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年的楚汉战争，是项羽想称霸、刘邦想称王的欲望之争；是刘邦不服项羽、项羽看不上刘邦的性情之争；是项羽号令天下、刘邦天下归一的权力之争。四年的岁月，生灵涂炭、血火交融。不说失败者，就是胜利者，最后也为此付出了惨痛的代价。而令人纠结的是，酿成这些后果的起因，最初竟源于一个伪命题，就是楚王熊心与刘邦、项羽等人的一个约定：先入关者为王。
当然，这个伪命题只是最初的导火线，到后来，它已衍变成权利和欲望争夺的噱头。刘邦本该是这个命题的最大受益者，却因为项羽的反对和阻拦，满腔的热情化作了失望，每每想起，如骨鲠在喉。所以他恨项羽，恨项羽夺去了本该属于他的东西，恨项羽的颐指气使、专横跋扈；而对这个命题，项羽内心是一直不认可的，他为这个命题而困扰、纠结，每每想起，心中便愤愤难平。所以他恨这个命题的制造者，也恼怒这个命题的受益者刘邦。于是，他向这个伪命题发出了挑战，向制造这个伪命题的权威发出来挑战，最后他也为此付出了惨痛代价。
虽然这个命题没能让刘邦遂愿，但他后来却一直在利用这个命题说事，就像他蒙蔽关中百姓时的“约法三章”一样，成了他大造舆论的工具，成了他攻击项羽、对付项羽的理论支撑。刘邦步步紧逼，最后毫无悬念地用这个命题将项羽逼入了死角。而项羽，则不得不再次面对这个伪命题，囿于其中，疲于应付。最后的结果是，命题的本身反倒被人们忽略了。没人再去追究这个命题最初的真伪，而是将它变成了一把衡量人和事的尺子：遵守这个命题的，就是正义的、有理的；不遵守这个命题，就是错误的、无理的。
我们先来了解下这个命题的由来。
项梁、项羽叔父二人在楚地起兵后，听从谋士范增的建议，尊奉楚国遗孤熊心为楚怀王，树起反秦大旗。项梁、项羽的祖上世代为楚国的将军，本身就有很强的号召力，再加上楚国王室后裔的加盟，一时响应投奔的人很多，其中也包括刘邦的队伍，很快成为一支重要的反秦生力军。
楚怀王虽为共主，但并没有随军征战，而是定都在盱台，就是今天的江苏盱眙。项梁则自号信武君，是楚国真正的掌舵人，带着汇集起来的队伍开疆拓土，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后来项梁与秦将章邯在定陶火拼，不幸阵亡。主将战死，一时群龙无首，于是进攻的诸将纷纷做战略性撤退，退据到彭城一带。当时楚军主要有三路人马：吕臣一路驻军在彭城东面，项羽一路驻军在彭城西面，刘邦一路驻军在砀郡。楚怀王闻讯，觉得机会来了，急忙将都城从盱台迁到彭城，亲自指挥军队，由此也完成了从傀儡到实际领导者的转变。
这是楚国内部的情况，我们再说说楚国的外围。陈胜、吴广起事后，以前六国中除楚国以外的其他各国，也都纷纷举起反秦大旗，一时群雄逐鹿、天下大乱。秦二世胡亥于是派大将章邯剿带兵灭义军。章邯于是成了秦国名副其实的灭火队长，他最先对付的楚国，因为当时楚国的气势最强、影响也最大。但项梁死后，楚军后撤，士气锐减，于是章邯便放弃打击楚国，转而将下一个目标锁定了赵国。章邯渡过黄河，北击赵军，与另一秦将王离合兵一处，包围了赵国的都城巨鹿。赵国一时处在了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赵王歇于是派人向各路诸侯求救，当然也向楚国发出了求救信函。
在这种情况下，楚怀王便重新作出军事战略部署，分兵两路：一路以宋义为上将军，项羽为次将，范增为末将，北救赵国；一路由刘邦率领，向西进攻关中。出发前，楚怀王开了个誓师大会，与诸将约定：“先入定关中者王之。”这八个字，就是我们今天要说的这个命题。
了解完这个命题的来历，我们接着来分析下这个命题。
为什么说它是一个伪命题
前面我们说过，命题错误与否，有时并不在命题本身。单看楚怀王这句话，是一点错都没有的。这不过是一个极为普通寻常的奖励机制而已，就像拴在驴嘴前的一张烙饼，引诱猎狗奔跑的肉包子，都是为了达到某种目的而丢出的诱饵。这个无可厚非。可问题是：如果每头驴脸前都挂了烙饼，或是每条猎狗都有肉包子的诱惑，抑或说每条猎狗与肉包子的距离都是相同的，那么，这对于驴和狗们才算公平。也就是说，判断一个命题是否正确，不能光看命题本身，还要看命题形成的前因、出台的条件，以及它是否体现了公平。我们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去分析：
