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王朝在“天子守国门，君王死社稷”的悲壮中落幕了，此时广大的南方地区并未受到波及，且人口众多经济富庶，如果卷土重来，胜负尚未可知。
即使退一步讲，在历史上，东晋和南宋偏安江左，也能坚持一百多年的时间，延续中华国祚。
然而令人大跌眼镜的是，作为南明正统的弘光朝廷，坐拥半壁江山，却不堪一击，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土崩瓦解，为后人留下了无尽的叹息，其背后都有哪些原因呢？
弘光朝廷
由于崇祯帝在南迁的问题上犹豫不决，不光身死国灭，太子也在城破后下落不明，导致王朝没有合法的继承人，而藩王却有很多，大臣们基于各自立场，推举他们认为合适的皇帝人选。
当时与崇祯血缘关系较近的有福王朱由崧、惠王朱常润、桂王朱常瀛、潞王朱常淓，根据老朱家的名字按五行相生的顺序。
可以明显看出，福王是崇祯帝的同辈，而其他三王是崇祯帝的叔辈。
自古以来，正常的继承顺序都是父死子继、兄终弟及，没有拐回去传位给叔叔的道理，而且惠王、桂王远在广西，远水救不了近火，所以综合来看，福王是最合适的。
崇祯
然而福王朱由崧有另一层身份，他的父亲朱常洵是万历皇帝最宠爱的儿子，万历有意立朱常洵为太子，遭到了当时东林党人的一致反对，最后不得不立长子朱常洛为太子，即泰昌帝，立朱常洵为福王。
正是因为这个历史恩怨，一些东林党人害怕朱由崧即位后，会对他们不利，于是也顾不得天天标榜的伦理纲常，认为朱由崧不够贤明，应该立杭州的潞王朱常淓为帝。
史料记载朱常淓擅长书画音律，古语说玩物丧志，未必就真的贤明，而且朱常淓是万历的侄儿，血缘是最疏远的，拥立潞王完全是私心作怪。
双方争执不下，东林党大佬史可法空有报国之心，却优柔寡断，谁也不想得罪，搞出个不伦不类的折中方案，拥立桂王为帝，同时推举潞王为天下兵马大元帅，暂时主持局面。
福王政权
可想而知，这个提议不但没有解决争端，反而使问题更加复杂化了，朱由崧联络了主要军事将领“江北四镇”，准备以武力登基。
庐凤总督马士英眼看自己要被架空，且随时都有爆发内乱的危险，当机立断，明确表示支持朱由崧，并率兵南下将朱由崧护送到南京对岸的浦口。
面对既成事实，包括东林党在内的南京群臣只得拥立朱由崧即位，年号“弘光”，但党争并未就此停歇，紧接着就发生了南明三大案：妖僧案、伪太子案、童妃案。
妖僧案是一个法号大悲的和尚，自称是逃难的王爷，在受到讯问时，他又胡言乱语，说潞王才应该继承皇位，使福潞之争再起波澜。
马士英
伪太子案更加离奇，鸿胪寺少卿的家仆穆虎遇到了一个少年，少年自称是崇祯帝的太子。
消息披露后，朱由崧派人前去审问，据一些崇祯时期的老臣描述，此人确实与太子相像，但问起一些细节，比如他的外公叫什么却答不上来，一时真假难辨。
朝中的各路势力和朝外的各路军头，拿这件案子大做文章，互相攻击。
因为朱由崧不得人心，很多人宁愿相信太子是真的，搞得上下一片乌烟瘴气，并成为弘光覆亡的导火索，我们下面具体再讲。
朱由崧
童妃案是一个姓童的女子自称是朱由崧的妃子，朱由崧却说不认识她，将其下狱审讯。
一开始她承认是周王府的宫人，可是几天后又突然翻供，说是朱由崧在逃亡的路上勾搭的自己，后来失散了，这次来是认亲的。
朱由崧大怒，让亲信对童氏严刑拷打，最后死于狱中，这下彻底说不清了，轻者指责朱由崧薄情寡义，重者甚至说朱由崧是假冒的福王，所以不认识童氏，才选择杀人灭口。
