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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三桂到底有没有“降清”?认为他“降清”的三大依据并不充分

吴三桂“降清”,在史学界几乎成为定论。此观点的主要依据大致有三点,即吴三桂勾引清军入关;攻下北京后继续追随清军南下进击农民军,处死南明永历王。

首先让我们了解下吴三桂引清军入关的背景。

1644年3月前后,三股政治势力在动荡的环境下开始角逐。以李自成为代表的农民军发展迅速,攻下北京,推翻了腐朽的明王朝,随即又向全国进军。但把重点放到了保卫北京抵御清军入侵的军事要隘一一山海关上。为了控制山海关,在劝降驻守山海关的总兵吴三挂失败后,便亲率精兵二十万进逼山海关;一直想入主中原的清朝,在闻知农民军攻下北东,崇祯皇帝煤山自缢的消息后,便派多罗睿亲王多尔衮

“统领满洲蒙古兵三之二及汉军恭顺等三王、续顺公兵”“共十四万骑”,

迅速进军山海关,欲夺取山海关,进逼京师与李自成争夺天下。二股势力会于山海关。而代表明朝残余势力的吴三桂,此时仅有大约五万兵力,以这点兵力既不能抗击李自成农民军,又不能抵御多尔衮的清军。而且如果策略不当,两个拳头同时出击的话,很可能会被李自成与多尔衮夹击歼灭。在此严重局势下,吴三桂要么联合农民军抵御清军,要么联合清军抗击农民军。由于吴三桂的本性,以及吴三桂爱妾陈圆圆被掠事件的发生,促使吴三桂决心与农民军血战到底。但面对李自成的二十万大军,吴三桂“恐贼大队至众寡不致”,故决定联合清朝共同对付李自成。这样,吴三桂便在”讨贼复仇”、“为崇祯帝报仇”的口号下引清兵入关了。

那么,吴三桂引清军入关是否说明他已降清了呢?

回答是否定的。其证据有七。

第一,从吴三柱一贯抗清的态度上看,吴三桂不会轻易降清。

在吴三桂任辽东宁远总兵期间曾多次参加抗清斗争姑且不论,就是在明清松锦战役后,明军节节败退,松山、杏山、塔山、锦州等关外重地相继丧失,督臣洪承畴兵败投降、总兵祖大寿受困迫降的情况下,吴三桂在“明之将帅孰不惶惧”之时,态度仍很坚决。原明朝宁远副将,后随祖大寿降清的张存仁曾遗书劝降吴三桂,他以

“明气运已衰,救锦围而松(山)、杏(山)受困,守一城而三城俱失,重臣大帅就俘投诚”

的事实,向吴三桂说明了“大厦将倾,一木难支”的道理,并为其能出了“何若未困先降,勋名俱重”的道路。在吴三桂置之不理后,清廷又让祖大寿亲自出马,  “致书招三桂来降”,但其结果是“答书不从”。

由此可见,吴三桂在督帅、总兵纷纷降清,辽东局势动荡不稳,愈来愈不利于明朝的情况下,经住了诱降,抵御了清军的入侵。所以其抗清态度的坚决,证明他绝不会轻易降清。

第二,吴三桂与多尔衮磋商联军过程中的书信证明吴三桂并未降清。

吴三桂确定了联清抗击李自成的策略后,首先遗书多尔衮请求帮助。其书指出:

“先帝(崇祯)不幸,九庙灰烬”,  “三桂世受国恩,悯斯民之罹难,拒守边门,欲兴师问罪,以慰人心,奈京东地小,兵力未集,特泣血求助。我国与北朝(清朝)通好二百余年,今无故而遭国难,北朝应恻然念之。……乞念亡国孤臣忠义之言,速选精兵,直入中协、西协。三桂自率所部,合兵以抵都门,灭流寇于宫廷,示大义于中国。我朝之报北朝者,岂惟财帛,将裂地以酬。”

吴三桂的此书说明了三个问题。一是他作为大明遗臣,为报国恩,为君父报仇,而“泣血求助”于清朝,并非卖身求荣。二是指出求助的方式是联军作战,  “合兵以抵都门”,以达“灭流寇于宫廷。示大义于中国”的目的。三是攻下京师消灭农民军后,对清朝的报酬是“岂惟财帛,将裂地以酬”,而非将天下拱手让于清朝。

当多尔衮接到吴三桂书后,虽然知道吴三桂并非求降,而是求助,但他仍认为答应吴三桂的条件,就可以毫不费力地进入山海关,这正是多尔衮所梦寐以求的。故在接书后多尔衮当即复书,在赞扬三桂“思报主恩,与流贼不共戴天,诚忠臣之义也”后,《清世祖实录》记载其即劝降:

“今伯(即平伯吴三桂)若率众来归,必封以故土,晋为藩王。一则国仇得报,一则身家可保,世世子孙长享富贵,如河山之永也。”

