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后是非谁管得，满村听说蔡中郎丨第599期
元和五年（810年），朝廷官员们纷纷在议论一件事：不久前，一位监察御史奉诏回京，路上住在敷水县驿站，半夜的时候，宦官仇士良经过此地，要求这位监察御史让出所住驿站的好房间，监察御史不肯，结果被宦官打得血流满面。照理说，监察御史是朝廷命官，宦官只是皇帝家奴，断无官员为家奴让房间之理。但是，中唐之后，宦官专权已是积弊，且此次遇到的宦官仇士良更是非比常人，他当时气焰熏天。因此，大臣们猜测，此次这位年轻气盛的监察御史不仅白挨打，而且很可能还会因此倒大霉。事情的结果的确不出大臣们所料，这位御史回来之后——宰相认为他“年少轻威，失宪臣体”——被贬为江陵府士曹参军。这位监察御史就是当时刚年满三十一岁的元稹。元稹（779—831年），字微之，河南洛阳人。若追根溯源，元稹其实是北魏皇族的后代。471年，北魏孝文帝拓跋宏即位，之后即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改革措施之一，就是将原来鲜卑族的一些姓氏改为汉姓，拓跋氏改为元氏，因此，元稹实际上是拓跋氏后裔。不过前代的辉煌早已成为过去。元稹少时家境贫寒，八岁丧父，但家中藏书丰富，为此元稹得到了较好的教育。十四岁时，元稹以明两经擢第。唐代明经科虽然没有进士科那样风光，但是好歹也算有了功名。二十一岁时，元稹考中书判拔萃科。就在这一年，一位二十八岁的士子也同时及第，这位士子即为白居易。按照当时的风俗，两人称为“同年”。元稹和白居易两个读书人一见如故，很快成为挚友，他们的友谊一直维持到他们生命的尽头，成为唐诗史上的一段佳话。“文人相轻”似乎是中国古来的传统，其情形很像钱锺书先生所讲的：三十多岁的女人，对十七八岁的女孩还不惜赞美之词，对二十七八的少妇则极尽刻薄之能事。文人相交，秦始皇的“远交近攻”之策也是常用的手段，没有利益冲突的尽可以结好，而可能分一杯羹的则极力排斥。因此元稹与白居易的这段友谊首先让人惊奇的地方就是，这两位年龄相仿、境况相近的士人竟能走出文人相轻的怪圈，变成文人相亲。白居易在《赠元稹》中说：“自我从宦游，七年在长安。所得唯元君，乃知定交难。”白居易把元稹看作自己在长安七年唯一的朋友，由此可见他对这段友谊的珍视。据史料记载，元稹担任左拾遗和监察御史的时候，就敢言直谏，不避权贵，因此白居易将元稹比作节操凛然的竹，“元稹为御史，以直立其身”“曾将秋竹竿，比君孤且直”。白居易毫不隐讳自己对元稹的喜爱：“此外复谁爱，唯有元微之。”白居易曾经在《与元九书》中提到他们二人诗歌唱和的乐事：如今年春游城南时，与足下马上相戏，因各诵新艳小律，不杂他篇，自皇子陂归昭国里，迭吟递唱，不绝声者二十里余。攀、李在傍，无所措口。在诗歌史上，像元、白二人这样的唱和之作是不多见的，当时的人们将他们这种互相酬唱的诗歌称为元和体，这种诗歌也引领了当时的潮流。元稹的诗歌中也有大量思念白居易的作品。如与白居易离别后写的：“离恨若空虚，穷年思不彻。”冬季大雪，知道友人在思念自己，元稹写道：“知君夜听风萧索，晓望林亭雪半糊。”白居易给元稹寄来冬衣，元稹答道：“羸骨不胜纤细物，欲将文服却还君。”元稹被贬为通州（今四川达州）司马时，他在写给白居易的诗里说：“唯应鲍叔犹怜我，自保曾参不杀人。”他将白居易比作管仲的知己鲍叔牙，说白居易像担保孔子的弟子曾参一样为自己的品格做担保，这是怎样的信任和默契啊！元稹写给白居易的诗歌中，最有名的是那首《闻乐天授江州司马》。元稹刚被贬到通州，一直卧病在床，听到好友被贬的消息，诗人惊坐而起，写下了让后人唏嘘不已的二十八个字：元稹因为得罪了气焰熏天的宦官，不仅被打得血流满面，而且被当权者颠倒黑白，贬为江陵府士曹参军，后来改通州司马，这是他仕途中最黑暗的一段日子。