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500座的“小城之春”换到1500座的露天剧场“站台”，张艺谋的大师班刷新了平遥国际电影展的排队记录。不出意外，这一刻应该是今年平遥国际电影展的最高峰。人们依旧很认可张艺谋的分量，为他所讲述的那些幕后故事放声大笑、奋力鼓掌，也为能多了解到一点这位著名导演的下一步动作而兴致勃勃。
作者 | 江婧怡手工外链网上个性签名iphone5s与iphone5c的区别
10月11日早上5点47分，高雨辰给我发了一张照片，是他在平遥电影宫“小城之春”影厅外拍的。他和他的朋友刘康已经到了，为的是抢到今天平遥国际电影展张艺谋大师班的位置。他们站在了队伍的最前面。
前一天，我们在平遥电影宫斜对面一家小面馆里偶然相遇。他们从济南来，是山东师范大学电影专业的大三学生。高雨辰是山西晋中人，从家门口开车到平遥只要四十分钟，但这回是他第一次参加平遥国际电影展。第一天的行程，他们安排了一部印度电影《籽苗》，电影红毯，开幕仪式，和有张艺谋映前交流的《红高粱》展映。张艺谋刚出现在“小城之春”，高雨辰立刻发了一条朋友圈：就在眼前了。
对他们来说，张艺谋算是今年最大的咖，也是这次平遥影展最值得期待的一部分，但他们更喜欢去年的阵容，“有李沧东，还有是枝裕和。”韩国导演李沧东的大师班也是去年影展的排队之最。
但这个纪录今年被张艺谋刷新，免费入场的大师班提前5个小时就开始排队，队伍从“小城之春”影厅一直排到了电影宫门口，以至于平遥国际电影展艺术总监马可·穆勒在张艺谋的群访中途冲进来宣布，由于参与人数过多，大师班的举办场地临时从500座的“小城之春”换到1500座的露天剧场“站台”。
不出意外，这一刻应该是今年平遥国际电影展的最高峰。与开幕日明星红毯的场面有诸多相似之处，排队的人群听到一点风声便伸长脖子、举起相机，想要一睹被称为“国师”的张艺谋的真容，为了保护张艺谋而紧紧跟随他的数位保安，脸上神情也同昨日维护红毯秩序时一样严肃。今天的大师班就是电影爱好者的追星现场。
这次变动造成又一次混乱，上千人调头冲向“站台”，原本排在最前的高雨辰和刘康两个人最终没有坐到第一排，幸运的是他们最终以“听说凌晨就来排队的年轻人”的身份被张艺谋挂在口边。在我们三个人的群聊里，我感慨着他们五小时的等待，高雨辰紧跟着回复，“以真心换真心。”
人们依旧很认可张艺谋的分量，为他所讲述的那些幕后故事放声大笑、奋力鼓掌，也为能多了解到一点这位著名导演的下一步动作而兴致勃勃。
相较于亢奋的人群，这次来平遥，张艺谋的状态更为轻松自在，窝在导演椅里，和贾樟柯聊了一个半小时的电影往事。刚完成七十周年国庆联欢的导演任务，又将最新完成的电影《坚如磐石》送审，工作暂告一段落的张艺谋这次大概真的只是来领个奖，同记者、影迷以及老朋友们聊聊天。
以下自述由三声根据平遥国际电影展大师班“张艺谋：为了电影的每一秒钟”对话记录整理。
我们这一代人年轻时谈不上有特别长远的理想，尝试画画、摄影这些，也只是因为在工厂没有事情可做，培养一个爱好让自己不要觉得无聊而已。后来改变命运，还是因为中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那个年代结束了，大学恢复了高考，那时候我已经28岁，后来的故事大家也都知道。
拼命争取上了电影学院摄影系是我改变命运的第一步。贾樟柯上电影学院的时候已经有了拍电影的梦想，我可不是。我在工厂干了七年，只是想有个大学上就可以不当工人了，理所当然觉得，未来我就是干这份工作的了，当时并没有觉得这对自己会有如此重大的意义。现在想起来，没有当初就没有今天，跟贾樟柯坐在一块做大师班对谈。
其实那个时候电影学院只是刚刚恢复，并不像今天有那么系统的教育，更要紧的还是社会在训练我的电影创作，包括我的处女作《红高粱》。
刚才贾樟柯说《红高粱》作为一部处女作却呈现了某种成熟感，我觉得这很大程度上受到了两个方面的影响。首先是影片所处的时代。我们那个时代百废待兴，全国人民都非常关心文化，都在进行民族、历史的反思，有大量的美术和文学作品，是一个非常可爱的时代。你在这当中寻找到的故事、所受到的影响势必带有那个时代的烙印，所以呈现了某种超越我们自身年龄的更丰富的一种思考，那个时代每个人都是这样的。
