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30年来的大学学费(华尔街期刊)
并不是每次革命,教师都是吃香的。1905年9月2日，受日俄战争俄国失利的启示与刺激，慈禧太后在袁世凯和张之洞的一再劝说下，以皇帝的口气颁布命令：“自丙午科为始，所有乡会试一律停止，各省岁、科考试，亦即停止。”，延续了1300年的科举制度寿终正寝。早在多年前，新式学堂已经兴起，于是清政府大规模印刷统一教材，中国教育史开始了新的篇章。然而，新学需要的是新教师，原先练习八股的秀才大规模失业。不仅如此，由于1300年的历史中，状元数量最多的是江苏，而新学的结果是堵死了举人、进士、状元们的升迁之路，，“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在1905年的情况是：“秀才当了兵，一举灭大清”。秀才没有工作，家庭收入就成了问题，原本60%的秀才当教师，这一年以后几年，大量的前清秀才去当兵：仅编制不到1.2万人的江苏新军第九镇号称“八千书生”。只有6年，清政府灭于这些秀才比例很高的新军之手，教育的革命，革了大清的命。
以上是个例，然而从中国历史的长河来看，教师的地位确实在降低：2500年前，春秋的教师可以周游列国当宰相、2000年前汉代的教师可以当大臣、1000年前宋朝的教师可以有田产、500年前明朝的教师见了县太爷可以不跪拱拱手、1949年刚解放的时候只有大学一级教授是部级待遇、倒了2012年，10几个大学教授去争一个科级的系主任。与上面数字相互呼应的是，教育的普及和教师数目的大规模增加，2009年的数据，中国教师总数超过1400万，其中大学教师超过150万。随着教育的普及，教师地位的降低是历史趋势。随着信息和知识的功能从教师头脑中逐步转移到由技术改变的介质上，教师的知识垄断宣告瓦解。
然而，有一个事情却是正好相反的，那就是，随着教师的知识垄断的瓦解，教师的服务功能逐渐在强化。历史上任何一场由介质引发的革命：造纸、印刷等，伴随着的总是教师数量的大幅度增长。知识的传承还是需要教师的服务的。2012年，可汗学院创始人可汗一本新书认为，在线课程和视频网站的普及，需要越来越多的教师，原本一个班20个孩子，由于颠倒课堂大家再加完成学习后发现的问题越来越多，今后一个班将会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辅导老师。在美国，一个班的学生数为15到20人，中国为40到60人，如果按照这个趋势，随着在线教育的革命，中国的教师会远远不够用。
凡是有排队的地方，就有信息化的市场。公元前500年，3000弟子排着队听孔子说他那抑扬顿挫的格言，于是竹简做的《论语》几十年后成为时尚；1000年前，儒生们排着队听陆九渊和朱熹的辩论，于是被活字印刷术印刷的经典校注成为普及；700年前，当欧洲的原始大学的学生们排着队听取神父念着自己手抄羊皮卷的圣经的时候，古藤堡的铅字油墨印刷机发挥了作用。美国私立大学的学费从1980年的1万美金每年，飙升到2012年的3万美金一年的时候，排着队希望进入名校学习的穷孩子，就发疯私的点击常春藤名校的在线课程。
在这场由排队引发的革命中，教师究竟起到什么作用呢？会更吃香，还是更衰落？
1862年，处在南北战争最艰难的时刻，林肯签署了《莫里尔法案》，也就是鼓励各州将国有土地变卖办大学或者捐助办农业大学的法案。这个法案直接的后果就是美国拥有了法国、比利时和瑞士国土面积的大学面积。当排着队打仗的时候，林肯考虑的是几年以后人们会陪着队上大学。随着知识的普及，教师的地位提高也许人们根本无须努力，因为从历史长河来说，劳动者的地位趋向平等，教师这个最大群体的劳动者之一当然不能例外。然而，随着技术的革命，教师数量是多了，还是少了，就要看谁排队了。
可汗在他的书中还有一个观点：在一个班级超过1个老师的情况下，无论基础教育还是高等教育，年龄不应该再是班级划分的依据。这样看来，今后的终身教育，很可能改变目前学校的形态。我们回到1905年的清末。大量秀才失业的同时，新式学堂的教师奇缺，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大量没有接受过新式教育的年龄差距很大的学生，涌进了新式学堂。后面的历史也证明这一点，民国以后，教师数目急剧扩张。
图 中国历史上的生师比和学生比
（估算方法参照SANJYSAN-《明清穿越者靠秀才轻而易举论》）
回到上面这张图，随着技术的和媒体的进步，一个教师能够带的学生是逐渐下降的，2500年前的孔子，需要带72个研究生和3000学生，以他40余年教育经历，学生多数要靠自学，孔子的辅导和互动应该有限。 到2012年，中国的学生总数已经超过2.4亿，生师比降低17左右，但是关键问题是每个班50的班级规模，还有很大的下降空间，那么，教师的缺口还很大。而新的技术带来的变化，如果一个班需要2个老师，生师比要降低到10以下的话，就需要更多的教师、会带来更针对性的辅导和更好的教育效果，这样看来教师不仅不会持续失业，会越来越成为主流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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