吴三桂面对高官厚禄不为所动,再次致书指出:

“接王(睿亲王多尔衮)来书,知大军已至宁远。……其所以来助者,实为我先帝,而三桂之感戴尤其小也。……今三桂已悉简精锐,以图相机剿灭。辜王速整虎旅,直入山海,首尾夹攻,逆贼可擒。”

在此书中,吴三桂再次申明“相助”之意,并求多尔衮“直入山海”,以求达到“夹击擒贼”的目的。所以,从吴三桂与多尔衮的来往书信中只能断定吴三桂请清军入关,是为了联合夹击农民军,而非降清后献出了山海关。

第三,多尔衮兵临山海关,吴三桂出迎的言行证明吴三桂并未降清。

当多尔衮兵临山海关,吴三桂与多尔衮会面后,双方便展开了请兵问题的会谈。吴三桂欲“请兵十万为朝廷雪耻。”多尔衮说:

“将军欲建大功,本国何难发兵助阵?恐成功之后不知将军置身何地耳?”

吴三桂答道:  

“桂父子受朝廷厚恩,今日为巨寇弑逆,士庶伤心,神人共愤,桂闻勇士不怯死而灭名,忠臣不先家而后国。今君后俱遭惨弑,桂食君之禄,焉有坐视之理?如必计成败而后行,是有觊觎于衷也。桂今日誓死报国,虽肝脑涂地,亦所不辞,安问其他。”

对此慷慨陈词,多尔衮仅答为“将军姑退,明日再议”。为了请兵,在第二天吴三桂“披发挂孝”,  “痛苦哀恳”。在吴三桂的强烈请求下,多尔衮终于答应出兵助战。他吩咐吴三桂说:

“尔回,可令尔兵各以白巾系肩为号,不然,同系汉人,以何为辨?恐致误杀。”

随后便“令之先行,遂入关”。

从上述记载中可见会谈时双方并未讨论降清问题,更有可据的是《清世祖实录》根本没有有关吴三桂降清方面的记载。而只记载了多尔衮与吴三桂讨论战争问题,因为面对李自成及推翻明政权的二十万大军,战争迫在眉睫。所以他们讨论的应是如何对付李自成,而“实录”记载当为可信。况且如果讨论了投降问题并确定吴三桂降清的话,多尔衮肯定会将吴三桂“封以故土,晋为藩王”,以使他的致三桂书中对吴三桂的许诺变为现实。而“封以故土,晋为藩王”之类的大事,  “实录”是不会漏掉的。

第四,从山海关战役的布置及战斗中可见吴三桂并未降清。

山海关之战对三方都很重要,这是一场关系到吴三桂能否报仇雪恨,重复大明;李白成能否统一全国,稳住天下;清朝能否进逼京师,入主中原的关键一战。所以参加战斗的各方都很重视,在部署、用兵上都很细致。

多尔衮这个多年从征沙场的战将,既有勇又有谋。他面对能征善战,推翻明王朝统治的二十万农民军作了如何布置呢?

了他将吴三桂所率之兵“分列右翼之末”,而当战争开始后,又令这“右翼之末”兵“先与自成兵战”,并且竟让三桂之兵与李自成军“力斗数十合”,这样以弱少的兵力去迎战四倍于己的强悍部队,并令其久战不援,可谓怪哉。但事实正是如此,当吴三桂率兵与李自成军激战之时,清军却在观望,《清史稿》记载:

“然九王(多尔衮)多谋.不肯与自成轻战”而“使三桂为前锋与自成大战于关内一片石”。

当两败俱伤,特别是吴三桂势力损失惨重,不能再支持的时候,多尔衮才率满洲兵参战。从而使得清军保存了实力,吴三桂元气大伤。

因此我们认为:如果吴三桂降清的话,多尔衮绝不会让吴三桂冒险进攻,即使让吴三桂先行冲击,也会随即派清军从侧面牵制李自成军,以减少李自成军对吴三桂军的压力。更不会坐山观望,让吴三桂军去“力斗数十合”才出兵接战,而这一事实,正是历史上多次联军作战中所出现过的。

第五,山海关战役后多尔衮加强了对吴三桂的控制,证明了吴三桂并未降清。

山海关之战以清、吴联军的胜利告终。但就在取得胜利的当天,多尔衮便玩弄政治权术,加紧控制吴三桂。他封吴三桂为平西王,《明季北略》卷20记载随即又

“以步骑兵一万隶平西王”。

多尔衮对吴三桂施展了又笼络又控制的手段,他封王是笼络的表现,而将步骑一万隶属吴三桂,并非欲增加吴军势力,弥补山海关之战的损失,而是在吴军损失惨重的情况下,派一万人是以左右吴军,只有这样才能将这个至今未投降的吴三桂控制住,这也正是多尔衮的目的所在。