首先，这个命题的出台是有前提的。
这个前提就是项梁的战死。因为项梁的死，才让楚怀王熊心有了出台这个命题的机会。熊心本是项梁立的傀儡，扮演着义军精神领袖的角色，当时执掌军队大权的，或者说真正说了算的人还是项梁。包括熊心本人，都得看项梁的脸色行事。刘邦自己组织起来的那支小队伍，在遭遇秦军打击后，投奔的是项梁而非熊心，也能说明这一点。但是项梁在着，一切照旧。如今项梁一死，仓促汇聚起来的队伍群龙无首，情况便发生了变化。熊心因此看到了翻身的机会，于是忙不迭地从盱台赶到彭城督战，从后方走向了前台。
熊心迁都彭城，也有他的一番道理。他虽然没有实权，但在名义上，他的地位却比项梁高，如今项梁死了，他自然有责任、有义务过来掌控全局。再则也是因为恐惧，怕义军被剿灭，自己也得被列为主要战犯处死，所以过来稳定军心，不让刚刚拼凑起来、还不太稳固的队伍作鸟兽散。当然最主要的，熊心还是想趁机将大权控制在自己手上，摆脱傀儡的尴尬处境。
至于到底为什么，咱们且不去管它，这不是咱们要探讨的问题。关键熊心来了之后，并没闲着，而是大刀阔斧地进行了一番政治军事改革。以前他只是个精神领袖，并未随军带部队，人们对他的印象并不深，最多只听说过名号，所以他首先要做的，就是立威。熊心立威的手段措施，和天下所有执政者的手段措施没什么两样，就是两方面：一是夺权，二是封官。正是这次轰轰烈烈的政治改革，才最终促使了那个伪命题的出台。
我们来看看他是怎么进行改革的。
夺权是夺兵权，当时的部队不是分三部分吗？吕臣、项羽和刘邦。熊心于是先“并吕臣、项羽军自将之”，把吕臣和项羽的两股部队合并在了一起，统一由自己指挥。没有合并刘邦，是由当时的地理因素决定的。因为吕臣和项羽的驻军就在彭城周边，一东一西，便于集中。而刘邦的军队驻扎在砀郡，离得比较远，不方便合并。
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出，熊心夺兵权是比较仓促的，没来得及进行统一调配。不过虽然没有合并刘邦，但熊心对刘邦的部队也进行了改制，“以沛公为砀郡长”，任命刘邦为砀郡的长官，让他指挥砀郡的兵。你别小看这一纸任命，这等于从根本上改变了刘邦队伍的性质，等于重新向刘邦明确了领导和被领导的关系：以后我就是你的老大。
接着是封官。毕竟现在楚国是一个独立的政权了，也要有个草台班子支撑门面才像那么回事，于是熊心封吕臣为司徒，封其父吕青为令尹。刘邦被封为武安侯，项羽被封为长安侯，号为鲁公。如此一来，君臣关系明确，熊心就不再是原来的傀儡了，而是楚国真正意义上的国君。
如此一来，命题的出台也就有了另外一个前提：熊心掌权。如果他不掌权，便没有军事上的指挥权，在军事部署上，也就没有话语权。现在他当上领导，也就有了重新进行军事部署的权利，也就有了新思路。也就是说，熊心那个命题的出台有着一定的偶然性。
其次，命题是在仓促中出台的。
其实偶然也没什么，只要它正确就行。然而，命题的出台还存在另一个偶然，这个偶然让命题的出笼显得格外仓促。
熊心成为楚军实际的领袖，除了将军权牢牢控制在手，然后封官封侯给人们点甜头之外，一开始并无新的军事战略，也没有进行进一步军事动作的打算，只是处于休整状态，静观天下之变。是后来赵国的求救，才最终促成了这个命题的出台。由此可见，这个命题并非经过长期、充分的论证、调研而做出的远景规划。
赵国求救，熊心最初并不想出兵。因为秦军主力北渡黄河之后，楚军便暂时摆脱了危局，有了喘息休整的机会。只是后来“赵数请救”，三番五次派人快马加鞭告急，楚怀王考虑再三，比如一荣俱荣、一辱俱辱，比如通盘考虑、远景谋划，比如把握时局、正确决断。等等。留待那些喜欢玩高深、玩谋略的人去补充吧。总之，正是因为赵国的数次求救，熊心这才下定了出兵得决心。
不过既然决定出兵，熊心在军事上就有了另一番打算，因为救赵只是为了接应兄弟部队，而进军关中推翻秦朝才是根本所在，所以熊心决定分兵两路：一路北上救赵，一路西进关中。来个两不误两促进。出发前，熊心与诸将开会，分配任务，鼓劲加压，于是便有了“先入定关中者王之”这个命题。
第三，命题存在许多不公平因素。
