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历史传统与文化的角度看，伊朗与西方斗法的灵活策略无疑深深地植根于伊朗的民族性格与文化传统之中。伊朗对西方外交的文化透视刘中民 伊朗核危机爆发以来的七年间，一直在紧张与缓和中起伏跌宕。在此过程中，伊朗面对美国主导的西方世界的沉重压力，采取了一条既坚定追求“拥核崛起”的既定目标，又从不关闭对话大门的灵活性战略。在这一战略下，伊朗时而强硬十足，时而妥协周旋。在与西方长达数年的对峙中，伊朗既有条不紊地推进了核开发战略，又避免了类似伊拉克遭“政权更迭”的厄运。这其中固然有美国深陷反恐战争泥潭，无法轻易做出对伊朗进行军事打击的决断这一客观因素有关。但如果从伊朗自身的角度看，无疑也与它所采取的刚柔并济、软硬兼施的策略密切相关。而从历史传统与文化的角度看，伊朗与西方斗法的灵活策略无疑深深地植根于伊朗的民族性格与文化传统之中。 波斯帝国传统培育的民族自信 波斯民族有着五千余年的文明史，伊朗经常自诩其文明“比历史还要古老”。早在公元前6世纪，波斯人就建立了世界历史上第一个横跨欧亚非的世界性帝国，其帝国体制对后来的罗马帝国、阿拉伯帝国和奥斯曼帝国产生了重要影响。大流士大帝自称为“万王之王”、“宇宙四方之王”，外界则称伊朗为“世界的中心”、“宇宙的支点”。 在历史上，波斯帝国长期与希腊世界角逐世界霸权，公元前5～4世纪，波斯与希腊相继发生了希波战争、伯罗奔尼撒战争和柯林斯战争三次大规模的战争。波斯帝国虽因此走向衰落，但却早就了波斯民族敢于争霸天下的战略意志。在阿拉伯帝国时期，波斯民族虽在军事上臣服于阿拉伯帝国，但其伊斯兰化的进程长达四个世纪，并相继建立了数个高度自治的地方王朝。蒙古帝国的扫荡和奥斯曼帝国的征服，都未能改变伊朗独立的民族性，其建立的萨法维王朝一直延续至近代。近代英俄两大帝国争霸中亚，伊朗虽沦为二者的势力范围，但它一直是中东反殖斗争和现代改革的先驱，直至巴列维王朝建立。 历史表明，波斯民族是人类历史上长期保持文明延续性的为数不多的民族之一，且长期处在与西方强权争霸或抗争的生存夹缝之中，积累了与西方对峙的丰富经验，造就了波斯人不畏强权、抗击压力的民族自信以及高超的战略思维素养，这无疑是今天伊朗面对西方高压依然能够保持高度团结，并泰然处之的历史积淀所在。 伊斯兰教什叶派文化造就的反强权传统 对伊朗民族性产生重要影响的另一重要因素是伊斯兰教什叶派文化的深厚影响。在皈依伊斯兰教的过程中，波斯民族并没有选择主流的逊尼派，而是选择了具有伊斯兰早期民主精神、平民精神，同时又具有强烈反暴政、反强权传统的什叶派。在什叶派的发展史上，什叶派长期处于劣势，有多位伊玛目（什叶派对宗教领袖的称谓）为什叶派殉难，使得什叶派形成了反暴政、反强权的历史传统。这一传统也恰与波斯的民族性格高度契合，并在其民族性中注入了强烈的悲情意识。 在伊朗的历史上尤其是近代以来的重大历史变革中，诸如近代反帝反封的“烟草抗议”和民主改革，当代推翻巴列维王朝的伊斯兰革命以及随后与美国的对峙，什叶派文化不仅构成了其内部变革的文化支撑，更是抗击外部强权的精神动力。 民族与宗教文化培植的在强权夹缝中生存的平衡术 长期与希腊世界和西方世界抗衡的波斯民族，虽受帝国传统与宗教文化的熏陶，养成了坚韧、顽强的反强权传统，但是受其特有的民族与宗教文化的影响，加之长期处于强权争霸的夹缝之中，波斯民族又同时养成了善于平衡、不失灵活与圆滑的民族性格。 伊朗的古代宗教“拜火教”（又称索罗亚斯德教、袄教）就特别强调平衡。波斯帝国在于希腊的争霸过程早就熟练运用平衡战略和离间术。在波斯对外交往的传统中，“第三方外交”的思维源远流长，即当波斯面临两大对立强敌争霸威胁时，引入第三方强国力量，进而在均势平衡中维持自身的生存。近代在面临英国与俄国两大强敌时，伊朗便先后引入德国、美国等对英俄加以牵制。“第三方外交”的运用虽然有重大的弊端，并使伊朗多次受制于人，限制了民族独立，但它在某种程度上又是弱者的一种重要生存之术。更重要的是培育了伊朗人坚定但不失灵活的民族性格。 在当前的伊朗核外交中，伊朗既利用美欧之间的矛盾，又利用欧洲国家内部的矛盾，同时又试图利用俄罗斯、中国牵制美国；伊朗一方面坚定推进“拥核崛起”的战略，但又不失时机地在强硬与妥协之间进行摇摆，都充分体现了波斯民族强权夹缝谋求生存的高超平衡艺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