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灾变与文化》之四
“大礼议之争”的起源：
1522年，耽于游戏的正德皇帝朱厚照因戏水突然身亡。
死就死了，中国史上缺少的是圣人，并不缺乏皇帝。问题在于，此君身后无子，而且其父明孝宗也就只有他这么一个儿子，也就是说连兄终弟及都无法实现了。这种悲剧不免令大臣们烦恼。
幸亏这时候惑乱朝政的宦官刘瑾已经被杀，而当政者是几经历练且敬奉理学的杨廷和。
《明史》载，朝廷重臣杨廷和举《皇明祖训》宣示曰：“兄终弟及，谁能渎焉！兴献王长子，宪宗之孙，孝宗之从子，大行皇帝之从弟，序当立。”（1）
从上面的程序看，似乎没有值得争议的地方，而后又为什么产生了许多争论？人类的不成熟常常就在不知不觉中表现出来了。
引起后来激烈争议的原因主要在这样的两个方面：
其一、杨廷和个人的智商问题：
应该承认杨廷和的上述作为是合于理的――也许正是这一点促使本来机警权变的杨廷和后来却变得那么自以为是，以至于埋下问题复杂化的祸根。
嘉靖朝45年，出了名的人不少，臭名昭著的有严嵩，名垂千古的有海瑞，唯独没有杨廷和。到了这个层面上，个人的成败基本上决定于性格，更决定于智慧。
史评杨廷和“为人美风姿，性沉静详审”，算是一付好性情，看来他个人身上的缺陷就是智慧上的问题了。虽然他碰上了与伊尹、霍光相似的机遇，却没有伊尹、霍光的能耐，只能算是一个中平之材，可惜把嘉靖朝搞得一塌糊涂，甚至导致了大明朝从此走进了下行道。
理学的祖师爷程颐曾经这样描述“理”的特性：
“冲漠无朕,万象森然”，即在“理”的世界里虚寂恬静而一无征兆，就其本身而言不具备实形，不存在时空限度，只是一个本质性的概念。在这里把它形容是一个世界，尽管空泛仍然不失其形，实在只是为了说明它的存在的縁故。
显然，没有渊博的知识和高深的见识，轻易不言“理”。中平之人对“理”存一分敬畏，有一点宗教情结还是必要的。
可惜崇高的官位和立储的不世之功，冲昏了杨廷和的头脑，他把“理”作为“礼”看待，回到了汉唐儒学混乱的时期，他没有王莽的狡黠，却有王莽的冥顽。杨廷和打开了明代理学庸俗化的大门，他举起伪道学的鞭子，企图驱使嘉靖皇帝，却把自己和自己的拥护者鞭打得遍体鳞伤。
不知不觉中，这一时期的皇帝、官僚们陷入了董仲舒时代关于伦理道德与礼制的争论，也就是孔子学说的忠孝仁义论与荀况的崇圣隆礼观的冲突。很有意思的是，在这里反对崇圣隆礼的却是本来应该受到吹捧的皇帝本身，而撕裂伦理道德的却是一些信奉道理至上的儒生。
论理，继统是件大事，岂同儿戏。如果朱厚熜只是一个纨绔子弟，杨廷和们效法伊尹、霍光也不迟。问题是，朱厚熜尽管只有15岁，却很有当皇帝的样子。登基之后，朱厚熜很做了几件好事：
他“大赦天下。恤录正德中言事罪废诸臣，赐天下明年田租之半，自正德十五年以前逋赋尽免之。”
其后又做了几件好事：
例如嘉靖元年五月杀了一些贪官污吏：“壬申，钱宁伏诛。六月戊子，江彬伏诛”；
也纠正了朱厚照贪玩的生活方式：“乙未，纵内苑禽兽，令天下毋得进献”；
同时实现了一次机构改革：“丁酉，革锦衣卫冒滥军校三万余人”；
这一年，他还主持了救灾两次：“戊戌，振江西灾”、“癸卯，振辽东饥”。
很有一些少年皇帝志存高远而雷厉风行的气概。
无论是朱厚熜还是杨廷和，其行为只要是合理、合度的，也就能和衷共济，也就能兴利除弊。在嘉靖初期，在矛盾还不激化的时候，还是有一些祥和的气象。可惜，杨廷和们不明白“理”的本质在于寻求和维护一个合理、合度的社会体系。当我们浏览这一段历史的时候感到一阵阵火药味，虽然坚毅但是谦和的程颐和朱熹什么时候让他的弟子们养成如此乖张而又自以为是的德性？他们居然不问事实而追求那些偏狭的境界，与“理”的信念不也背道而驰？
其二、朱厚熜在皇位继承序列上的问题：
准确地说，朱厚熜在皇位继承序列上是不存在问题的，因为在他之前并没有其他皇位继承人，如果不是杨廷和们在礼制自我设限，一切都将顺理成章地发展。
杨廷和们想不通的是《皇明祖训》中的“兄终弟及”的规定。《皇明祖训》的制定者们规定“兄终弟及”，而不是单纯传位于嫡长子，已经是总结了以前皇朝因子幼势弱而政权毁于奸人之手的经验――宋太祖赵匡胤已经在运作这一个程序了。但是《皇明祖训》的制定者们当然不愿意设想因为皇族衰微以至于连“兄终弟及”都无法保证的局面，起码在文字上他们不愿意描述这种状态，他们的“兄终弟及”实际上已经隐含广义的解释，说明的是一个传位的顺序。《皇明祖训》的制定者们更没有预料到后世有那么一些蠢货，居然不明白“兄终弟及”的含义，可惜他们又不能从九泉下走出来承担起解释者的责任。
