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历史在人们心目中也有存在感等级的话，那么东晋的历史无疑是中国历史上最没有存在感的历史之一。因为它既是一个偏安政权又是一个分散政权，既不热血又不圆满，十分不符合人们的审美观。
但事实上，东晋，其实一直可以上溯到东汉末年，这是中国历史上最独一无二的一个环节，极具特色和分量，没有这段历史的缓冲和串联，几千年的中国历史会因为没有层次感而失色许多。
那么东晋历史的特色或者说标签是什么呢？毫无疑问，一说到东晋，大家便会不由自主地想起“王与马、共天下”、“门阀政治”或者“魏晋风流”等，其实归根到底就是一句话，君权神授之下至高无上的皇权在这段历史之中权威不够、存在感不强。
中国的历史在这个时期出现了非常不同寻常的政治权力特征——既不是先秦时期的诸侯共治，也不是秦汉时期的皇权至上，甚至连依附于皇权的宗室、外戚和宦官也没有什么戏份。
这表面上看起来和西方的君主立宪制以及股份制公司类似，其实却又有不同，君主立宪制的君主和股份制公司的董事长其实只不过是不以直接身份行使权力，但他们可以通过任命他的代言人来行使权力，也就是说，他们还是很有权力分量的。但在东晋，皇帝基本上就是一个看似很有必要的摆设，毫无存在感。
这种权力架空还十分的邪门，都说风水轮流转，皇权和门阀之间的权力争斗，多少也得跟拔河比赛一样，得有来有往吧，就是说，大权总得短暂地回归到皇帝手里吧！但是，很遗憾，东晋的政治权力一直只在顶级士族的手中轮流流通和保持平衡。
这种奇葩的政治状态，在中国历史上，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那么，东晋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奇葩的局面呢？这是一个源远流长的话题，所以就尽量长话短说，简单地梳理一下东晋以前的逻辑。
东汉之所以会土崩瓦解，并不是其国力衰退，而是因为它的皇权控制力失衡，它的国力发挥不出来实际的作用。就好比一个富翁，密码箱里有好多钱，但是密码却掌握在别人手里一样。长期掌握东汉权力密码的是两个集团——外戚和宦官，这两个集团其实都是皇权用来打压士族门阀阶级的，只是由于东汉短命皇帝出得太多、太频繁了，导致局面逐渐失控了。
一直在夹缝里求生存的士族门阀自然是心里意难平，想当年，光武中兴，我们这些地方豪族可都是大功臣，都是原始股东。现在你们把我们赶出董事会就算了，连公司高管圈子也不让我进，这特么还有职业操守吗？
东汉末年，士族门阀阶级的杰出操盘手袁绍同志一手导演了“董卓进京”的大戏，直接导致东汉公司崩盘，虽然他也没捞到什么最直接的好处，最大的胜利果实被一向吃肉只吃最肥的粗鄙武夫董卓给霸占了。
但是，好歹是重新洗牌了，士族门阀阶级终于有机会登上政治圆桌，开始重新布局了。
乱世出英雄，乱世也出枭雄，并不是所有人都会心甘情愿按照以袁绍为代表的的士族门阀的意愿去办事。你们有理想、有欲望、有诉求，难道我们就没有吗？最开始，士族门阀由于实力强大和根基深厚，很快就形成了瓜分天下的局面，但慢慢逼出了我命由我不由天的曹操、刘姓江山不容外人染指的刘备和已经被我霸占的便是我的东西的孙权，最后形成了三国鼎立的局面。
三国的历史为什么那么让人津津乐道，主要是因为魏蜀吴代表了三种不同的权力形态，相互辉映、相互交错。蜀国代表了传统的正统思想，这是卫道士的角色；魏国代表了激进的变革思想，这是热血者的角色；吴国则代表了地方的分割思想，这是分裂者的角色。但是，三国最后统归司马懿，相当于天下的政治大权重新回到了士族门阀手里。
司马懿爷孙三代在曹魏公司经营几十年，最后终于把由曹操草创成立的曹魏公司的法人变成了他们司马家的人了。他们更改了公司的名字，建立了晋朝，并凭借曹魏多年积累下来的实力和优势，完成了对蜀汉及东吴的兼并。