其次就是性格。我自己迄今为止还是希望语不惊人死不休的状态，包括做各种大型活动，总是希望有所创新，在方方面面都能表现出独特性来，有时候也会体现为一种不顾一切的勇气，在色彩、画面、音乐上求极端、不留后路。像《红高粱》里，赵季平最早给我们吹音乐是一把唢呐，我觉得不过瘾，就跟季平说，能不能把几十把唢呐搞到一块儿去。他说那样就吵得不行了，我说咱就要吵，所以最后电影里就是四十几把唢呐齐吹，很刺耳的呐喊，就是要吓你一跳的感觉。
当你个人的性格和那个时代碰到一起，处女作就会呈现出来一种本质的东西，就好像是这个人一辈子都不会改变的那个样子，所以我很在意处女作。当年我看《小武》，也很典型地体现了贾樟柯的性格，我觉得直到今天，贾樟柯还是关注当下、关注普通人、关注底层人的命运，完全跟我那个大喊大叫的时代不同。
我总是希望有一些不同，哪怕这种不同被别人抨击、诟病。我也不太爱惜自己，也不装大师，还是希望保持心态的年轻。因为拍一个成熟的、完美的作品谈何容易，我觉得我拍到现在还是做不到，还莫如追求一个特点，去追求一种自己想要表达的感觉。
像《大红灯笼高高挂》，其实是根据苏童的小说《妻妾成群》改编的。人家写的是南方，因为我在山西拍过《老井》，对山西比较熟悉，看了乔家大院以后感觉很震撼，我要不拍，后头肯定别人就拍了，当时就想把故事改到这来。
乔家大院上头有个二层，有一天我就坐在二层往下看，突然看到那种方方正正的特别严谨的透视线，“没有规矩哪来方圆”这八个字就浮现出来，那我想，我们就拍这个“规矩”吧，于是把这个故事彻底改了，拍这样一种充满象征和隐喻的视觉造型风格。
当时的摄影师是赵非，也是我的同班同学。我跟赵非说，你摄影机搁这别动，咱们就这么方方正正，永远有透视线。就故意用一种极端的风格，用一种绘画的方式去拍。那时候侯孝贤是我们的监制，他说你的院里怎么没人呢，在哪吃饭，在哪打水呢，卫生谁打扫啊，生活的东西没看到。他很含蓄地告诉我，但那时候感觉我也听不进去。那时候其实是自觉和不自觉地在寻找一种造型风格，让这种造型风格成为你的故事的一种承载。
今天让我拍，也许不一定拍这么极端的作品，人有了阅历，总是顾虑比较多。所以那种不顾一切去追求的大胆和勇气，还是呈现在《红高粱》和《大红灯笼高高挂》这样两个完全不同的作品上。
拍完《红高粱》以后，顾长卫的一个朋友要投资拍我的下一部电影，那时候可以说是第一个跟私营公司合作，还挺先驱的。
当时张罗着要拍王朔《我是你爸爸》那一类作品，与《红高粱》是完全不同的类型。后来那个剧本不成型，我就想放弃了。当时顾长卫说人家筹备已经花了三十多万了，这在当年是很大一笔钱，你必须再给人家拍一个。于是我拿了我一个朋友的剧本，一看，劫机，还有台湾背景。那个时候其实谈不上商业电影不商业电影，没有什么概念，感兴趣就拍了，钱也花得不多，花了一百多万，也就是《代号美洲豹》。
今天看来《代号美洲豹》就是商业电影，完全是一个新的尝试。但当时我们那个时代讲思考，讲深刻，没有人讲娱乐，连娱乐这个词都没有，所以《代号美洲豹》出来，评论界一片骂。我们也觉得很没面子，觉得拍砸了，所以后来多少年都不提这个事，感觉像走麦城，只说过五关斩六将。其实现在想起来，那个电影挺好的，可能搁到今天还挺成功。
后面到《英雄》，好像一切都按部就班，是我到了一个阶段自然而然的变化，其实那时候完全是无意识的。而且当年《英雄》是按文艺片准备的，用了像《罗生门》的结构，四段式、五段式，然后讨论一个永远说不清楚的问题。
我自己一直喜欢武侠小说，男的嘛，都幻想当英雄，武艺高强，仗剑走天涯。当时觉得港台都拍了那么多古龙金庸了，我们自己编就借了荆轲刺秦王这样一个典故。编得差不多了，剧本已经成型了，《卧虎藏龙》石破天惊，横空出世。
我们都很沮丧，但当时我们的制片人是江志强，非常有商业眼光。他就跟我说，导演，拍啊，现在市场很好，机不可失，国外都愿意买。后来他就问我要不要梁朝伟、张曼玉、李连杰，我说这可能吗，这么大的咖。我印象很深，之后我们拍的时候需要找一个配角，他说你要不要甄子丹。后来我看媒体评论说，这个阵容恐怕史无前例。
