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当·斯密，既是经济学之父，也是欧洲著名的道德哲学家。他写《国富论》，说市场中有一只“看不见的手”调解竞争行为，以此创造了市场经济学说；他写《道德情操论》，说人心中有一个“无私的旁观者”来监督我们的道德选择，以此建立了道德形而上学的一个分支。
亚当·斯密
然而，《国富论》的基础是“自利心”，而《道德情操论》的基础是“同情心”，二者看上去充满矛盾，不像是同一个作者写出的作品。然而，《国富论》和《道德情操论》表面上的思想冲突，却蕴含着巨大的学术野心，亚当·斯密想要建立一个“大一统”的社会理论。
不管从哪个标准来看，《国富论》都是近200年来对宏观经济学发展影响极深的一本书，这本书对经济体系的运行，以及资源分配方式的观点，影响了一批又一批的经济学家。实事求是地说，亚当·斯密对经济问题的分析技巧或许不是最出色的，但是《国富论》就像是一个经济思想的蓄水池，它之前所有对经济体系如何运作的想法，都流进了这个池子，而它之后所有的经济学观点，也都从这个池子流出。
《国富论》
举例来说，20世纪的著名经济学理论，如詹姆斯·布坎南（James Buchanan）的公共选择理论（publicchoice theory），或者是乔治·斯蒂格勒（George Stigler）的管制理论（theory of regulation），都可以从《国富论》中找到对应之处。在《国富论》中，亚当·斯密最重要的贡献，是首次提出了自利心（self-interest），并以此为出发点，论证在竞争市场的前提之下，看不见的手（invisible hand）会让整个社会的福利达到最大。
学者严复翻译《国富论》为《原富》
这个伟大的洞见，让后世尊称他为经济学之父。当然，自利心后来被发展成了“经济人”假设，不仅在经济学领域，还在管理学、心理学和哲学领域大放光彩。不过，自利心的立论基础是人类会想尽办法让自己获利最多，这个观点就跟亚当·斯密的《道德情操论》产生了冲突。
亚当·斯密在《道德情操论》提出了一个著名问题：“为什么一个自私的人，在本性上还是会坚持某些节操……并认定旁人的快乐对他而言是重要的？”亚当·斯密自己解释说：“同情心（sympathy），意即感受他人痛苦的能力就是这节操的一种。”同情心让我们产生了利他的冲动。
托马斯·霍布斯
亚当·斯密认为人类虽然天性有缺陷，但社会却也没有堕落到像霍布斯（Thomas Hobbes）所说的“自然战争”的地步，即“每个人都是每个人的敌人”。那么，社会是以什么方式稳定运行的呢？亚当·斯密表示，问题的答案不在于社会契约，而是因为我们内心深处有一个“无私的旁观者（impartial spectator）”。自利的人类所做出的决定，必然会被无私的旁观者加以监督，它会时刻提醒“慷慨的合宜与不公不义的丑恶”。无私的旁观者为所有人设下了一个简单的道德标准：如果你为了自己的利益而伤害人，那你将永远受它憎恨，这条标准也被称为道德良知的谴责。
从《国富论》和《道德情操论》的内容入手，我们会发现一个显而易见的矛盾：亚当·斯密作为自利心的发明者？怎么又提倡道德情操？
同时宣扬“自利心”与“同情心”，亚当·斯密的“双面性”曾长期让后世学者相当困惑：作为写出《道德情操论》里那个有同情心，能以无私旁观者角度思考的学者，怎么可能和《国富论》中将自利当作市场基础的作家是同一个人？
自利心
亚当·斯密的两本书对人类思想产生了重大影响，但为何他的两本书却建立在如此不同的假设上？此即德国哲学家约瑟夫·熊彼得所谓的“亚当·斯密问题（Das Adam Smith Problem）”。亚当·斯密本人生前对这件事倒是没有任何表示。他在《国富论》中从未提及《道德情操论》，虽然后者是他在36岁就出版的名著，他从未公开讨论过两本书之间的关联，也因此留给后世学者许多发挥与争论的空间。
《国富论》和看不见的手