第六,吴三桂的檄文可以证明吴三桂并未降清。

山海关战后,李自成大败回京,清、吴联军决定乘胜追击,为了更广泛地联合力量打击李自成,吴三桂便“传檄远迩”。其檄文中提出了

“周命未改,汉德可思”、“试看赤县之归心,仍是朱家之正统”

的口号。这充分证明如果三挂已降的话,他绝不会、清廷也不会让他发出如此檄文的。这一复明之举,恰证其未降清。

第七,吴三挂在攻占北京前后欲立朱明太子的行动证明其未降清。

山海关战后李自成败退永平,吴三桂为“请太子”而“使人议和”。李自成也派使“奉太子赴三挂军中,请各止战”。在李自成接受了吴三桂提出的“约自成回军,速离京城,吾将奉太子即位”的条件后,吴三桂也遵约“顿兵不前",让李自成安全撤走。随即吴三桂又

“传帖至京,言义兵不日入城,凡我臣民,为先帝服丧,整备迎候东官”。

但当吴三桂兵至榆河后,却接到了多尔衮令其“西行追贼”的命令。吴三桂“请护太子入都”的请求未得允许。因而他的奉朱明太子入京即位的如意算盘被多尔衮打乱了,但尽管如此,吴三桂为得到朱明太子而对李自成的暂时妥协以及得到朱明太子后的复明努力,却表现出了他欲力争恢复大明的动机,这是一个投降清朝的“汉奸”所难以做出的。

清、吴联军乘山海关之胜大举进军,很快便进占北京,李自成退到西安。那么,吴三桂为何不把他所请来的军队辞送回去呢?为什么对多尔衮的命令听之任之,而不奉太子入京恢复大明,却续继追击农民军呢?

这是否说明吴三桂已经降清,并充当了清朝的马前卒了呢?

回答是否定的。其理由有四。

第一,清、吴联军虽然攻占了北京,但李自成的农民军并未被消灭。

李自成退往西安,只不过是战略转移而已。而吴三桂要“为崇祯帝报仇”,又因李自成

“杀襄(吴襄,三桂父)于永平,尽屠襄家属”。

君之仇未报,父之仇又增,《吴逆取亡录》载所以

“三桂知家属被害,愤甚。不入城,蹑贼紧追。”

攻下北京后紧跟农民军追击,正是吴三桂强烈复仇心理的体现。

第二,吴三桂的力量与清军的实力相差悬殊。

随着清军的入关及入关后山海关的被控,清军人力、物力源源不断地输入,力量大增,而吴三桂的部队在战斗中却大减,两相对比,实力相差太殊。吴三桂的力量根本不敢与清军抗衡。而且如果吴三桂与清军分裂,甚至再战的话,李自成绝不会放过反攻的机会,两方进攻,吴三桂必然失败。故吴三桂权衡了利弊,仍然把主攻目标指向农民军,以求在进攻农民军中发展壮大自己的势力,然后同清军较量恢复大明。此有二例可证。

一是在追击李自成的战争中,《永历实录》记载吴三桂曾驰檄

“召(徐)会元、(王)光昌会师剿贼”,他们“猝得三桂檄”犹意为大明兴复”。

二是据《李朝实录》记载,对马岛太守义真在给朝鲜王肃宗奏书时说:

“清封三桂为平西王。三桂内怀恢复(大明)之志。”

两条史料均证明吴三桂始终不忘恢复大明这个大目标。所以在此大目标下,他南下,是为了消灭农民军,积畜反清力量。

第三,清廷为了防止吴三桂与之争天下,采取了两手政策。

一手是加官晋爵的笼络,如于顺治元年(1644年)十月,顺治帝刚入京不久,就正式册封吴三桂为平西王;另一手是以重兵控制其南下。在攻下北京时,

“三桂兵至榆河,睿亲王檄其追贼。请入都,不许。”“乞师逐寇”随即便以荣亲王为靖远将军,三桂从。”

以英亲王阿济格控制吴三桂的南下可谓重视。在进军四川时,又以侍卫李国翰监察。

“凡事与墨尔根侍卫李国翰计议而行”。

可见吴三桂已被挟制。

第四,南明政权拉拢吴三桂一直被拒绝。

南明政权如福王等曾多次派人拉拢吴三桂,并送去粮饷以犒劳将士。对此三挂一概拒之。他之所以如此,是时势所迫。《明季稗史汇编》记载福王派侍郎左懋第

“谒三桂,出银币且致福藩意”时,三桂回答道;  “时势至此,我何敢受赐。惟有闭门束甲以俟后命耳”,

这证明在清廷的严控下,吴三桂的宏图很难立展。

上述可知,攻下北京后南下追击农民军余部,并非吴三桂降清后效力于清廷,而是其复仇心理促使,军事上的被控制、驱使的体现。

吴三桂在清军的协助下,进取了陕西、四川,又攻下了云贵二省,迫使南明永历王逃奔缅甸,后来又在吴三桂的叫“请求”下,出兵缅甸,擒拿并处死了永历王。

这一举动是否证明吴三桂背叛明朝;投降清朝了呢?