司马家的权力登顶看起来天衣无缝，但实际上后患无穷，这就是整个晋朝的悲剧根源，其实就是四个字——得国不正，因为你们家的皇位是抢来的！这里很多朋友会疑惑，改朝换代的皇帝不都是抢了别人的江山才当上皇帝的吗？为什么司马家的夺位就后患无穷呢？曹操家不照样是篡位的吗？
这里面有个细致的区别，用现代的语言很清晰就表达出来了。人家老曹家那是依托公司的自主创业，你司马家却是趁着老板家青黄不接，直接把老板拉下马，自己上！这两者区别就在于，你抢到的权力在权威性方面是有本质区别的！
历史上，和司马家性质比较类似的篡位，还有宋朝的赵匡胤，这两个朝代都遭受着同样的煎熬，就是皇权没有自信的底气。但赵匡胤能够防患于未然，以强硬的态度杯酒释兵权，所以后期的压力没那么大！但是司马炎建立晋朝的时候，他们的环境和条件并没有那么宽松，本就是联合作案，哪能独享成果？
司马家的篡位成功给他们带来巨大的客观隐患，因为你司马家今天这么光明正大地抢了曹家的江山，如果哪一天，其他家族要抢你司马家的江山，你连谴责他们的底气都没有！一个女人，本就不是你明媒正娶的妻子，人家勾搭她，你还能指责人家破坏你们夫妻感情？
同时，司马家内心也存在巨大的心理压力。我霸占了别人的老婆，那别人会不会勾引我的老婆呢？我今天干过了张三，逼他叫我大哥，明天会不会被李四干翻，人家觉得李四才是他的大哥呢？更何况，我司马家能干翻曹家，并全部是我司马家的力量，背后还有无数联合作业的士族阶级，他们都是我大晋公司的原始股东，万一他们联合起来把我赶下来，我该怎么办？
所以，司马炎在建立晋朝后，走了很常见也是很正确的几步棋：第一、对外立功，也就是拉升业绩，因为业绩是最有效的免死金牌；第二、对内联姻，这其实很好理解，就是拉拢股权；第三、稀释外围股权，他把司马家的人都封成王，拉进股东会。
原本司马炎的这番操作要是经过三、四代的循序渐进，基本上可以逐渐巩固晋朝皇权的统治地位，但有时候，人算不如天算，你的设想再好，你得有顶级接班人来帮你巩固和发展，否则，一切都是白搭！
司马炎的儿子司马衷就是那个“何不食肉糜”的二傻子，西晋才刚刚站住脚跟，下一任接班人就是一个二傻子，它的命运就早已注定了。当然，有人说，既然司马炎知道自己的儿子是个二傻子，为什么不换一个接班人？一来，当时的皇权没有控制力，很多事他也一个人说了不算；二来，他被人蒙蔽了，觉得自己儿子虽然傻，但也不是无药可救，还有幻想，觉得只要他能平稳过渡，等待自己所器重的孙子长大成人了，一切问题都迎刃而解了。
司马炎需要平稳的时间，但是，你不仁在前，谁后跟你讲义？于是，中国历史上又一个敏锐狠绝的女政治家登场了，她的名字叫贾南风！
卿本佳人，奈何做贼？贾南风连个佳人都不是，她是一个容貌很丑的风险投资家。世人觉得嫁给一个傻子没有幸福可言，但她觉得只有嫁给傻子才能实现人生逆袭，所以她代替妹妹嫁给了司马衷。
贾南风用她独到的政治敏锐性成功地挑起了晋朝著名的“八王之乱”，把本来就根基薄弱的司马家推向无法控制局面的深渊。更把中华民族引向了“五胡乱华”的浩劫。
这一切就跟电视剧里的武林夺宝一样，你司马家干掉原主，把宝物据为己有。是的，你武功最高，我们都叫你盟主！但是，你儿子武功平平，我凭啥还对你儿子客气？而且你家族里的那些长老个个都想当这个盟主，内斗不断，各自引进外援，你还能守得住这个宝物？
东汉末年，经历了上百年的战乱，人口、经济剧减，本来就没有太强的核心实力了。结果，没休息几年，又开始无休无止的内斗，你真以为那些虎视眈眈的外族都是吃瓜群众？他们都会心安理得地看热闹吗？
关键是八王之乱时，为了干翻自家兄弟，司马家的王爷还主动采用“雇佣兵”政策，让那些外族顺理成章地突破防线，并在战争中成长！所以，五胡乱华难以避免地发生了。
公司要垮了，怎么办？在北方的核心战场无望争取自己的核心利益，只能提前准备，早日开辟新根据地。
公元307年，司马睿在司马越的许可下，率领自己的小团伙南渡建康填补，准备江左权力空白。