这个命题既是在仓促的形势下成型的，是在外界的干扰和影响下出台的，也就注定它存在着许多的漏洞和不公平。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
第一，对项羽不公。
这个命题出台前，熊心有过一系列的政治动作，其中最突出的，就是取消了项羽的兵权。在熊心到彭城之前，项羽是单独带着一支队伍的，而熊心到彭城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将项羽和吕臣的军队进行了整合，统一由自己指挥。如此，项羽就不再拥有独立的指挥权了。吕臣虽也没了指挥权，但他被任命为司徒，成了行政上的负责人。而刘邦呢，不但仍旧带着原来的队伍，有着相对的独立性，还进一步得到了认可和明确。也就是说，楚军的三支主力部队，熊心唯独对项羽最苛刻，也最不公平。
而且命题出台的时候，项羽只是被任命为宋义的次将，随宋义一同北上救赵。他既不是一把手，没有军事指挥权，走的也不是进军关中的路线，哪有先入关中的机会？即便入了，功劳也是宋义的，封王也轮不到他。可见，楚怀王定这个约定，根本没把项羽同志考虑在内。
第二，还是对项羽不公。
项羽志在灭秦，志在为叔父报仇，所以他最初并不想随宋义北上，而是想随刘邦入关（怨秦破项梁军，奋，原与沛公西入关），但这一要求没有获得熊心批准。没有被批准的原因，是追随熊心的一些老将不同意，他们对熊心说“项羽为人僄悍猾贼”，意思是：该同志办事鲁莽，性格强悍，不适合担任此项工作。还举了若干例子，比如，项羽“尝攻襄城，襄城无遗类，皆阬之，诸所过无不残灭”，打下襄城后，铁血屠城，连杀带活埋，搞得鸡犬不留，太残忍。如此一说，熊心便站在讲政治的高度，否绝了项羽这一要求。
客观上说，项羽的要求其实并不过分，他只是想做进军关中这项具体的工作，因为他摆出了一个很高姿态，就是要求给刘邦当副手。本来项梁在时，项羽和刘邦是平级，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比刘邦地位还高，因为毕竟项羽是嫡系，现在他甘愿做刘邦的副手，就是为了进关中灭秦，可见他是完全出于公心的。
而且从项羽想做刘邦副手这点来看，他也并不是想夺权，或是想当关中王。因为作为副手，即便打下关中，那功劳也是一把手刘邦的。不管怎样，项羽想进关中的想法被完全否决了。那么，那个命题对项羽来说就变得毫无意义。
第三，对诸将不公。
《史记》中在说到当时的形势时，有一句话：“秦兵彊，常乘胜逐北，诸将莫利先入关。”意思是秦军当时很强大，在军事上处于主动。大家都认为进关中不利。尽管如此说，但熊心在兵力分配上，还是明显倾向于救赵的一路：除了刘邦自己的部队进关中，可能还留下一部分驻守彭城，其余的兵力则全部北上救赵。而且这一路的首领是他刚刚发现的、并且非常信任的“人才”宋义，被任命为上将军，地位形同以前的项梁。次将则是项羽，末将为范增，人员配给很充沛。这说明当时情况并不像诸将认为的那样，硬骨头在关中。当时章邯率领的秦军主力在赵地，这里才是未来打硬仗的主战场。
咱退一步讲，抛开难易程度不说，就说进军路线。进攻关中的一路是直奔关中，走的是直线，而救赵的一路，则是先北后西，走的是曲线，而且前提是要先进行一番恶战，打赢了，才能重新休整向西进发，那时刘邦同志说不定早就入关了。况且这一路能不能打赢还是个事儿，生死未卜，前途未定，哪有什么心思考虑进取关中啊。
咱再退一步讲，就说当时关中难打，救赵容易，那你分兵两路，却只规定“先入定关中者王之”，也有失公允。因为两路大军有着不同的工作任务，却规定着相同的工作目标，这奖励鼓励机制也没这么定的。
如果大家是分兵几路，一起向关中这个统一的目标进发，那么谁先打下来，或者说谁出力最多谁就为关中王，这算公平。即便兵分两路，进军的目标不一样，你按照不同的目标制定不同的激励机制，比如：打下关中的为关中王，打下河北（黄河以北）的为河北王或什么别的王，也算公平。只约定“先入定关中者王之”，显然对北上救赵的这一路将领不公。
第四，偏袒刘邦。
这个命题其实只针对两个人说的，因为兵分两路，有两员主将，不管哪一路先进关，当关中王的也只能是一把手。假如宋义这一路先入关了，也绝不可能让次将项羽当关中王，这是明摆着的事。所以当时诸将认为关中不好打什么的都没用，好打那关中王也不是你的，它只能在刘邦和宋义两个人中产生。
