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馥（1837－1921.9.22），字务山，号兰溪，安徽建德（今东至县）人。诸生出身。咸丰末年，避战乱辗转到省城安庆。同治元年（1862年）春，李鸿章组建淮军。周馥应募，深得李鸿章赏识，即“招往办文案”。从此，他跟随李鸿章办洋务达三十余年，诸多赞画，深受倚重。遂由候补县累迁至封疆大吏，成为淮系集团中颇有建树和影响的人物。
同治元年夏，两江总督曾国藩为防御太平军攻打上海，奏派李鸿章统率淮军开赴上海。旋李鸿章署理江苏巡抚兼通商大臣，即派周馥办理文案。翌年，李鸿章率淮军进攻苏、常等地太平军，周馥携护巡抚印信相随，并参议军务，以军功保奏知县留江苏补用。
四年（1865年）四月，李鸿章接替曾国藩署理两江总督，奏保周馥以知府留江苏补用。六年（1867年）冬，李鸿章奉命督师，赴河南、山东对捻军作战，周馥因襄办金陵善后工程局事务及丁父忧，未能随往。
同治十年（1871年），李鸿章由湖广总督调任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便以天津西沽筑城工程，函招周馥至天津筹划。时值直隶大水成灾，永定河多处决口，京津一带几成泽国，京畿安全受到威胁，李鸿章刚任直隶总督，就遇此大灾，非常恐慌，急派周馥负责堵修工程。周馥堪工备料，“终日奔波于 泥之中”，“日夜监工，虽大风雨亦不稍休”，很快将卢沟桥大石坝等处决口堵修完竣。李鸿章对工程进度十分满意，遂极力奏保周馥以道员留直隶尽先补用。周馥于光绪三年（1877年）署永定河道。
此后，周馥在直隶为官二十余年，凡遇水患，无不参予筹划治理。他深知直隶水患以永定河最为难治，“河十年八九决，每塞决费多或二三十万，少亦十余万，豁粮办赈又数万，历任直督苦之”，他认为要根治永定河水患，与之相关的河流也必须同时治理。因此他还对天津、通州等地河流进行治理，结果使直隶水患大为减轻。
光绪元年（1875年）冬，李鸿章委派周馥筹办海防支应局，负责北洋水师军饷收放事务。他“苦心经画”，使军饷供应得到保障。四年（1878年）夏，周馥丁母忧回籍，两江总督沈葆桢以修理金陵城垣大工美差，劝他留在江苏任职。周馥坚辞说：“李相国待我最厚，我既出山，安可无端弃北而南也。丈夫出处，惟义是视，何计利害！”遂于七年（1881年）四月，丁忧期满后，仍回海防支应局本任。旋署津海关道。十二月，随李鸿章、马建忠与美国提督薛斐尔商定朝美通商条约。在他起草的约稿中，坚持“朝鲜乃中国属邦”的立场，但由于美国不接受，中国当局亦未能坚持，故此把朝鲜推向任列强宰割的半殖民地深渊。周馥每忆及此事，都深感遗憾。
八年（1882年）三月，李鸿章丁母忧回籍，遗缺由两广总督张树声署理。张因诸务生疏，遇事多同“从淮军久”又与诸将士融洽的周馥磋商，依为臂助，故保奏他以津海关道会办天津营务处兼北洋行营翼长，负责襄办交涉、营务及海防诸事。
十年（1884年）夏，中法战争爆发，沿海防务吃紧，清廷命李鸿章派专员负责在渤海湾海口一带加强防务。李鸿章即以周馥“随营多年，熟谙工程，究心韬略”，奏委他督办此事。周馥从五月至七月，终日奔驰于海口南北各要隘，一面“联络营将，会督地方文武，编查民船，严禁接济勾结等弊”；一面督同各处将领，认真勘察各港湾炮台，并绘制北洋地形总图，又绘制大沽、北塘、营口、旅顺、大连、烟台、登州七处要塞分图，并制成部分模型，以供进呈。
