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塘跡憶｜走讀德壽宮的宋風雅韻

我想着一个实宋，姑且用一只韩瓶作打开此篇吧。

真实大宋有宫廷资本之风雅，也有生民苟营之惨淡，我想，此瓶可以作为一个朝（时）代的缩影，本相实堪粗粝，配作酒具，充为军壶，本为生存而已；今置雅舍之下，插花其中，一炷香、一张琴、一对饮、一棋事，不亦雅玩乎？

我又想着中国人的实用，乃以两句南宋词走进“宋韵今辉”。

“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南宋已然湮灭于历史之中，不论德寿重华、南宋御街、皇城根遗址等应非宋之“源汁味”，依着腐败的尘与土，捏出一个诗般意象的宋，带着”云与月“的美，我们依托着这个美丽虚幻，完成百千载民族心理的传承，并以这些精神底色为铺设，提取”品味“，附着“风雅”，做一些现代化的”俗事“，如果不算经济帐，盖无宋“潮”之兴了。

也有些纯粹心灵受用如此虚影，“背灯和月”，令人不舍。当我默默的伫着，在那些文物面前，触手乃千年，寂寂地没有故事，一入深似海，唧唧地很有故事，“误入藕花深处，沉醉不知归路”，十年踪迹百年心迷，此生入华夏的宿命，如是也!

南宋定都杭州后，出现了南宋官窑（老虎洞官窑遗址）和龙泉窑等，江南的气候与地理形同水墨，其山水本身便具有飘渺淡雅的气质，这里哺育出来的人物——相对于北方或中原地区的刚猛——有更多的清秀绵柔蕴蓄的特质，环境塑造着人物，人物也在文化产品上回应着地理，因此，南宋瓷在艺术上更符合北宋时期徽宗“雨用过天青云开处，这般颜色做将来”的形容，这种描述在形态上就“很江南”，几乎是信手拈来的风景和审美意识。只从这点上看，王事上颇为废材的宋皇室似乎根本不适合坐镇中原，他们的文艺风流天然的只契合江南，这里的氛围冥冥中“勾引”他们的到来。

宋代是中国瓷器的鼎盛时代，出现了定、钧、官、哥、汝五大名窑，宋瓷在中国陶瓷史上独树一帜，以器形优雅、釉色纯净、图案清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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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说明一点，南迁人口落地生根也为江南熔入丝丝悍气而毋使南宋过于纤柔，南宋士大夫号称“最具人文教养与家国情怀的阶层”，这在纵身于崖山的一跃中爆发出格外耀眼的光芒，宋人“文雅”又不失“气节”的民族特质就此定格，深植于中国社会肌体中，汨汨流淌在每一个人的血液里，它象一束光，穿越近千年，依然印照在我们的生活中。

南宋审美意趣属极简风格，在造型与铺色（尤其瓷器）上不同于唐（唐三彩/较粗朴）、明（大红大紫/较俗）、清（青花瓷较好/雍正时期的器物较雅/乾隆时期用色就较繁复），我把它概括为是“简致淡雅”，似可用一个“PEST”模型来解读。

南宋金银器与唐明清的富丽之风相比，更为素雅和富有生活气息，从中可一窥宋人雅致的审美。

在政治上，北宋皇室特别是宋徽宗——有的古本称他为南唐李煜之化身以亡宋——很有“文艺范儿”，南宋皇室继承了这一点，并亲自下场，领衔翰墨“大雅”之风。一般说来，爱好文艺的领导更倾向于“以人为本”，思想更为开明，统治更重文治，因此，政府开科举扩大统治面，增加士大夫话语权，更有利于思想文化的传布与散播，皇室这些兴趣爱好与审美情趣，可以很好的融通士大夫阶层，并通过组分庞杂的文官系统——据杭州孔庙的统计，南宋时期仅浙江地区就有进士5726人/状元40人——影响社会各角落。