白居易因为在武元衡事件中仗义执言，被权贵陷害，被以“莫须有”的罪名贬为江州司马。两个好友此刻是同样的命运，这命运所折射的是中唐之后朝政的腐败和政治的黑暗。诗歌首句“残灯”其实就暗示了两人命运背后同样的政治背景。在这残灯无焰的黑夜里，好友被贬的消息传来，自觉已“垂死”的诗人竟然一下子惊坐起来，这个消息给诗人带来的巨大的刺激和无比的震动不言而喻。白居易后来对元稹说：“‘垂死病中’这句，即使是不相干的人，看了之后都感动得不忍再看，何况是我？直到现在每次看到它，我心中还凄恻难忍。”元稹的仕途比白居易显得顺利一些，元和十四年（819年），充膳部员外郎。次年靠宦官崔潭峻援引，擢祠部郎中，知制诰。后来迁中书舍人，曾当过三个月宰相，又出任同州刺史，浙东观察使。元稹任浙东观察使时，白居易正任杭州刺史，元稹成了好友的上司。白居易知道这一消息之后，喜不自胜，说：“官职比君虽校小，封疆与我且为邻。郡楼对玩千峰月，江界平分两岸春。杭越风光诗酒主，相看更合与何人。”（《元微之除浙东观察使，喜得杭越邻州，先赠长句》）白居易说，在朝中的时候就曾经与元稹约定，等时机合适了，两个人都弃官，归隐田园，“常于荣显日，已约林泉期”，希望“待君女嫁后，及我官满时。稍无骨肉累，粗有渔樵资。岁晚青山路，白首同期归”。可惜，白居易的梦想未能实现，大和五年（831年），元稹于武昌军节度使任上去世，终年五十二岁。白居易为好友写了墓志铭。两人在尘世中的友谊到此落下了帷幕，从此，这段让人惊叹又羡慕的友谊成为历史中的一个传奇、一个神话。元稹被公认为最好的诗歌是他的几首爱情诗，尤其是《遣悲怀》三首和一些悼亡诗。但是，元稹的爱情生活却是备受指责的。王实甫的《西厢记》是元杂剧经典剧目之一，讲述了张生与崔莺莺曲折动人的爱情故事：书生张生上京赶考，在普救寺偶遇前相国之女崔莺莺，两人一见钟情，并在莺莺侍女红娘的帮助下私订终身。相国夫人知道后大怒，想阻拦这桩婚事，后迫于无奈，只好答应张生高中之后允婚。张生辞别莺莺上京，果然高中状元，衣锦荣归，与莺莺完婚。明天启凌蒙初套印本《西厢记》
这个故事一直以来受到很多人的喜爱，至今还是很多剧种的保留剧目。但是很多人并不知道，王实甫的《西厢记》其实改编自一部叫《莺莺传》的唐传奇，而《莺莺传》的作者就是元稹。元稹的《莺莺传》情节与《西厢记》大致相同，但是有些关键情节很不一样。在《莺莺传》中，张生辞别莺莺之后的确高中，但是他后来却抛弃了莺莺，整个故事成了一个始乱终弃的偷情故事。甚至张生在抛弃莺莺之后，还道貌岸然地发表了一番议论，说崔莺莺本是水性杨花的尤物，自己是立场不坚定受到了她的诱惑，而自己现在抛弃她，其实就是改正自己的错误。这段话受到很多人的鄙夷，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中就曾经评价“篇末文过饰非，遂堕恶趣”。《莺莺传》中张生的薄情受到了很多人的指责，许多学者开始去寻找张生的原型，经过与元稹经历对照，大家认为，张生的原型就是元稹自己，而崔莺莺也实有其人，即元稹母亲的崔姓远亲的女儿，叫崔双文。鲁迅说：“《莺莺传》者……元稹以张生自寓，述其亲历之境。”元稹辞别崔双文之后，赴京城应试，被当时京兆尹韦夏卿赏识，有人认为元稹是觉得崔家此时已无权势，于是巴结韦夏卿，娶其女韦丛为妻。据说，后来元稹曾两次想再见崔双文一面，均被拒绝。元稹这种行为不仅是薄情，而且是势利，这比始乱终弃更让后人愤恨，因此陈寅恪先生在《元白诗笺证稿》中大骂元稹：“自私自利。综其一生行迹，巧宦固不待言，而巧婚尤为可恶也。岂其多情哉？实多诈而已矣。”韦丛嫁给元稹的时候年仅二十岁，二十七岁的时候就去世了。