但是，司马睿本身就是皇室旁支，在晋朝皇室中的存在感、权威性以及硬实力都几乎是零。试想一下，你就是老板的一个远房亲戚，要人没人、要钱没钱，突然跑到一个分公司，想要当这个分公司的总经理，这可能吗？
所以，司马睿初到江左，几乎没人搭理他！江左集团成东吴时期就是自成体系，原本对你晋朝的归属感就不强，凭啥你派个人来就想当大爷？
人家江左集团本就是才被你晋朝收编只有60来年，一直在西晋的政治核心圈内没有什么存在感。但是，有了长江天险的天然屏障，人家成了大晋王朝的后花园，经济发展和政治秩序都比较平稳，虽然没有活跃在大晋朝的政治舞台上，却在自己的一亩三分地上活得有滋有味。
利益圈在一种稳定的状态下会形成逐渐的浓缩和偏析，江东集团也在毫无政治扩张空间的过程之中，形成了世家大族格局的局面。这种平衡局面既是一种默契，也是一种默许。对外，大家是一个共同体；对内，大家是泾渭分明的独立体。
所以，江左在面对石冰、陈敏、钱璯三次大乱时，以阳羡周氏为首的江东豪族迅速组织了平乱，在维护自身的阶级利益表现出强烈的同仇敌忾的默契。一句话，凡是不是我江左集团的核心成员，谁敢贸然踏进这个圈子半步，大家就合力弄死他，甭跟他客气，也别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想当个老好人。
这种逻辑，其实和刘邦同志的“白马之盟”有异曲同工之妙。只不过“白马之盟”是分等级的排外，而江左集团则是无差别地排外。按照这种势头下去，司马睿政权基本上也只能成为江左豪族主要控股的空架子政权。
但是，永嘉之乱后，天下形势风云突变，原本一切顺理成章的秩序悄然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转变，利益链上的每一方的心理和诉求也发生了位移。
首先，司马氏政权在北方基本上已经全军覆没了，被外族整得都没个人样了。放眼天下，也就司马睿政府还有点像模像样。以前，北方才是大晋公司的总部，现在总部彻底沦陷了，只得以江左为总部了。
权力结构变了，势力注入也就变了。江左这片土地对晋朝的战略意义完全不一样了，以前只要你叫声大哥，不闹事，懒得管你，也不愿意花太多的人力、物力来管你。现在不一样了，晋朝仅存的核心政治力量都得往这里挤了。司马睿由原来的分公司总经理，摇身一变，变成了总公司的旗帜和法人代表了，他的政治维度和意义被抬高到顶点了。
这是司马睿政府能在江左站稳脚跟的根本原因！一方面是衣冠南渡，使得北方政权的一些优质力量巩固了司马睿的权力基础；一方面是江东豪族对司马睿的政治诉求发生了改变，以前不搭理你司马睿，可以美其名曰只对最高领导负责，现在司马睿就是最高领导。江东豪族需要这样一面政治旗帜、需要中央政府的权威性为他们提供一层保护伞。
重点解释一下，江东豪族为什么需要司马睿政权的保护色！主要是因为北方沦陷、胡马南下，江东豪族有保护家园的军事压力了。以前有北方政权在前面挡着，你江东是后花园，今天清谈、明天嗑药、后天裸奔，关起门来你说这是魏晋风流，这是名士风采，你咋说都行！但是，现在你不再是后花园了，你是军事前线了，若是被北方胡族攻破了防线，你那些魏晋风流、名士风采都得灰飞烟灭，你难道还指望北方那些胡人大老远赶过来是为了跟你谈经论道的？
江东集团得团结一切力量来构筑自己家园的安全防火墙，得动用和号召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这个时候，中央政府的权威性是十分必要的。咱善良单纯的老百姓，很多时候就认名正言顺这个理，帮你江东豪族看家护院，有些人并不感冒，但是你把他上升到保家卫国的高度，中华男儿多奇志，那绝对是热血沸腾的。