不是的。  其依据有三。

第一,进军缅甸,处死永历,是清廷的既定方针,而吴三桂只不过是迎合清廷之意,以求取信而已。

《贰臣传》卷3“洪承畴列传”记载,顺治十六年(1659年)八月,清廷曾密令在南方督师的洪承畴

“大兵宜速进缅国,以靖根株”。

从此密令可见清廷之意。事过八个月后的顺治十七年(1660年)四月,吴三桂才上疏清廷。此时吴三桂似已揣摩或闻知了清廷对永历的方针。因为洪承畴与吴三桂关系较为密切,据记载,顺治十六年(1659年),当江南平定,清廷召回洪承畴时,吴三桂曾向洪承畴问“自固之策”,洪承畴答曰:

“不可使滇中一日无事”,

象如此之事都能告诉,可见清廷进军缅甸、处死永历之密渝当也能泄漏。而当吴三桂知道清廷之意后,便假推不知而上书要求擒拿并处死永历,以求掩护自己,取信清廷也是不难理解的。

第二,吴三桂进军缅甸,处死永历是有其政治目的的。

因为他深知永厉王虽为明朝帝王后裔,有一定号召力,但十七年的实践说明永历并非贤君,无治国安邦之能,不能完成反清复明的任务。况且永历曾经联合李定国、孙可望、郝摇旗等“贼”来巩固其地位,这使吴三桂难以容忍。为了完成反清复明的大业,他决心不惜用永历的尸体来遮挡他正在进行的秘密行动。所以他接受了其部将杨坤的建议“先除由榔,绝人观望。为了准备更大的行动,完成反清复明的大业,积蓄力量同清朝较量,吴三桂便处死了永历王,  以达“绝人观望”的目的。

由此我们可以肯定:吴三桂进军缅甸,处死永历王的事实,并不能说明吴三桂已经降清并帮助清朝彻底覆灭明朝,而是为了取得清廷的信任,消其疑心,以集中一切力量组织更大的行动。

为了实现反清复明的目标,吴三桂作了长时间的准备,这些活动似亦应为吴三桂并未降清的证据。因为它是吴三桂引清兵入关后一系列复明活动的继续和发展。

吴三桂进行反清复明的活动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招揽人才,广布党羽。

吴三桂在由北京南下之时,便“阴养天下骁健,收召荆楚奇材”。在同农民军交战中,“将阵获之人抚而不杀”。集揽了大批人才。而且吴三桂常常以“散财给士”的手段,使“人人得其死力”。并且还

“伪为恭敬,虚怀延纳,由是将士乐为之用。”

收揽人才,使之成为死党后,又四处分布。吴三桂入滇后,由于云贵督抚咸受其节制,且“用人吏、兵二部不得掣肘”,所以他便到处分布其党羽,名为“西选”,造成“西选之官遍天下”的局面。他曾命其部将王辅臣为陕西提督,李本深为贵州提督,吴之茂为四川总兵,马宝为云南总兵等,为其进行反清复明做了组织上的准备。

第二,积蓄藩本,训练士卒。

《清史稿》卷474“吴三桂传”记载他

“重榷关市,垄盐井、金铜矿山之利,厚自封殖,通使达赖喇嘛,互市北胜州。辽东参、附子就其地采运,官为之鬻,收其殖,货财充溢,货之富贾,谓之藩本”。

吴三桂以此积蓄藩本,正是吴三桂所赖以进行战争的经济基础。《明季稗史汇编》记载,与此同时,吴三桂

“专制滇中十余年,日练士马利器械”。而且“治军严整,号令肃然,电守攻战之宜无不毕具”

训练土卒,整备器械正是为了反清。

吴三桂经过长时间的准备,积蓄了力量,逐渐强大。等待时机的到来。所以当康熙欲限制其权,并准备撤藩之时,吴三桂便举起了反清复明的大旗。

结束语

总之,我们认为吴三桂自与清军联合,引清入关之日起直至再次举起反清复明大旗他始终没有降清。但是,我们不否认吴三桂是一个“善持两端”之人,即使他举旗反清后仍如此。闻清廷处死其子吴应熊,便洒泪日:“今日乃骑虎矣。”从引清兵入关到后来一系列的行动,他都有“持两端”的行为。既从事反清复明的工作,又干了一些不利于反清复明的事情,因而往往造成人们的误解。但只要我们具体深入地分析,还是能得出一个客观的结论—吴三桂并未降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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