当时我和江志强说，可能有个15匹马到20匹马差不多了，他说太少了，80匹、100匹吧，就把我给斗起来了。这样一下，我就开始走极致。秦尚黑，我就让秦全是黑的。可是那80匹、100匹马都不是黑的，各种颜色都有，我们就花钱，给马焗油，请了好几家理发店的工作人员。我印象中马刚焗出来，穿上黑盔甲，大家都说秦兵的马队来了，像乌云一样地过来了，成了。但是很遗憾，到真正开拍的时候都褪色了，焗早了。那时候因为也没有特效，特效很少，后面就用不同的颜色来划分。这样，就拍出来这样一部《英雄》。
当时我就觉得很过瘾，能有这么一个大制作，这么多大演员，但还是按照自己的爱好和理解去拍。后面真没料到，公演的时候《英雄》居然成为一个大话题，全年票房八亿多，我们两亿五，中国当年全年四分之一的票房，是不得了的。要用今天的票房成绩来看，那都是一百多亿的票房。
今天大家愿意给它中国第一部大片这样的赞誉和肯定，但当年随之席卷而来的就是批评。那时候我们对票房没概念，也不觉得票房高是一个很得意的事情。我很在意大家的评论，很在意首都文艺界的评价，结果看人家都说我这个电影思想有问题，意识形态、价值观有问题。
像今天，能有这么高票房，我肯定睡觉都会笑起来，因为今天我们基本上可以说是以票房论成败。当年还是不一样的，所以《英雄》其实也是无心插柳。当然这是一个阶段，我们都说好电影是不会以票房论成败的，但是基本现在在大众那里，还是票房高了就是好。
其实拍电影越多，越觉得好电影难拍。每个人心目中好电影的标准不同，所以总是会用一个最高的标准，横向、竖向来进行对比，来找自己的缺点，总是希望能前进能学习。这也是我现在的心态，所以马不停蹄。我是愿意拼命工作的人，我就是喜欢拍电影。
从去年开始到今年，我有三部电影。《一秒钟》是我自己的青春记忆，是写给电影的一封情书；《坚如磐石》是一部警匪片，过了国庆也已经送审，是一个独特的，我自己从来没有尝试过的类型；今年年底我准备拍《悬崖之上》，是一部谍战片，在东北雪乡拍，很希望拍出真正的冰天雪地，这也是一个新的尝试。我也很愿意尝试不同风格的作品，跟不同的团队合作。
感觉我现在是中国电影最忙的一个导演，几乎每年都想拍新电影，如果一年没有一个新的电影项目在运作，就会觉得很虚度光阴，所幸身体比较好，没什么大毛病。
电影的创作过程已经成为我生命的一部分了，我们常常开玩笑自嘲说，像我们这些人啥也干不了，就只能拍电影。但其实是内心有一个强大的声音，一直在促使你去做这样的事情。每一个导演心中总是有一团燃烧的火。其实很多电影拍出来无人问津，很多年轻导演不断地遭受挫折，但是你看他心中那团火不会熄灭。这就是电影。已经不是简单的为道良谋，也不是追逐名利，就是喜欢。
但其实我拍电影的节奏快慢，也不是自己控制的。我是赶上了看中的剧本，迅速地调整之后我就可以拍。坦率地说，我现在的身份就算职业导演吧，我们是用画面、节奏、电影语言讲故事的人。虽然我们可以拍作者电影，但未必是一个纯粹和典型意义上的作家。职业导演就应该发挥我们的强项，给我提供好剧本，这样我就可以多拍几部电影。我觉得做导演最幸福的就是你碰到一个好剧本，你稍做调整就能拍，我觉得这是最不耽误时间的。
我觉得现在中国最缺好编剧。现在中国电影市场好，坦率地说，千军易得，一将难求，就是碰上一个好剧本是很难的。当然有很多导演自编自导，十年磨一剑，也没问题。但是我这个人闲不住，可能我没那么深刻，我就希望尽快拍东西。大部分时间，导演挑剧本就像你逛商店，逛淘宝，你也不是缺什么，就是浏览，看一个东西觉得不错，钱也到位，你就把它买了。这就是我们导演的想法。
我觉得这样子更自由，更把你的情感放在第一位。随心所欲地去碰撞、生活，让它给你一些启发和灵感，而不是处心积虑地自己安排自己，给自己弄一条正确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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