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清初诗人吴伟业在《圆圆曲》中有这样一句诗:“冲冠一怒为红颜”,把吴三柱投降清廷和进攻李自成的起义军说成是因为起义军将领刘宗敏把他的爱姬陈圆圆掠为己有。吴伟业把吴李结冤归结于陈圆圆被掠,一是根据史书的记载,二是为了加强此曲的悲怆之意。但从作者的写作意图及全诗的字里行间中,吴三桂和李自成存在着某种合作的倾向是隐约可见的。
据《明史》记载:
“初,三桂奉诏入援,至山海关,京师陷,犹豫不进。自成劫其父襄,作书招之,三桂欲降。至滦州,闻爱姬陈沅(即陈圆圆)被刘宗敏掠去,愤甚，疾归山海··· ···。
由于李自成和吴三桂谈判联合抗清的可靠资料没有发现,所以现在出版的历史书籍对于双方是否谈判过联合抗清都持保留态度,但对于李自成曾对是三桂进行过招降这一点,则予以肯定。
1644年4月25日,李自成的农民军攻克北京,立即置身于抗清斗争第一线。李自成为对抗试图入主中原的清军,以民族利益为重,立即改变策略,对明朝最后一支较为强大的边防军吴三桂进行招降。在进北京七天后,李自成便派人携带吴三桂父亲吴襄的家书、封侯的敕书以及大量金银锦缎,去山海关招降吴三桂,要吴三桂“审时度势,弃昏就明”,告诉他“及今早降,不失通侯之赏”。吴三桂自知他的军队并不足以单独对抗农民军,故在明政权被推翻后,引兵还保山海关,带有观望下形势发展的性质。《庭闻录》记载后得知
“吴襄既降贼,三桂亦以所部之众西行赴降”,
企图进行政治投机,希望在李自成的大顺政权下,仍能保住他的政治利益。但是李自成在北京对原明朝三品以上的大官依除个别以外,《小腆纪年》记载：
“悉拘执,不授官”,
吴三桂在途中又得知李自成农民军在北京城中普遍拷掠降臣中的勋贵高官,吴襄也在其列,家资已被籍没,农民军的阶级路线并未改变。吴三桂认为他不可能在大顺政权中获得高官厚禄,因此拒绝归顺大顺政权,转而乞降清军。他以亡国孤臣的身份致书多尔衮,王先谦《东华录·顺治二》记载吴三桂请求清兵
“灭流寇于宫廷,示大义于中国”。
《清世祖实录·卷四》记载多尔衮立即复书,表示是三桂如“率众来归”,愿
“封以故土,晋为藩王”。
这样,吴三桂和多尔衮沆瀣一气,在山海关附近的一片石向李自成的起义军发起突然进攻。李自成在吴三桂和清兵的合力攻击下,败退北京。
以上说法对于李自成曾向吴三桂发出招降一事是肯定的,但吴三桂对于这些招降如何反应则语焉不详。近来史学界有人认为不仅李自成曾向吴三桂招降,而且双方曾进行过接触,最后还达成了联合抗清的协议。
据史载,李自成到北京后第一次进宫时,特别带来了十六名受保护的妇女其中就有一位叫“吴陈氏”,即为陈圆圆。吴三桂在给其父吴襄的一封家书中称:“儿已退兵至关,预备来降。”但吴三桂听信讹传,以为陈圆圆被刘宗敏掠去,故向驻守山海关的农民军发起进攻,同时派人与清军联系,迈出了投敌的第一步。
李自成得知此事后,仍坚持以招降为主的政策,给吴三桂送去犒师银和吴襄致吴三桂的书信。吴三桂接受招降,由山海关进京“朝见新主”,但在半路上再次变卦。此时李自成看到了问题的严重性,派五万士兵到山海关,以加强防守力量。当李自成接到吴三桂第二次攻陷山海关的报告时,终于被这个反复无常的无耻之徒的卑鄙行径所激怒,把吴襄投入监狱,准备用武力打垮吴三桂。但后来一个新的敌情使盛怒的李自成平静下来,即
“清兵二十万,定于初八起程”,
这使他迅速地改变对吴三桂的策略。他立刻下令“释吴襄于狱”,同时把陈圆圆和吴三桂的两个女儿带在身边,随出征部队起到山海关去,目的是为了拆散清、吴之间的勾结。
李自成到了山海关后,立即切断吴、清之间联系,逼迫吴三桂就范。驻山海关的吴三桂部队陷入了岌岌可危的境地。正在此时,李自成和吴三桂的谈判已告成。据《明季北略》记载:
“自成驻兵永平,三桂使人议和,并请太子。自成命张若麒奉太子赴三桂军中,请各止战。三桂允之,约自成回军,速离京城,吾将奉太子即位。自成请如约。”
另载李、吴还约定:
“如北兵侵夺扰掠,合力攻击,休成相共。”
就是说双方已达成共同抗清的协定。根据协约,李自成把农民军迅速撤离战场,但吴三桂在农民军撤离后,故伎重演,立刻背信弃义地撕毁了协约，面打开山海关大门,迎接清军“分三路进关”,把山海关城移交于清军,另一面与清军联合,向尚未撤走的农民军和民伕发起突然攻击。
李自成从山海关抵北京,还不知吴三桂已背约,故继续履约,“释吴襄家口十五人还家”。后来当他得知吴三桂不仅背盟,还充当卖国贼,才把吴襄及其家属杀掉。无疑,这一独特的说法,为解开这一历史之谜,提供了把新的钥匙。只是这种说法目前还是一家之言,能否成立,有待于史学界的进一步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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