宋义彼时已然是上将军，地位本就不比关中王差，他不一定太在乎那个关中王的位置。刘邦当时只是一个砀郡长，是个侯官，关中王对他的诱惑力有多大，自是不言而喻。如此一来，这个命题的受益者就只有刘邦一个人。熊心这个命题像是特意为刘邦安排的一样。
事实上，刘邦在内心也是这么认为的。项羽打败章邯，率领诸侯联军西进关中，刘邦也是耿耿于怀。在楚汉战争期间，广武对峙时，刘邦与项羽在阵前交涉，历数了项羽十项罪名，其中一条是这样说的：“项羽已救赵，当还报，而擅劫诸侯兵入关。”就是说项羽你完成了救赵的使命，就应该回彭城去汇报阶段性工作，而不应该带着诸侯联军入关。换句话说，入关本就不是你项羽该做的事，而是分配给我刘邦的工作，这关中王也只有我刘邦一个人的份儿。也正因为如此，刘邦才会对这个命题那么上心，才会对项羽不遵守这个命题耿耿于怀。
为一个人制定的命题，却让大家共同遵守，这显然是不公平的。
既然这个命题有着这么多的不公平，那么它无疑是一个本就不该成立的、糟糕的伪命题。然而它却被实实在在地、煞有介事地提了出来，成为不可撼动的真理，成为衡量其他一切真理的标准。激励机制，应该是为了调动大家、或者说调动绝大多数人的积极性而制定的，这个命题的初衷其实也应该是这样，但是它显然没有做到这一点。不但没有做到，它反而还潜伏着诸多的矛盾隐患，使它在灭掉秦国之后，很快成为反秦联军内讧的一个导火索。
伪命题的后遗症
这个命题，方方面面都存在着漏洞和弊端。由此看来，熊心当时提出这个命题，未必进行了深思熟虑的考虑和论证。他更没想到事情会出现怎样的后果。没想到，不是说他没敢去想，而是他对整个战略计划是否能取得成功缺乏足够的信心。确实，当时的形势十分严峻，楚军刚刚经历惨败，秦军势头正猛，楚国能否自保都是个问题，何况北上救赵？何况杀进秦朝的老窝关中？项羽那是历尽艰险、破釜沉舟、光着膀子和秦军玩命才取得最后胜利的，那简直是一场赌博。而刘邦西取关中也并非坦途一条，他也是机关算尽、跌跌撞撞才得以入关的。
所以，两路军都取得胜利，哪怕其中一路取得胜利，对熊心来讲，心里都是没底的。如果他对这个都成竹在胸，那他就不是一个政治家，而是一个幻想家了。既然如此没有把握，那么这个约定的命题就失去了它的严肃性。也许当时熊心就是想尽快提出一个口号，以调动诸将的积极性，或者干脆就是熊心头脑发热地随口一提，全然没有什么前瞻性和预见性。
这类事情如今是很多的。有的地方领导为了完成眼前的某项任务，便将任务分解，并对下级做出某种承诺，诸如提拔啦、重用啦，奖励啦，也无非就是这一套，诱惑你，好让你尽快完成，却因一时急切而有失公允，造成下面很多矛盾。但领导是不管这些的，他们只管当下，因为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官，出了成绩自然就会高升，会提拔到别处任职，留下的矛盾自有后来者为他擦屁股，他才懒得去想呢。
而且现在的领导或上司在这方面要灵活得多，他们只说有可能，并不承诺死，也不说具体的职务和具体的奖励内容，甚至连提拔奖励的承诺都是闪烁其词的。所谓有可能，言外之意并不排除例外的发生，既然一切皆有可能，也就一切皆有不可能。这又好比喂狗，熊心是一次性喂饱，现在的精英们则是一点点掰了丢给它们，让它们永远吃不饱，而又永远存有念想。熊心要是活到现在，估计也混不到精英队伍里去，还是个放羊的材料。
熊心就是因为考虑得少，才埋下了一颗定时炸弹，成为后来四年楚汉战争的契机和抓手。让人更糟心的是，熊心在发现了这种矛盾隐患后，为了自己的脸面和尊严，还依然故我地坚持错下去，这就不是毛主席他老人家要求的，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好同志了。就是这样一个有着严重官本位思想的人，竟然还被某些人推崇为有个性、有血性，是个敢于坚持原则的好领导。真是让人笑掉大牙。有个性、有血性不是这么个血性和个性法，坚持原则也不是这么个坚持法，不看命题本身的对错，而只对领导一味地顺从，这体现了一种政治上的盲从和奴性。遗憾的是，领导喜欢这种盲从和奴性，群众也情愿接受这种盲从和奴性，这就让诸如刘邦之流钻了空子，抓了机会。从而造成了许多新的矛盾，也留下了许多后遗症。
后遗症之一：刘邦野心膨胀。
