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高铁战略落地于萧山,应该从萧山站升格为杭州南站开始,彼时萧山老站规划升级,从2012年末停运重建至2020年恢复通车,按下八年的暂停键打通了城市与城际的轨道交通网络,地铁之所及带动了行业之所变,年轻群体的流动忽然间让萧山帝国卷不动了,经济业务开始让位于滨江与钱江新城。
轨道网络似乎成了帝国之殇,尽管造成大厦将倾的影响更多源自于疫情影响、国际局势变化与国家战略的转向,但南站枢纽对于萧山的虹吸作用,看起来分散大于汇聚;唯一的好处大概是出行方便了,城内穿梭再也不用依赖朝六晚五的公共汽车了,城际轻轨则直通绍兴,让周边成了更好的地方,也捎带上我的游兴,晃荡到了柯岩。
绍兴是历史文化名城,历史追溯悠远,上溯原始社会,下至民国时期,每个时代在政治经济、社会生活和文化领域都有浓墨重彩的表现,名人轶事不盛枚举。精神类产品的一大特点是历史价值,只要赋予独特性与稀缺性,就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增值,在这一点上,绍兴的先辈无疑为其后代留下了叹为观止的宝藏,这里藏着华夏文明的源头之一禹穴禹庙,著有魏晋风流的杰出代表江左名士,也流传着家喻户晓的唐宋名人雅事和明清著名的师爷文化,直到民国生产的文化巨匠,都成了现代绍兴取之不竭财富之源。而柯岩可谓是杂糅了绍兴各代风华的集大成者,其精魂是鉴湖一泓,加上自汉以来四百余年的采石场遗迹,优美的自然地理,辅以宗教刻画,缀以文墨点染,渐成天工石佛、七星岩、三聚同源等柯岩八景,自清代以来声名鹊起。
游览后,把景区主要分成三部分:采石遗址、葫芦醉岛与鲁镇缩影,点缀于一面鉴湖之中,乌篷与画舫穿梭其间,互为勾连,将自然景致、宗教民俗与历史故事揉捏成了有偿消费品,虽然门票并不亲民,但风光也算不差,云骨与天工大佛二岩耸峙,成为柯岩标志性景观。
据史料记载,两石均为隋唐以来采石遗迹,云骨又称炉柱,目测高度三十来米,上有摩崖石刻“云骨”,细文蚁字不可辩;从某个角度看,下部细小,越往顶部越显宽大,犹如一朵云烟袅袅升空,渐散开去,所以又称炉柱晴烟,一炷烛天。
天工大佛高二十余米,由几代石匠在一方石柱中凿嵌一龛弥勒半身像,持手印,敛庄容,似予说法,亦如沉思,顶部形制宝盖状。这让我想起绍兴另一处新昌大佛(《曠世之鴻作江南之敦煌》),开凿于东晋,也是弥勒石刻,但风格与形制迥异,新昌大佛身处佛教道场,是几代僧侣的宏愿巨制,体现了宗教追随者的智慧追求,因此,雕塑意在开示神性光辉;而天工大佛源自于采石劳作的枯燥与危险性,是匠人为祈求平安而营建精神家园,在凿刻时更贴近人性中悲天悯人的情怀。
柯山是饶门山和羊山齐名的古越州三大采石场,其石头质地细密,色泽青灰,有“砚瓦槽”的雅号,多被用作水乡铺桥的石板。采石场遗迹颇为震撼,向里开一座山,向下凿一个洞,绝壁天坑,如削如劈,如切如割,匠心堪窥,尘土飞扬的采石情形早已湮没于绿水青山,火星迸射的叮铛之响也代之以梵音缭绕,估计不会有人留意那道道凿痕与沟壑下累累的深渊,可曾吞噬了多少生命疾苦?
早年间,游览安昌古镇(《安昌古镇游记》)时,到访过羊山,夕阳下呈现了一座采石后废弃的荒凉场与乱石岗,也雕刻着一龛龛佛像,形态各异,有怒目貌,也有飘逸态,野径荒踪,都埋没于凄风衰草之中,极有红楼梦中空空道人行走于青埂之峰的气象。
鲁镇是鲁迅笔下虚构的受封建礼教荼毒的莽荒、闭塞、呆滞的江南小天地,是旧中国乡土社会的缩影。在如今国学文化复兴的背景下,很大程度上显得与传统美学格格不入,但他刻画的浮士侩,的确入木三分的刻画了苟活于社会底层群体的真实面貌,与其说是小说,不如言其为一部平民史,这是历代刀笔吏极少关注、碰触或有意无意忽略的,因为这个群体缺乏美感、亮点与追求,在明灭的光阴中,只配作为时间拂却的尘埃、历史虚化的背景和时代人物的陪衬。
鲁迅的伟大之处正在于斯,它使历史变得完整,让人文更加深刻,也丰富了美学的内涵,开拓了精神的层次,把中国“人”的脊梁端立起来了,先生作品之所绘,如路遥《平凡的世界》,有咀嚼之味,可伴于人生不同阶段,历久弥香。
会稽之渊源流长,越剧之历久弥香,与先贤的爱国情怀,巾帼的侠气遗风和文人的批判精神,在民族精神的形成发展中,包涵了上善若水的韧性与酣畅淋漓的醉意,潜移默化的刻入了民族基因,因此,总觉越州风俗应酿自于黄酒,而黄酒的取材便源自于这万倾碧波,要不如何解释这般深沉雅致、绵厚悠长、久蓄其芳的区域人文现象呢?
更可贵的则是辛与陆的爱国情怀,他们醉里挑灯看剑,铁马冰河如梦的豪情,数百年后被越州儿女继承发扬,开一代革命之先河,涤荡中华大地,使社会万象更新,华夏复兴在望,此中若无衔觞醍醐的加持,又如何说的通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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