韦丛去世之后，元稹写了很多诗怀念她，据陈寅恪先生考证，元稹怀念韦丛的诗歌共有三十三首，这在唐代诗人中是少见的，其中尤以《遣悲怀》（三首）和《离思》（曾经沧海难为水）最为人称道。但是，也有人说，元稹对韦丛的感情其实是自我标榜的道具，因为他绝不是《离思》中所说的那样“取次花丛懒回顾”，而是艳遇不断，绯闻丛生。据说他在韦丛尚未去世的时候，就与蜀中才女大他十一岁的薛涛有过一段恋情，在韦丛去世两年之后又纳妾，又娶裴淑为妻，且还有其他艳遇。于是，元稹不仅成了薄情寡义的典型，更成了势利小人的“模范”。元稹的绯闻艳遇如果放在现在，肯定会为人诟病。这也是直到今天很多人还在对元稹口诛笔伐的原因之一。如果细想一下，元稹似乎也有些冤枉。《莺莺传》里张生原型是元稹，其实也只是一部分学者的考证，大胆假设，我以为求证不见得绝无纰漏，我非此道专家，固不可置喙。唐代诗人蓄伎本是时尚，元稹的好友白居易就颇好此道。白居易晚年时所蓄歌伎姓名可考者就有十余人，最有名者如小蛮和樊素，白居易还写诗赞美说“樱桃樊素口，杨柳小蛮腰”，也不见谁说白居易品格低下。韦丛去世之后，元稹写诗怀念，之后续娶裴淑；发妻王弗去世后，苏轼写《江城子·乙卯正月二十日夜记梦》表达怀念之情，似乎也与他喜爱红粉知己朝云并不矛盾。至于元稹与薛涛的关系更有些冤枉，薛涛作为歌伎，与很多达官贵人都有交际，其诗作中不乏与韦皋等官员的酬唱之作。如果说流连青楼，晚唐杜牧自诩“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幸名”，出去逛妓院到了上司暗中派人在外保护的程度，也没有见他遭受元稹这样大的非议。由此可见，元稹在感情上遭受非议，原因似乎并不在感情上，那么到底在哪里？夫松柏饱风霜，而后胜梁栋之任……誉早必气锐，气锐则志骄，志骄则敛怨。照此说来，元稹为人诟病的原因似乎是出名太早，得罪的人太多。不过后代学者认为，真正的原因是元稹后来与宦官沆瀣一气，借宦官崔潭峻的援引而升官，人们认为元稹“变节”才唾弃他。对这种观点现在又有学者提出质疑，旁征博引、言辞凿凿地说元稹与宦官只是平常关系，并没有变节云云。其实变节还是守节，这些一千多年前的党争已经与我们毫无关系了。不过从中似乎也可以看出国人长久延续下来的一个传统：政治上痛恨一个人，先从私生活上整臭一个人。不知道元稹是否是这样的牺牲品之一？周相录 著《历史的倒影：元稹传播接受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年
东汉有位著名学者叫蔡邕，是才女蔡文姬的父亲。历史上的蔡邕品格十分高尚，当时的人称他“文同三闾，孝齐参骞”——才华可比三闾大夫屈原，孝行可比古时大孝子曾参、闵子骞。可是从宋代开始，就有说书者说蔡邕年轻时与结发妻子赵五娘相濡以沫，结果高中状元之后（天知道科举制度还没设立的汉代哪里来的状元），另娶牛太师之女为妻，赵五娘历尽艰辛进京寻夫，蔡邕不但不相认，还马踏赵五娘，结果上天震怒，用雷劈死了蔡邕。元代时高则诚将这个故事改编成《琵琶记》，和王实甫改《莺莺传》一样，高则诚也将结局进行了大团圆式的修改：蔡邕当时是迫于权势无奈允婚，当赵五娘来了之后，真相大白，于是两女共事一夫，其乐融融。
不管这个故事是以悲剧还是以喜剧结尾，蔡邕被后人信口雌黄地编排一通是无可置疑的。因此，陆游曾写诗说：“斜阳古柳赵家庄，负鼓盲翁正作场。死后是非谁管得，满村听说蔡中郎。”蔡邕的遭遇，在后来一直也有人经历，元稹就是其中之一。当我们透过发黄的史料想了解前人的生命历程时，最后经常沮丧地发现，人生只是一场误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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