最在乎这个命题的，就是刘邦。因为只有他这一路是直取关中的，没人和他竞争。这让刘邦对关中王的位置更加渴望。
不过正是因为期望值太高，当有一天这个希望变成泡影后，他就会越失落、越愤怒。但面对强大的项羽，他又不敢造次，于是这种愤怒和失落又转变成压抑和怨恨，压抑和怨恨到一定程度，终有一天会爆发的。随着刘邦羽翼渐丰，这种感觉也会越来越强烈，一旦获得机会，比如当他得知项羽与田荣正打得焦头烂额的时候，便毫不犹豫地出手，还定三秦，夺回本该属于他的东西。进而他还实施了更进一步的军事计划：东取彭城，欲置项羽于死地。
对关中王的渴望，还成就了刘邦的野心。如果事先没有这个约定，灭秦之后一起论功行赏，把刘邦封在哪就是哪，他也不一定有怨言。可正因为有这个约定，刘邦过了心，曾无数次憧憬当上关中王的妙处，反在心里扎了根，所以被封任巴蜀时便很不适应，那本是秦朝充军的地方，是个待开发的处女地。这种反差会造成刘邦政治上的躁动，也会激起他反抗的野心。
后遗症之二：命题者被杀。
这个命题最后终于表现出无穷的张力，就是刘邦和项羽矛盾的白热化。最关心这个命题的是刘邦，最讨厌这个命题的是项羽。其实最初的时候，也就是这个命题刚出台的时候，项羽就对它有意见，当时项羽并不想随宋义一起北上救赵，而是想跟随刘邦一起西进关中。虽然项羽想进关中并非想当什么关中王，而是为了给叔父报仇，为了彻底消灭秦帝国。但这一要求被否决，项羽无疑也会心生芥蒂，思想上有了疙瘩。
有疙瘩归有疙瘩，但项羽并没多说什么，还是服从组织安排，作为宋义的次将，随宋义一起北上救赵。那时熊心对项羽并不重视，不但不重视，相反对他还有所提防。因为熊心是他们项家拥立起来的，只要项家人掌权，他熊心就永远是个傀儡角色。项羽知道自己的处境，知道自己人微言轻，没有说话的权利，也改变不了这个决定。
但后来的项羽不同了，打败章邯后，他成了诸侯公认的首领，和当年的叔父项梁一样威风，他便不想遵循熊心的既定方针了。这倒不完全是对熊心本人有意见，还涉及到一个威信的问题。大家把你捧上天，你还得向别人磕头作揖，怎么着他都别扭。所以飞黄腾达后的项羽，无论从哪方面讲，都会想取消这个命题。
不过，项羽并没有像当初对付宋义那样对付熊心，他对熊心还是很尊重的。对这个命题的不同意见，他先是“使人还报怀王”，派人去彭城，请示熊心，问这事还有商量不。虽说项羽不是亲自去的，也算打了份报告。况且当时项羽在关中，熊心在彭城，也不方便亲自去。结果人家熊心依然一副老大做派，劲头拿捏十足，回答得很干脆：“如约”。让项羽别琢磨别的，按既定方针办。
熊心这人你说他有主见也好，一根筋也好，都不是问题的本质。说到底，他还是囿权思想在作怪，是里子、面子在作怪。在熊心看来，他的话就应该是圣旨。别说他认为说得对，就是不对，你也应该无条件地执行。但熊心似乎忘了一点，就是项羽早就和他憋着气呢。项羽“怨怀王不肯令与沛公俱西入关，而北救赵，後天下约”。人家不傻，当初你不让人家一同入关，让北上救赵，去打硬仗，这才落在了刘邦的后面。你不考虑实际情况，不正确分析形势，还死犟死犟的，见项羽派人来请示，还端起架子来了，项羽能吃你这一套吗！
这次项羽是真生气了，以他破釜沉舟的英雄气概，以他在诸侯中树立的威信，他是不容许任何人驳他面子、在他面前颐指气使的。他能够舍下脸去请示，能够做到低调处理此事已经很不错了。熊心的拒绝，像巨石入水，腾起巨浪，立刻点燃了项羽心中的怒火。这下项羽不管了，干脆自己做主，对诸侯们说：“怀王者，吾家项梁所立耳，非有功伐，何以得主约！本定天下，诸将及籍也。”他熊心之所以被称为怀王，那是我叔父项梁立的，没有我们就没有他的今天。况且熊心没有任何征战功劳，凭什么他说了算？平定天下的，是诸位将士和我项羽。
项羽的话是有道理的，也是说得通的。一则，怀王熊心这个命题本身就是个不公平的伪命题，这个我们前面说过，项羽在这段话中也有所表露；二则，怀王熊心是项家推上前台的，理应扮演好适合自己的角色。即便你想挑大梁主事，也该尊重一下项家的意见，现在却要把人家一脚踢开，这事无论如何不能容忍；三则，天下是我项羽和各位将军打下来的，你熊心在彭城享福，我们却在前线拼命，你是总指挥，有待在后方的权利，但你也要考虑实际情况，考虑一下我们的感受吧，难道我们就该你的了？项羽也不傻，他没有将功劳全揽在自己身上，而是适时把诸将的地位也抬高了，以争取最广泛的支持。