其次，北方贵族带着自己的私人武装南下，这些人要是找不到一个合理组织，本身就是一个极大的安全隐患。大家想一想一个个流亡军阀蜂拥而至对一个地方社会秩序的破坏力就知道了！所以，江东集团也需要司马睿政府去约束流亡军阀对南方豪族的抢掠，否则，像祖逖那样，打着中央军的名义，给你刮地三尺，你还真有苦说不出！
那么，反过来思考一下，北方的流亡军阀为什么又需要司马睿这种没有根基和实力的政府呢？北方大本营都被打得稀乱了，说明你司马家的人根本就不值得辅佐。你司马家都自身难保了，跟着你还有什么出路？这是因为流亡军阀需要司马睿政府的协调性去说服三吴豪族交租交粮来维持他们的给养，别啥都要靠抢，抢劫，终究是人员消耗战的一种，抢来抢去，迟早会把自己这点资本消耗光的。
司马睿政府，本就是一个空壳公司，徒有其表，突然有这双方的资本注入，他自然是高兴都来不及。有没有实际控制权，那是其次，首先要把公司搞得像那么回事。名义董事长也是董事长，公司实力充实了总是好事！
看看，永嘉之乱的蝴蝶效应就是这样诞生的，使得原本互不兼容的三方势力达到了一种巧妙的默契和平衡。这是从西晋延续下来的东晋门阀政治的整体基调。
北方流亡军阀，继续找一个组织，然后合理地开辟新的根据地；江东豪族，需要一面政治旗帜来构建统一战线；而司马睿政府则笑笑地说，你们想要的，我都能给你，但是你们都得听我的。一连串的借鸡生蛋或者借壳上市就这样诞生了。
但是这三方之间是有阶级壁垒的，得有人居中调停或者串联形势。讲白了，这个联合政府，需要一个中间商来缓冲他们之间的矛盾。于是，以王导为首的王氏家族力压群雄，成为了可以从三方吃差价的中间商。
就这样，东晋政权的“和谐”构建，继续引流了大量的北方高门，这些人进入这个新体系，都是由王导出面经办各种流程的。日积月累，王导背后的王家声望与实力一时无两，最终形成“王与马共天下”的政治格局。
王导等人搭建的东晋政权既帮助北方高门占据了上层建筑，还妥善了承认了江东本土的既得利益。南北双方达到了一种微妙的共生平衡，这就是东晋门阀政治的本质。
但是，任何一种局面或者形势，它都不会永久性地保持平衡的。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人性在一种稳定局面下是容易从内而外地产生某种破坏力的。直白一点讲，就是大多数人都愿意安于现状！
后来王氏家族的王敦扯虎皮做大旗，利用中央政府的权威性，一手拉拢、一手打压，借用（利用）陶侃和周访等本土军官的力量，慢慢实现了对长江中游的控制。然后，卸磨杀驴，用阴谋诡计驱逐了陶侃和周访的势力，最终独霸了荆州。
这就是老王家的厉害之处，本来已经没有了立锥之地，通过一连串的借力打力，转眼间，又成为了独霸一方的诸侯。
琅琊王氏既控制着东晋政权的政治上层建筑，又拓展了自己军事的底层基础，与此同时，他们的欲望也开始膨胀了，王敦前后两次东进逼宫，他想他们老王家成为那个最拉风的角色。
第一次是因为司马睿主动出击，他觉得当个有名无实的皇帝，忒不带劲了，想恢复皇权。他想给所有的贵族来一招釜底抽薪，也就是解放运动，借助提高下人的社会地位与待遇，来稀释贵族阶级的势力。把给你们卖命的人都解放了，看你们还嘚瑟个啥？但司马睿显然不太清楚自己有几斤几两，你司马家的列祖列宗就没有给你留这么一条路，你们家世世代代都是人家抬上去的，你现在这么明显去人家的老虎屁股，人家不咬你？果不其然，司马睿的解放运动被北方士族和江东豪族当作笑话一样，晾在一边使劲看。王敦甚至摆出要造反的架势，把司马睿活活给气死了。
第二次是因为王敦自己不甘寂寞，老是扮猪吃老虎有傻劲，还不如自己当老虎。于是，他猴急猴急地表现出他想当老大的愿望，结果在门阀集团的集体对抗下失败了。大家都是董事会成员，凭啥你王敦要当董事长？这个董事长就算空着，你也不能当，何况这个位置还坐着人呢，尽管这个人说话不管用，但这就是规矩！你不守规矩，大家就联合起来教你做人！