是年，周馥又会办电报局事务，经手创办北塘至山海关电报线。翌年夏，奉委筹建天津武备学堂，“开创中国创办武备学堂之始”。十月，参加中法议订中法商民在越南边界通商章程。
十二年（1886年）春，周馥禀请李鸿章在天津建集贤书院，以招四方游士。又建文博书院，以培育精通外语人才。四月，总理海军事务醇亲王，奉旨巡阅北洋海防，扈从文武官员及舆仆人等230余人。李鸿章对醇亲王进行隆重接待，凡阅操一应事宜，悉由周馥筹办。周馥不仅对各种接待礼仪、膳宿安排、巡察路线、阅操程序作了精心安排，还随李鸿章陪同醇亲王至大沽、旅顺、大连、威海、胶州湾等巡视，检阅海军实弹演习，并参议防务诸事。同时，他还亲自撰写了数万言的《醇贤亲王巡阅北洋海防日记》，逐日详细记述醇亲王巡阅的全部活动。对于周馥筹办的这次巡阅安排，醇亲王甚为满意，故保奏他以按察使留直隶补用。
五月，周馥看到“唐山运煤迟滞，不能以时接济兵船所需”，即禀请创建唐胥铁路，开中国商办铁路之始。后又奏请创建天津至山海关铁路，并督办完成天津至西林段工程建设。
八月，户部以津海关“洋药税厘箱数不符”，奏参将周馥“严议革职”。李鸿章对此非常气愤，认为是户部有意对他掣肘拆台。即以津海关征收洋药税厘“箱数并不短少”，“查明并无弊混”等情，奏请撤销参案。同时李鸿章致信工部、吏部尚书，说明情况，希望主持公道。后在李鸿章的力保下，对周馥的参奏被撤销。十月，周馥调署长芦盐运使。
十四年（1888年）三月，周馥升任直隶按察使。奉委会同海军统领丁汝昌等议订《北洋海军章程》，六月，入京陛见时，醇亲王也多次接见他，详细商讨海军章程等事。次年四月，“户部以直隶旗地迷失甚多，既不交租，又不完粮，不如清查归公，以补缺赋”。李鸿章即委周馥会同藩司松椿，筹设直隶清赋局，制订“清赋章程”，切实调查。
十六年（1890年）九月，周馥赴旅顺验收船坞工程，以督饬洋员船坞按期竣工，奉旨赏头品顶戴。翌年，周馥随同李鸿章视察北洋海军，他深感时事艰难，一旦发生战事，防务堪忧。有鉴于此，他曾密告李鸿章“北洋用海军费已千余万，只购此数舰，军实不能再添，照外国海军例不成一队也。倘一旦有事，安能与之敌！”他认为朝官皆书生出身，不懂军事，毫无远虑，若情扩军增费，“必谓劳费无功”，若至势穷力绌，必归过北洋，彼时有口难诉。“不若乘此闲时，痛陈海军宜扩充，经费不可省，时事不可料，各国交谊不可恃，请饬部枢通同速办”。“言之而行，此乃国家大计，幸事也；万一不行，我亦可站地步。否则，人反谓我误国事矣”。李鸿章哀叹：“此大政须朝廷决行，我力止于此，今奏上必交部议，仍不能行，奈何！”周馥的这些顾虑，不幸被三年后的甲午战争所验证。
光绪二十年（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清廷饬李鸿章“派兵往剿”，周馥曾就战守之策，向李鸿章“力陈三事”，均被李鸿章采纳。平壤、黄海之役后，李鸿章制订了旨在防御京畿重地、东省根本，然后厚集兵力，规复朝鲜之地的作战方阵，被光绪帝批准。李鸿章即委周馥“总理前敌营务处”，周馥于八月初二日离津，经山海关，于二十三日抵沈阳。此时，各军由朝鲜败退，海防吃紧，粮饷不济，李鸿章又委周馥兼“总理后路粮台”。周馥即在凤凰城、辽阳州等地设局转运粮械，并亲至摩天岭、营口等处收集溃勇，调护诸军。十月，由于大连、旅顺相继失守，周馥又赶往前线筹办饷械转运等事。但由于“军械粮饷，转运采买，萃于一身”，而“各军无主帅，亦乏粮械，节节败退”，“若将饷械送前，恐军败资敌，存后又难以时接济”，故周馥深感忧虑，以至成疾。翌年正月，李鸿章把他调回天津，前敌运务交给袁世凯接办。《马关条约》签订后，周馥“自请开缺”，回籍养病。