之后，项羽又采取了一些列的措施，“乃详尊怀王为义帝，实不用其命”，自己做了一回组织部长，尊奉怀王熊心为义帝，给他来了明升暗降，实际上就是把他供起来当摆设了。然后自号为西楚霸王，开始大封天下，按反秦出力的大小分配封地和爵位，将做着关中王美梦的刘邦封在了巴、蜀地带，不再请示义帝。项羽这样也算是先礼后兵了。
有了这段渊源，项羽和熊心的矛盾就公开化了。有这个义帝在，终究是个累赘，项羽就想着让熊心离开彭城，省得在这碍眼。打发义帝总得有个理由，项羽便对义帝说：“古之帝者地方千里，必居上游。”自古帝王都是住在河的上游，风水好，你也去吧。于是派人“徙义帝长沙郴县”，给发到湖南去了，地方够远的。本来熊心搬走也就没事了，结果“趣义帝行，其群臣稍稍背叛之”，于是项羽干脆密令衡山、临江二王将其半路截杀了事。
有人说熊心有骨气，这话不只是夸他呢还是骂他呢。做人，有骨气是好事，也值得提倡。从政则不然，政治讲的是勾心斗角，讲的是识时务者为俊杰，骨气是要不得的。就像刘邦，知道自己不是项羽的对手，于是乖乖去巴蜀上任，然后心里憋着坏，这叫卧薪尝胆。熊心先是忙于夺权，后又死犟到底，都是从政者的大忌。政治上还是不成熟啊。
后遗症之三：形成连锁反应，引出第二个伪命题。
熊心之死，归根结底是这个伪命题带来的。如果熊心能够顺从项羽，收回自己的成命，哪怕让项羽看着办呢，项羽也不至于这么对待他，最起码不会这么快对他下手，会仍让他好好当他的傀儡，有吃有喝，胜过放羊。而且项羽多半不会对他下手，一个人是不会向对自己没有任何威胁、而且被自己完全操控在手上的人下手的。结果熊心不甘心，一句“如约”，把面子放在了第一位，真理放在了第二位。这个伪命题也被再次推上前台，等于来了个二次发布。
然而，项羽杀熊心容易，消除伪命题的影响却很难。就像一个劣迹斑斑的领导离任，当地的干部群众会有好一阵子都活在他的阴影中一样。正是想让这个伪命题尽快消失，项羽最后才下决心杀了熊心。但是项羽万万没想到，命题的制造者可以杀掉，但命题却不会因为发布者的离去而消除。而且这一杀，便再次给了刘邦以口实，刘邦利用熊心的死大做文章，于是便出现了伪命题之后的另外一个伪命题。
刘邦还定三秦后，趁项羽和田荣激战，于是发兵去抄项羽的老巢彭城。这次进军并非出师有名，纯粹为了扩张地盘，争夺天下。即便有出兵的理由，也是原先那个伪命题，项羽没让他当成关中王。但现在再提这个理由多少有些牵强了：一则，这事都过去好长时间了，老拿关中王说事也不是个事啊，倒显得自己小家子气；二则，这事他本人也认了，毕竟刘邦在事实上顺从了项羽的分封；三则，这事其实已经解决了。刘邦已经拿下了三秦，地盘现在比关中王大多了。而且在还定三秦时，刘邦还让张良给项羽写了封信，说“汉王失职，欲得关中，如约即止，不敢东”，我刘邦打关中是为了履行以前怀王的约定，拿下三秦，拿回我失去的东西，仅此而已，绝不会再搞扩张。那么这次扩张自然不能再拿关中王说事了。
所以刘邦这次进军项羽，也等于是一种失信。然而别人失信不依不饶，自己失信就无所谓了。这种不讲理的态度后来被人们称之为谋略，也被现代人称之为魄力，被广泛应用到了工作和学习中去。饶是如此，刘邦进军仍不是那么理直气壮，毕竟刘邦也是人，是人就有做人的原则的标准。一个人做了不该做的事，即使表面表现得再坦然，其内心也会虚得很。
结果活该刘邦走狗屎运，在进军途中，走到新城（今河南伊川）这地方，刘邦意外听说了义帝的死讯，这下可算逮着理了。在极度兴奋中，刘邦“为义帝发丧，临三日”，大哭了三天。哭完吊完还不算完，应该说是刚刚开始更合适，刘邦又派使者到各个诸侯处，将项羽弑君这一消息广泛发布，并告诉诸侯：“项羽放杀义帝於江南，大逆无道。寡人亲为发丧，诸侯皆缟素。悉发关内兵，收三河士，南浮江汉以下，原从诸侯王击楚之杀义帝者。”
古文也不都是精炼简短，这段话翻译成白话文就很简单：项羽真不是个东西，杀了义帝，咱们发完丧一同抄家伙宰了这个兔羔子。
这话针对的就不是义帝熊心了，而是针对的兔崽子项羽。把一件事说成了另一件事，还把大家伙都牵扯进来，这就是刘邦的本事。本来原先那个伪命题已经过期失效了，这下又有了新的口实，于是就又出现了一个新的命题：为义帝讨公道，为大家伙讨公道。刘邦心里并不是为了给义帝讨公道，也不是为了大家伙，所以这个命题自然也就是一个伪命题。熊心活着的时候给了刘邦一次机会，死了之后又给了他另一次机会。这是熊心没有想到的。