到了这里，有些朋友又会感到疑惑了。为什么司马家篡曹操家的权就能成功，而老王家篡司马家的权就没法成功呢？这跟这两个家族的权力覆盖面不同有关系。司马家除了司马懿三父子长期盘踞在权力核心，不光在公司总部位高权重，在其他各分公司也是处处有人，这就是说，人家不光持有重要的大股份，还有很多散落在各个角落里的小股份。但是，老王家却并不一样，虽然王导、王敦都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权臣，且霸占了荆州分公司，但是，他们老王家的权力控制面也基本上就此打止了。有了一个强点，但往往并不一定能扭转整个面。
王敦他爹只给他生了一个亲兄弟，他自己还生不出孩子，你这样人丁单薄的家族，拿什么去控制大局？浑身是铁打得多少钉儿？你要篡权，不能在大部分的机构中都穿插着自家人，基本上都是在痴人说梦。即便你出其不意地成功了一下，也蹦跶不了多久。
篡权这玩意和打天下是有本质区别的！打天下，只要你接二连三地打胜仗，你就会吸引一大堆铁杆粉丝；篡权往往是在一个成熟的政治网络之中，你自家人数量和权重不够，根本就篡不了，就算你篡过来也坐不住！具体的区别，想想草创公司和成熟公司对老板的要求差别吧！
琅琊王氏自王敦谋逆后，就不可避免地走下坡路了，没其他原因，人家通过你这难看的吃相已经把你看清楚了，你的人设已经崩了，人家开始把你往圈子外排挤了。
王导为了给家族续命，又想方设法拉来了另一个门阀的掌门人郗鉴结成同盟。郗鉴本是北方贵族，又江北抗胡的军功，人家还组建了北府军的前身、开辟了京口（今镇江）这个建康与三吴间的关键物流枢纽，可以说是维护东晋稳定的关键力量。他虽然没有进入东晋的权力中枢，但是人家手里是有硬核实力，各家门阀都得敬他三分。
王导以政治诱惑拉拢了郗鉴，从而也成功使得早就被王敦阴了一回的陶侃和后来接棒王家的庾氏投鼠忌器，暂时放弃了对琅琊王氏的反倒清算。
但是，在王导和王允之死后，琅琊王氏后继无人，一个家族缺少能扛大旗的人，只能乖乖地交出核心政治权力，退出了顶级族行列。人才辈出的庾家正式走马上任，成为东晋的新一任CEO。
但庾家的好运也没持续多久，几年后，庾家的核心人物庾亮、庾冰、庾翼几兄弟相继过世，也只能黯然谢幕。
于是，权力的接力棒交到了“不流芳百世，便遗臭万年”的桓温手里。桓温祖上有军功，他又迎合了江东贵族的玄学圈子，再加上他还是庾家的女婿，最终成功西入荆州，门阀政治也在桓温手上达到顶点。
步步为营的桓温用了三十年的时间，逐渐统一了自西向东的长江线。从成都高原到东海之滨，全部都是桓温的权力控制范围。基本上，桓温已经成为了整个南方的霸主了，所以，他想北伐，只要能北伐成功，那个时候他将无可争议地成为大一统的新时代雄主。
可惜的是，桓温的北伐注定是得不到朝廷和其他门阀的全力支持的，他的北伐之路也注定举步维艰。历史上，桓温一共有过三次北伐，都没有取得什么实际性的效果。
桓温第三次北伐后，他深感岁月不饶人，自己的时日不多了。余生不长，但是前路尚远，他只能加快进度了，他把庾家这个底蕴深厚的门阀彻底给连根拔起了，然后还把晋帝给废了，就差一点没有宣布自己当皇帝了。
但是，在王坦之、王彪之等老牌士族的“拖字诀”下，他倒下了，倒在了生命的终点。（这里没说谢安同志，是有原因的！鉴于篇幅，不作赘述）
桓温死后，桓、谢两大家族共同执政，各自稳住自家的阵脚。
东晋集团难得迎来了十年平稳蓄力的时间，并成功渡过了它立国以来最大的危机——苻坚南侵。因为当时的前秦实在太强大了。
淝水之战后，北方强大的前秦开始解体，北方陷入你争我夺的局势，从而使得南北形势再度陷入均势。北方需要通过一系列决斗，来选出一个真正的霸主。而南方需要时间来解决皇权和门阀政治之间的“不是东风压倒西风，便是西风压倒东风”的问题。
淝水之战后的南北均势，让东晋迎来了难得的安全稳定的政治环境，这种环境的改变，使得整个棋局里的人心态和发力点又开始发生转变了。前面东晋组局的逻辑反过来也是成立的。