皇室则承袭了北宋皇室的艺术特质，领衔书画艺术的“大雅”之风。朝廷重设翰林诸艺局，并设置御前画师制度，以李唐、刘松年、马远、夏圭为代表的"南宋四大家”的画风不仅影响了明代浙派山水画，甚至远及东洋，为日本画坛所推重。

在经济方面，经济中心随皇室迁移至长江中下游地区，临安是当时全国最大的商业中心，南宋是古代中国手工业发展的新高峰，据记载，临安有四百四十行，从事商业户数有4万余家，社会迅速财富积聚，人间烟火处处新，勾栏瓦肆花正艳，统治者与大批流寓于江南的士人热心“游于艺”，并与本地文化习俗碰撞激荡与融合——“雅俗兼资，新旧参列”——在复古与创新、优雅与世俗中，不断实践着生活的艺术化。

据《武林|旧事》《西湖老人繁胜录》等史料记载，江浙名酒有七十余种，京城临安宫廷名酒、各地州府名酒、民间名酒均汇集于市，数不胜数。宫廷酒有蔷薇露、思堂春、凤泉、流香等；官府名酒有庆远堂、清白堂、紫金泉、庆华堂、万象皆春等；而民间的名酒如皇都春、十洲春等。

南宋商税加专卖税收益超过农业税的收入，改变了之前的历代王朝农业税赋占主要地位的局面。商业经济的繁荣也促进了货币形式的多样化，铜铁钱、金银、具有一定货币功能的纸质票据等同时在市场上流通。

在社会与文化层面，商业经济前所未有的繁荣催生富庶的市民生活与新兴市民阶层的崛起，开启了更为世俗化、平民化的宴游生活方式，也打开了新时代的审美格局，也带动了上层审美倾向的变化，为文化发展奠定了深厚的社会根基。

中国文学在南宋以“词”为最，但随着市民阶层的产生，也出现了话本小说、戏曲等市民文学，实现了由“雅”至“俗”的转变。

帝王倡导以艺载道，尚精尚雅的日常生活容入美学，在文艺的星空下，浙江地区产生了以婺州为代表的“浙学”，形成了以“实事疾妄、崇义谋利、经世致用、兼容并蓄”为特色的人文精神，理宗年间，程朱理学被确立为国家正统，对后世产生重大影响，王国维就指出：“宋代学术，方面最多，进步亦最著。”著名史学家邓广铭也认为宋代“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所达到的高度，在中国整个封建社会历史时期之内，可以说是空前绝后的。”宋代被普遍被认为是“东方的文艺复兴”。

世俗化是宋代城市发展的趋向。宋人的体育运动一改前朝的礼制与对抗性竞技，呈现出娱乐、观赏、体验、休闲的时代特色。从对抗性竞技到非对抗性的体育运动，可以被认作为江南社会对南渡的中原族群在文化特性上的区域化改造。

在科技领域，南宋的印刷、火药、指南针、造船等技术居于世界领先地位，英国学者李约瑟曾说：“每当人们在中国的文献中查考任何一种具体的科技史料时，往往会发现它的主焦点就在宋代，不管在应用科学或纯粹科学方面都是如此。”海上丝绸之路成为中外经济文化交流的主要通道，政府在广州、泉州、明州（今浙江宁波）等港口城市专门设立了市舶司（务）加以管理，与南宋通商的海外国家与地区从宋前的20余个增至60个以上，有学者把南宋视为“世界伟大海洋贸易史上的第一个时期”。

近代著名思想家严复曾言：“中国之所以成为今日现象者，为善为恶，姑不具论，而为宋人之所造就，什八九可断言也。”宋代（南宋）带来的影响，无论是政治理念、思想文化、社会准则亦或是生活方式，无疑都跻身于中国古代最辉煌的历史时期之列，成为古代中国“并重理想与现实，兼备大俗与大雅，是最适合生活的朝代”。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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