决策要慎重
作为一名领导，做决策一定要慎重。领导是领路人，决定着方向，也关乎着许多人的命运，做事绝不能凭一时之气，要充分调查研究，才能得出贴切实际的判断和结论，工作上才能不走弯路，才会减少这样那样的矛盾。从这点看，熊心并不能算是一个好领导，更不能算是一个成功的领导。放羊的那几年，其承继先祖的领导才干，估计也像野草一样，早被羊给吃光了。
除了本身才能的局限和天生素质的限制，熊心之所以做这个决定，也有着当时主客观因素的影响。具体说，他有着三方面的变化：
一是身份的变化。熊心一开始的身份是傀儡，这个他自己也清楚。就是当一辈子傀儡，也好过放一辈子的羊，这个他心里更清楚。项梁在着，他乐得在后方安逸享受、坐享其成。项梁死后，他看到了翻身的机会，急忙迁都彭城夺取军事实际指挥权，还把项羽降格使用，这个事干得漂亮。但是项羽在跟随宋义北上救赵的过程中，因为和宋义政见不合，一气之下杀了宋义，也没请示熊心，而是先斩后奏，控制了局面，才“报命于怀王”。怀王见木已成舟，也没说什么，又重新下文，任命项羽为上将军，代替宋义执行北上救赵的任务。
到这时，其实形势已然再次发生了变化。熊心派出去的两路人马，宋义这路已完全归属了项羽。这样，熊心当初费尽心机夺回来的军事大权就大打折扣了，最起码，两路人马之中，项羽这一路他已不能完全掌控。也就是说，熊心对于项羽来讲，又恢复了其最初的傀儡身份。
二是情感的变化。对于和项羽之间关系的变化，熊心不可能没有察觉。本来他和项羽之间就有疙瘩，这次项羽先斩后奏，熊心就更有意见了。但是，一则，项羽业已掌控了军权，生米煮成了熟饭；二则，也怕节外生枝，引起兵乱，他控制不了项羽；三则，北上救赵前途未卜，项羽未必能活着回来，现在不是追究责任的时候；四则，项羽毕竟还向他做了汇报，也算给了他个台阶下。
基于这几点考虑，熊心尽管内心波澜起伏，最后还是遂了项羽的心愿，做了个顺水人情。但如此一来，熊心对项羽就有想法了，更加剧了之前的坏印象。这也是后来项羽为关中王一事请示熊心，熊心会毫不犹豫地说“如约”，将那个错误命题坚持下去的一个原因。最起码在感情这个天平上，熊心更倾向于刘邦这边。因感情而维护命题，本身就是不理性、不客观的。更何况这本就是一个错误的伪命题。
三是思想的变化。一个人不怕什么都没有，怕的是失去之后再拥有，拥有之后又失去。这个大起大落的过程，会让人的思想发生很大改变。熊心经历的就是这样一个过程。熊心一开始是个“为人牧羊”的穷小子，蓝天白云，山坡绿草，倒也悠哉快活，没想到会被人寻去做了大王，一下从地狱到天堂，颇找回了失去多年的先王威风。尽管熊心知道这些威风是项梁施舍给他的，是项梁在利用他，但他仍然满足，起码比每天闻那羊膳味好多了。项梁死后，熊心掌控军权，实实在在当了说了算的大王。那时楚国在军事上处于低谷，但对于熊心个人来说，感觉却是最爽的时候。
可惜这种情况没能维系多久，本来已经被他压制住的项羽，却先斩后奏，夺了宋义的兵权，他不得不任命项羽为新的统帅，他的领导权威开始受到严重的挑战。而后项羽大败章邯，诸侯“无不膝行而前，莫敢仰视”，心甘情愿归于项羽麾下，熊心明白，他的权威已不复存在了。
但此时熊心已然利欲熏心，他看不清形势的变化，或者看清了却不愿意相信和认可。他依旧怀念着颐指气使、一言九鼎的往昔岁月，依旧把自己说过的话当成圣旨，继续强调着最初的那个伪命题，这无异于在项羽和刘邦的矛盾中又添了一把火。
正是基于以上这些变化，才有了“王关中”的伪命题和对伪命题的坚持，才导致了一系列事情的发生。
熊心的错误就在于：他对政治想的过于天真。熊心唯一当机立断而又做出正确判断的，是项梁死后夺取兵权，但他不知道这种仓促夺来的权利并不牢靠。楚国本就是各方反秦势力汇聚起来的一个松散整体，要想实际掌控，绝不非朝夕之功。他所重用的宋义，并没显示出过人之处。而他对项羽的排斥态度，更是埋下了日后矛盾的隐患。这些都是政治上的失误。
熊心的错误还在于：他太把自己当回事了。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兵分两路，他一路也没跟着，仍旧坐镇彭城。如果他跟着其中一路，宋义（后来是项羽）或刘邦，那么所有的胜利都可以解释为王者的威风，他的威信也会大大提高。如果跟着宋义一路，项羽未必杀得了宋义，即便杀了，项羽也未必不会听他的。如果跟着刘邦一路，最后灭秦的功劳就是他熊心的。结果他偏偏选择做甩手掌柜的，坐享其成，等着前线将士拼死拼活打了胜仗回来，向他跪拜复命，天下哪有那么好的事！