杨廷和宣示：“兄终弟及，谁能渎焉！兴献王长子，宪宗之孙，孝宗之从子，大行皇帝之从弟，序当立。”这里说的“兴献王长子”就是朱厚熜，他的父亲是明宪宗的二儿子，明孝宗的亲弟，也就是说朱厚熜是正德皇帝朱厚照的堂弟，时年十五岁。因为是堂弟继位，和《皇明祖训》的“兄终弟及”在字义上是有差别了，正是这一点让执拗的杨廷和们不知所措，他们必须解决从“堂弟”向“亲弟”之间的转换――尽管这只是改变不了事实的形式。杨廷和们慨然把皇位交给朱厚熜，实在是认定谁都想当皇帝――只要皇位在前，那怕先当别人的孙子也在所不惜。
不幸的是他们碰上了一个乳臭未干的朱厚熜，十五岁的朱厚熜居然宁弃皇位，也不愿意给别人当儿子，《明史》记载，当杨廷和们要他先当皇子，再当皇帝――也就是说先给张太后当儿子，成为朱厚照的弟弟，然后再“兄终弟及”时，朱厚熜拒绝了杨廷和的要求。
《明史》载：
“百官三上笺劝进，俟令旨俞允，择日即位。其笺文皆循皇子嗣位故事。世宗览礼部状，谓：‘遗诏以吾嗣皇帝位，非为皇子也。’及至京，止城外。廷和固请如礼部所具仪，世宗不听。乃御行殿受笺，由大明门直入，告大行几筵，日中即帝位。诏草言‘奉皇兄遗诏入奉宗祧’，帝迟回久之，始报可。”
又，《明史》记载了：
正德十六年三月“丙寅，武宗崩，无嗣，慈寿皇太后与大学士杨廷和定策。。。以遗诏迎王于兴邸。夏四月癸未，发安陆。癸卯，至京师，止于郊外。礼官具仪，请如皇太子即位礼。王顾长史袁宗皋曰：“遗诏以我嗣皇帝位，非皇子也。”（2）
从“百官三上笺劝进”的迟缓，及“至京，止城外”的犹豫，到“世宗不听”的拒绝，最后是“帝迟回久之，始报可。”的妥协。估计，如果不是朱厚熜亲信们的劝告，这个小王子大约要弃皇位而打道回府了。后来“大礼议之争”进入高潮的时候“会献王妃至通州，闻尊称礼未定，止不肯入。帝闻而泣，欲避位归籓。”（ 3 ）当皇帝的也要大唱“归去来兮”了。
后来西方的大英帝国出了一个只要美人不要江山的国王爱德华八世（1894－ 1972），人们似乎忘记了，1522年的中国有一个只要父母不要江山的皇帝。
上述两点仅仅只是“大礼议之争”的起源，可怕的是此后整个朝廷几乎都卷入了“大礼议之争”。“大礼议之争”几乎是“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古代版，只是它的进程导致政治的大混乱。参与讨论的基本上可分成三个部分：皇帝、造反派、保皇派。
其一、这一时期，朱厚熜是很孤立的，可怜楚楚，大约只有几个近臣或者是宦官在安慰或替他出谋划策，这就决定了朱厚熜无法在理论上压倒硕儒杨廷和们。但是，在笔者看来，朱厚熜的理论就在孔门圣人曾子的《孝经》中，如果当年他挂起孝治天下的旗号，估计足以让对立面分化瓦解。
其二、造反派来势汹汹，几乎包括朝廷的重臣们，例如依次相连的三任首辅杨廷和、蒋冕、毛纪，还有吏部尚书、大学士石珤。这些大头之下就是武宗的老师毛澄、礼部尚书汪俊、翰林学士廷和子杨慎等。其理论就是理学宗师程颐的《濮议》，也就是要嘉靖皇帝循皇子嗣位的程序，给别人当儿子。
其三、保皇派见机行事，却也摆脱了庸俗道学的桎梏，这在当时也是需要一点的勇气，并且能够承受一定的牺牲。他们是“时在部观政” 张璁；刚刚“由成安知县迁南京刑部主事”的桂萼；丁母忧初还朝的庶吉士方献夫，右副都御史巡抚湖广的席书等等，基本上是官卑言轻的下僚。其中席书与方献夫都是王守仁学派中人。他们举起的就是孝治天下的旗号， 朱厚熜得到这样的支持心花怒放，史载“帝方扼廷议，得璁疏大喜，曰：‘此论出，吾父子获全矣。’”
现代的人们对于古代中国的了解，基本上囿于对满清政治的认识，或者是受到民国时期一些幼稚、不成熟的理论的影响。其实，中国史是极为生动的，尤其是明代政治。
壶公评论写于08－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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