀士王伦，第二个唤做摸着天杜迁，第三个唤做云里金刚宋万。那三个好汉，聚集着七八百小喽啰，打家劫舍。多有做下弥天大罪的人，都投奔那里躲灾避难，他都收留在彼。三位好汉，亦与我交厚，尝寄书缄来。”
从柴进的话里，我们可以得到这么几条信息：一是水泊梁山地理优势很大，是一个“八百里水乡”，易守难攻，靠着这个水泊可以很好地解决山寨里七八百号人的吃喝问题；二是梁山上的强人首领都是与朝廷没有什么瓜葛的，他们所做的违法买卖营生也都是以“打家劫舍”为主，并不与朝廷直接作对；三是梁山上躲藏了不少犯国法的人，算是一个社会边缘分子的聚集地；四是梁山与贵族柴进之间有联系，也就是说它仍然保持着与朝廷之间的联络通道。当然，柴进的话里也透露出了另外一层意思：虽然梁山上“多有做下弥天大罪的人”，但是真正的头领只有王伦、杜迁、宋万三个（开店的朱贵在柴进眼中还算不得头领），从后文可以看出，这三个人都属于没本事、没眼光、没思路的“三无产品”，而能够心甘情愿在这三个“三无产品”领导下的“犯了弥天大罪”的人，除了废物还能是什么呢？所以，水泊梁山从一开始其实就是一个不伦不类的犯罪分子窝藏地，它没有政治理想、没有行动纲领、没有坚强领袖，今朝有酒今朝醉，过得一天算一天。不过废物领导废物的结果往往却是一派兴旺和谐的景象，只是他们还远远算不得上一个举足轻重的政治势力。
林冲的上山直接打破了梁山原先“捕捕鱼、抢抢劫”的和谐生活。梁山首领王伦气量狭小，又没有什么长远规划，见到禁军教头出身的林冲，第一反应就是我跟杜迁、宋万都是三无产品，这林冲却是个高级货，“倘若被他识破我们的手段，他须占强，我们如何迎敌？”这里除去王伦个人性格原因外，更主要的在于此时的梁山压根没有想过要成为一股能够影响国家政治格局的政治势力，林冲的到来虽然能够增强山寨的实力，但是梁山其实并不需要这样强的实力，它只要能够躲避官府的追捕就可以了——既然已经搭上了柴进这条线，只要梁山肯闷声发大财，朝廷就不会来真的，朝廷不玩真的，那么梁山就一定能够万无一失。而林冲跟高俅的关系如此微妙，谁也不敢保证他会不会把高俅这个大祸水给引过来，那时他王伦再想安安稳稳地做个土皇帝，恐怕也是不可能的了。所以王伦才会想方设法要把林冲赶走，而后来不收留晁盖一伙也是出于这样的考虑。
林冲通过纳下投名状，艰难地在梁山立下足来。事情果然如王伦所料，梁山的地位因林冲的到来而提升了，其名声也渐渐散布开去。不过梁山的主要经济来源却不是打家劫舍——这只能算是副业，或者象征身份的一种行为，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才是他们最主要的生存手段。第十五回“吴学究说三阮撞筹，公孙胜应七星聚义”里，智多星吴用跑到梁山脚下的石碣村劝说阮小二、阮小五、阮小七兄弟三个入伙抢劫生辰纲，阮小二跟吴用提到水泊梁山时，对王伦、杜迁、宋万、朱贵四个不屑一顾，却对林冲另眼相看：“如今新来一个好汉，是东京禁军教头，甚么豹子头林冲，十分好武艺。”也正是因为林冲的好手段，才使得阮氏三雄变成了阮氏三熊，“我们有一年多不去那里打鱼，如今泊子里把住了，绝了我们的衣饭”。换句话说，在林冲上梁山后的一年多里，梁山与周边地区的关系变得恶化了，甚至可能出现过武装冲突——像阮氏三雄这种号称“立地太岁”“短命二郎”“活阎罗”的人，不挨顿揍是不可能知难而退的。所以说政治实力的增强必然导致政治势力的拓展，政治势力的拓展又势必导致政治矛盾的加剧。这种矛盾既表现在不同政治势力之间，也表现在政治势力的内部。
林冲给梁山带来了肉眼可见的好处，这既使得他能够在梁山立足，也使得他与上司王伦之间的关系变得微妙。王伦不具备政治领导能力，也没有政治头脑和政治眼光，他始终都没能把握住林冲的性格特点。事实上林冲并不是一个具有领袖能力和政治野心的人物，说穿了他就是一个金牌打手而已。林冲是心甘情愿甚至是主动地将自己物化为一把刀的。在误入白虎堂之前，林冲与鲁智深在街上压马路，遇到了一个卖刀大汉。大汉自顾自地说了两句话，“不遇识者，屈沉了我这口宝刀”，“好口宝刀，可惜不遇识者”，这两句话其实就是林冲一生的谶语。林冲因这口刀被高俅陷害，最终上山做了贼寇。他后来一生东征西讨，为晁盖、宋江拼命，也不过是因为晁宋二人欣赏他这口刀而已。在朱贵酒店喝酒的时候，林冲曾写下这样的自述诗：
仗义是林冲，为人最朴忠。
江湖驰誉望，京国显英雄。
身世悲浮梗，功名类转蓬。
他年若得志，威镇泰山东！
从这首诗里可以看出，直到上梁山的前夜，林冲所念念不忘的还是自己一身的本领能否得到施展。“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什么老婆被调戏、自己被暗算，什么野猪林、草料场，这些在功名面前都算不了什么，最重要的还是要看自己能不能通过一身武艺来“威镇泰山东”。同样地，如果有人能够帮他完成这个心愿，那么他必然会死心塌地地做这个人手中的杀人刀。如果有人不识货，拿着宝刀当柴刀，那么他也会毫不犹豫地改换门庭。“良禽择木而栖”，林冲的一生其实就是在不断拜老大中度过的。倘若王伦能够认识到这一点，那吴用想火拼梁山恐怕就没那么容易了，水浒传后面的故事也就得改写了。
于是，梁山集团内部出现了一条裂缝。名位最高者与实力最强者之间发生了矛盾，握刀者和刀之间产生了不和：这一个对那一个不放心，那一个对着一个看不上，表面上大家客客气气，暗地里却是同床异梦。而其他头领如杜迁宋万等人，由于能力所限，未能及时觉察到内部的这种矛盾从而予以化解。这就使得暗流涌动的梁山统治集团一旦遇到外来势力的引诱，必然会因此矛盾而出现重大政治事件，甚至会出现流血冲突，这就是梁山火并的根源，也是梁山由懵懵懂懂的打家劫舍向目标明确的聚义造反迈出的第一步。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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