东晋的皇帝司马曜和他的弟弟司马道子通过一系列的阴谋、阳谋，又恰好遇到了各大门阀在家族传承的过程之中出现了人才断层的好节点，也曾短暂地将皇权恢复得有模有样了。但是，这哥俩充分发扬了他们司马家不会过好日子的传统，但凡日子好过点，要不就是自己使劲作，要不就是接班人有明显缺陷，大抵是他们司马家从篡权的时候，就把他们家的运气耗光了。
所以，在这两兄弟的一番骚操作下，桓温桓大司马的小儿子桓玄庖丁解牛般地把东晋政权给解体了，直接代晋自立了。南北朝的南方开始进入了皇权更迭的模式，这也彻底宣布晋朝的门阀政治走向了终章。
这一百多年的历史中，门阀政治由于其特殊的多元支撑结构，在中华文明中留下了别开生面的篇章，前面说了这么多，主要是在梳理它的来龙去脉，下面将更深层次地结合现实来解析它的生命力或者说权力本质。也就是对“门阀政治”进行一个简单的总结和反思。
首先，晋朝之所以会出现门阀政治这种特殊的政治形态，其实深刻地告诉了我们，得与失之间是存在一定因果关联的。我们不要错误觉得，什么东西拽到自己手里就是自己的。欲戴皇冠，必受其重。司马家巧取豪夺顺利登上皇位，但是他的底层基础并不扎实，没有底层支撑的上层建筑是很难经得起风雨的，他得靠中间层的平衡来完成支撑，从而导致它一些利益个体产生过强的依赖性。
凡是让人产生无法摆脱的依赖性的东西，通常都不是什么好东西，这种东西也无法长期稳定的持有。
司马家政权的如履薄冰，用最原始的方式告诉我们，路得一步一步走，饭要一口一口吃，别今天成了村里的首富，明天就想独霸县城。得逐步地强大自己的实力，直到整个县城的人在你面前称首富，他自己都会觉得不好意思，这个时候，你的县城首富才会实至名归，才会让人心服口服。
其次，晋朝的门阀政治其实是一种动态平衡，这种平衡可以小范围地逐渐向核心倾斜，最后形成集中凝固，但是它无法承受猛烈的外部刺激。若是司马衷不是一个傻子，按照司马炎的权力设计，逐渐壮大家族势力，慢慢稀释外围股份，它还是有可能实现皇权集中的。他的逻辑其实和汉初的权力逻辑是一样的。
但是，事在人为，人家刘邦做完这个顶层设计之后，他的加班人来得好，都能稳得住局面，你司马家才当上大哥，转过头来，你的下一代就是一个傻子，你拿什么东西来巩固你的局面？靠规矩？你司马家早就不讲规矩在前！靠利益？你家盛肉的碗已经破了，人家是会帮你修碗，还是帮你把肉挪个地方？靠威望？都是知根知底的人，叫你一声大哥，那是你拳头硬的时候，不得已的尊重，当你变成一个无需尊重的人，你还能有什么威望？
贾南风趁虚而入，把原本保护层比较薄的西晋政权搞得天翻地覆，八王之乱、五胡乱华，其实就是前面的局已经玩崩了，大家都重新洗牌，重新布局。
衣冠南渡之后，司马政权、北方贵族和江东集团形成了新的共生关系，达到了一种新的平衡。这个时候，门阀政治就更加成为一种必然了，都特么是带着原始资本入股的股东，谁也别沾谁的便宜，都特么给我按实力说话！谁行谁上！
最后，为什么门阀政治这种平衡局势却难逃破裂的宿命？在于它的保障性并不稳定，这有点于黑社会的权力逻辑，谁为组织打下的地盘多，谁为组织收到的保护费多，谁在组织内部拳头最硬，谁就说话好使！看起来天经地义，实际上脆弱不堪！
中国有句老话叫做“富不过三代”，说的就是这种事情，你横行天下，靠的是实力或者能力碾压，但是你能保证你的下一代最能耐吗？你已经充分示范了你的“强者为王”逻辑，你的下一代如果不是最强者，对不起，庸者下能者上，其他分舵主就得把你拉下马！
门阀政治之所以走到一个死角，就是在于每个门阀都无法保证持续的顶级人才输出。老王家如此，老庾如此、老谢家如此、老桓家亦是如此！
末了，一句话总结晋朝的门阀政治那就是：看起来是抱团取暖，其实是各自为政；看起来是独善其身，却又不得不共生共计。它把儒家文化的内核进行了反向驱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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