刘邦懂政治，项羽真男人
一个成功的政治家，要善于捕捉信息，特别是捕捉那些对自己有利的信息，这就是所谓的敏锐性和洞察力。除此之外，还要懂得借助外力。外力有时是人，有时是事，有时也许就是一个并不成立、但可以随时拿来利用的伪命题。他们会在这上面大做文章，以便让政治的风向标偏向自己。
刘邦是个成功的政治家，他会捕捉信息，会借助外力，也会变不利为有利。刘邦借助外力，不会在乎合不合规范，守不守道义，只要对他有利就行，这是他做事的出发点。而且他也总能将它们伪装得很规范、很道义，并让你顺着他的思路走，左右你的思维，让你觉得那是很自然的事。“王关中”其实后来已经成了刘邦野心膨胀的借口，而不是单纯的人事任命，因为彼时的刘邦，早已不把小小的关中王放在眼里了。
项羽则不会这些。“王关中”这个命题也成了项羽的一个致命伤。如果他后来坐镇关中，亲自当这个关中王，也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但他没有。如果他不杀义帝，继续选择让他当傀儡，他也不会授人以柄，成为刘邦进一步攻击他的口实。但是项羽的脾气就是这样，他没有那么多心机，既然看不上熊心，又觉得他碍事，那就不如让他去见阎王。
刘邦其实未必就与熊心有多么深得感情，而是他觉得如果熊心在，他和项羽还是平级，所以他会把熊心抬到一个高处。项羽杀义帝，和刘邦利用义帝的死说事相比，并不显得有多卑鄙。项羽杀熊心，是激于一时之愤，最起码是快意恩仇，敢作敢当。而刘邦哭熊心，是猫哭耗子假慈悲，心里则为多了一个反对项羽的理由而暗自兴奋。从这点上讲，刘邦的人性比着项羽差远了。
尽管项羽对这个伪命题一千个不满意，对熊心一万个看不起，但他最后做决定时，能够先向熊心请示，说明项羽还是有良知的。最起码在他内心深处，还是把承诺当回事的。从这点看，项羽也算得上一个重信重义的真男人了。这样的人在现实生活中值得钦佩和尊重，可玩政治就不行了。政治上的命题不一定是真命题，政治上的承诺也不一定是真承诺，所以项羽注定要为之纠结，为之困扰，最后吃亏的只能是他自己。刘邦就不一样了，他在这件事上坚持，并不说明他就是一个信守承诺的人，因为这件事对他有利。只要是对刘邦有利的事，他是不管承诺不承诺、道德不道德的。这一点在刘邦今后的生命中体现得淋漓尽致。
说项羽不懂政治，从他尊熊心为义帝后，分封天下的事中也能看出来。项羽分封，是以战功多少为依据的，对六国尊奉的那些王族后裔并未照顾。这个按说是不错的，没有人情，全看工作。然而，这恰恰是项羽不懂政治的表现。因为政治是讲人情的。不讲人情，是需要用不讲人情来掩饰不可告人的目的。犹如你打点好了上司，在提拔你的时候，他会站在一个很高很高的高度来对你进行评价，而不会说你礼金让他有多兴奋。
项羽这样分封，只会让一些二线领导，也就是带兵打仗的那些人信服，而不会让那些六国的后裔满意。其实，既然这帮人立了六国的后裔，项羽真要分封他们，这帮人也不会有意见的。而且，按战功分封，也很难统一标准，因为谁都不会觉得自己出力比别人小，而封地却有好有坏，有大有小，如此一来，便埋下了矛盾的隐患。后来陈馀的反叛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
项羽只会按照自己的意志和想法去做，他活得真实，是个顶天立地的男人，却不是一个好的政治家。在心机与狡诈充斥的政治舞台上，他注定会失败的。他唯一能得到的，也许就是因为他的真实，而受到后人的崇敬。仅此而已。然而，这种真实，才正是我们中华民族的灵魂所在，才是我们需要和提倡的。
人们总是喜欢研究政治上的手腕，对那些心机和狡诈发出由衷的赞叹，这是人的虚荣心和欲望在作怪。其实，政治是很残酷的，它并不是善良、诚信者玩的游戏。还是躲远点为妙。
节选自《当项羽遇到刘邦》（重庆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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