对于甲午战争的失败，周馥曾写有《感愤诗》五首，以抒发胸中的怨恨与悲愤。其中有：
岂真气数力难为？可叹人谋著著迟；自古师和方克敌，何堪病急始求医！
西邻漫恃和戎策，东海宁逢洗辱时；蠢尔岛夷何负汝？茫茫天道意难知。
十载经营瞥眼空，敢言掣肘怨诸公，独支大厦谈何易，未和阳春曲已终。
二十四年（1898年）十月，李鸿章电招周馥“赴山东襄黄河工程”。次年二月，入京召见。慈禧问及中日之战失败原因时，周馥则将“户部铿费，言者掣肘各事和盘托出，并将前密告李相国之言亦奏及”。又说“李鸿章明知北洋一隅之力，不敌日本一国之力，且一切皆未预备，何能出师！”但“李鸿章若言力不能战，则众唾交集矣。任事之难如此。”慈禧听罢，无言以对，只有长叹。这次召见周馥，原有“授河督”之议，但因“有阻之者”而搁置。李鸿章对此甚为气愤，曾与友人言：“吾推毂天下贤才，独周君相从久，功最高，未尝一自言，仕久不迁。今吾年老，负此君矣。”遂密疏荐之。八月，周馥简放四川布政使。
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五月，义和团运动爆发，八国联军入侵中国。慈禧、光绪匆忙逃亡西安，命李鸿章与庆亲王为议和全权大臣。李鸿章以直隶藩司迁雍被联军杀害，即奏调周馥为直隶藩司，负责“办理京畿教案”。旋又奉旨随同办理议和条款，直至《辛丑条约》签订才回本任。
二十七年（1901年）九月二十六日，周馥在保定接“相国病危，嘱速入京”的急电后，匆忙赶往探望李鸿章。“比至，相国已著殓衣，呼之犹应，不能语，延至次日午刻，目犹瞠视不瞑。我抚之哭曰：‘老夫子，有何心思放不下，不忍去耶？公所经手未了事，我辈可以办了，请放心去罢’忽目张口动，欲语泪流。余以手抹其目，且抹且呼，遂瞑，须臾气绝。余哭之久，不能具疏稿。”
李鸿章的去世，周馥悲痛万分。回想三十余年相随，诸多洋务实业依为臂助，深信不疑。这种始终不渝的知同之情，使他铭感肺腑，一旦永诀，岂能忘怀！他曾赋诗咏志，以示纪念。
吐握余风久不传，穷途何意得公怜，偏裨骥尾三千士，风雨龙门四十年。
报国恨无前箸效，临终犹忆泪珠悬，山阳痛后侯芭老，翘首中兴望后贤。
直隶总督遗缺，清廷即命周馥护理，直至袁世凯到任接篆，才回其布政使本任。
二十八年（1902年）四月，周馥升任山东巡抚，并加兵部尚书衔。因与外国侵略者交涉撤销天津都统衙门、归还津渝铁路等事件未了，故延至七月初才抵济南接巡抚印。时值黄海水涨，惠民、利津等县河堤多处决口，他督率官民筑堤防堵。又因中日战时，德国乘机强租胶州湾，并私修胶济铁路，霸占沿路矿山。周馥以奏开济南、周村两处商埠相抵制，经交涉，德国被迫撤去沿路驻兵，归还矿山。
三十年（1904年）九月，署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次年十一月，因上海英国副领事无故判押华人官眷，并唆使印度巡捕打伤差役，激起民愤，引起互斗，结果3名印度巡捕、3名英国人被打伤；12名华人被杀，引起外交事件。周馥赴上海查办，组织会审公堂审理。他一面缉拿肇事人犯，安抚中外受害之家，一面将应撤副领事、应征西巡捕两事移交外务部处理，事乃平。
三十二年（1906年）七月，调任闽浙总督，未到任。旋又调补两广总督。次年，以年老多病，奏请“回籍就医”。民国十年（1921年）八月二十一，病逝于天津寓所，终年84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