举例来说，著名经济学家阿玛蒂亚·森（Amartya Sen）就批评说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只狭隘地聚焦在单纯的交换上，并未讨论生产与分配的问题。另一位著名学者哈耶克，则从二分法的角度解释了亚当·斯密的初衷，他认为之所以产生这个问题，是因为斯密采取了一个历史的角度来写作。在《道德情操论》中所提及的同情心和无私旁观者，在一个相互熟识的小社会中，道德与利他就足以成为维系秩序的重要力量。
然而在诸如伦敦、纽约这样全是陌生人的大都会中，只靠利他是无法生存的，因此人们行为的动机就会转变成利己。哈耶克认为，这表示亚当·斯密了解美德的极限——在几乎都是陌生人的市场体系中与人互动时，无私的旁观者也会无奈同意将自利作为首要考量条件。
不管经济学家们如何看待亚当·斯密问题，不少人都认为两本书充满完全对立的观点，这是一个无法辩驳的事实。其实，亚当·斯密的初衷并非“设计”这么一个令人疑惑的困境，他是想建立一个宏大的社会思想体系，我们可以从两个角度来分析亚当·斯密的想法，逐步看清两本书看似矛盾背后的“和谐”。
亚当·斯密雕塑
首先，亚当·斯密对看似无人计划的人际复杂互动，最后却会产生井然有序的结果，即哈耶克所谓的“自发性的秩序”这种现象十分感兴趣。他在《道德情操论》中尝试解释了这个现象，当他谈到社会的道德标准是如何决定时，回答道：“是由所有人决定的。”每一次的互动，虽然看似微不足道，却也都对道德标准产生了持久而深刻的影响，“看不见的手”的作用，不仅发生在商品与劳务的交易上，也发生在道德标准的形成上。也就是说，关于商品交易和道德的产生，亚当·斯密都认为是“看不见的手”在背后操作。
其实，不管是《道德情操论》或《国富论》，亚当·斯密的目标都是一致的：从个人行为动机的假设开始，去理解人们商品交易或道德互动的过程，并在此基础上推论整个社会最后可能的发展方向，以及分析是否能让社会更加美好。换句话说，亚当·斯密在这两本书中，讨论的都是人类实际的行为，而非理想中的行为。只是《国富论》聚焦在市场交易的商品，《道德情操论》讨论的是人们的道德互动。他的目的是将商品交易和道德互动背后的逻辑统一起来。然而，这种跨越学科领域的分析可靠吗？
加里·贝克尔（Gary Becker）
1976年，当加里·贝克尔（Gary Becker）的《人类行为的经济分析》出版后，我们发现，用经济学的方法分析人类社会也是一条合情合理的方法后，亚当·斯密当年的目标就实现了，商品交易和道德互动背后的逻辑可以统一。也就是说，“亚当·斯密的题”已经解决了。
当然，一直以来也有不少学者认为亚当·斯密的思想本就是“铁板一块”，不论是在分析方法或是对人类行为动机的看法上，《国富论》都是《道德情操论》很自然的逻辑延伸。经济史学家马克·布劳格（Mark Blaug）曾说过：“大多数的经济学家都没读过《道德情操论》，那些读过的人则会发现该书与《国富论》仅仅‘表面上’是不一致的。”布劳格在搜集了大量亚当·斯密的资料后表示，斯密在完成《国富论》后，回头继续修订《道德情操论》，他应该是在构思一个更完整的社会科学架构，只是他没有时间完成。他当年在《国富论》中对《道德情操论》三缄其口，是出于学者的严谨——在得出可信的结论前，他不会妄下断语。
马克·布劳格（Mark Blaug）
如果通读亚当·斯密的两本著作，以无私的旁观者的视角观察经济体系的运行，我们会发现，整个社会看似无规划的自利竞争，不但给所有人带来福祉，也同时产生道德来节制人们的行为。就如同亚当·斯密在《道德情操论》中提问：“这个世界辛苦奔忙，追求财富诠释与卓越，所为何来？”然后在《国富论》中提供了答案：“对所有财富荣誉的追求，都有助于百姓的福祉，这就是正当的理由。”
亚当·斯密通过《国富论》和《道德情操论》，抽象出了人类行为中的“自利心”和“同情心”，并希望将这两种心理活动背后的逻辑连接起来，以此建立起“大一统”的社会理论。他的学术冒险是人类思想史上一次伟大的尝试。
参考资料：
《国富论》亚当·斯密
《道德情操论》亚当·斯密
《利维坦》托马斯·霍布斯
《人类行为的经济分析》加里·贝克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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