在几个月的时间里就接连发生了三件大案，而且都指向了朱由崧的合法性问题，幕后主使暂且不论是谁，这样一个四分五裂的朝廷就是空架子，只需要清军轻轻一推就会倒下。
朱由崧
弘光帝的登基，借助了江北军头们的力量，他们分别是驻守徐州、泗州的高杰，驻守凤阳、寿州的刘良佐，驻守淮安、扬州的刘泽清，驻守滁州、和州的黄得功，合称“江北四镇”。
此外还有一个驻守武昌的左良玉，左良玉是个老军阀了，经常不听朝廷调遣，但是他兵强马壮，又控制上游，朝廷只好用怀柔手段，封他为宁南侯。
朝中的党争开始后，各自拉拢武将作为外援，于是军头们也分为两大派，左良玉与东林党高层早有交往，因此倾向于东林党；
而江北四镇因为拥立之功，与弘光帝和马士英等站在一起，随着党争日趋激烈，马士英、阮大铖被指为“阉党”，军头之间矛盾也公开化了。
阮大铖
在这种情况下，他们根本无心作战，而是拥兵自重争权夺利，挟制朝廷以得到更多的好处。
其实在清军刚入关的时候，大顺军主力西撤，山东、河南等大片区域处于无政府状态，如果此时南明挥师北上，即使不能击退清军，也能将防线前推，占据更好的战略态势。
可是他们忙着福潞之争，根本没有时间，也没有意愿去考虑收复失地的问题，坐观清军追击李自成，在华北站稳了脚跟。
左良玉更不是东西，他打不过李自成，就打着清君侧和追查伪太子案的旗号，顺江而下直取南京，弘光帝惊慌失措，急令江北四镇勤王。
李自成
清军看准时机，由豫亲王多铎率军大举南下，江北四镇中的刘良佐、刘泽清，几乎想都没想，带着二十多万部队降清，而左良玉也病死在进军途中，他的儿子左孟庚被推为军主，也率领八十万（存疑）大军降清。
高杰早先死于内乱，黄得功还在与左孟庚交战，南京一下子门户打开，兵部尚书史可法赶到兵力空虚的扬州，抱着必死的决心与清军作战，无奈寡不敌众，兵败不屈而死。
清军攻陷扬州后，又连下镇江等地，直逼南京，弘光帝朱由崧逃到黄得功营中，留守南京的亲贵大臣开城投降。
多铎
多铎命刘良佐追击朱由崧，黄得功见大势已去，自杀殉国，他的部下挟朱由崧降清，弘光政权宣告灭亡。
而事实证明，这些不战而降的南明部队并不是战斗力不行，在被清朝收编南下作战的过程中，有时表现得比清军还要卖力，而且极其凶残，著名的“嘉定三屠”就是降将李成栋所为。
谁能想到，被弘光朝廷倚为长城的百万大军，竟然变成埋葬自己的掘墓人，我们也只能感叹一句：人心散了，队伍不好带了。
李成栋
因为明朝是被李自成推翻的，清军入光时就打着为崇祯报仇的旗号，以收买人心。
南明的一些书呆子们信以为真，不知道吴三桂已经降清，还以为他是借清兵恢复明朝社稷。
弘光朝廷加封吴三桂为蓟国公，准备从海上接济他十万石粮、五万两白银，在得知吴三桂剃发易服，被清廷封为平西王后，才发现闹了个大乌龙。
但这并没有使弘光朝廷警醒，他们仍然站在自己的立场，认为大顺、大西农民军是贼寇，而视满清为“夷王”，希望能够借清军来镇压农民军。
李自成
少数有远见的官员上书反对，如吏科给事中章正宸认为朝廷应当自强，否则清军一旦饮马长江，华夏之人都要披发左衽；
兵科给事中陈子龙认为联虏平寇的策略，就像当年宋朝联金灭辽和联蒙灭金一样愚蠢，应该趁清军西进的时机，出兵侧后，使清军首尾不能相顾。
可是包括弘光帝和马士英、史可法在内的执政者，只想偏安江南，没有进取之心，害怕贸然进兵会得罪满清，使自己面临两线作战的窘境，这只能说是自以为是的小聪明，却没有分清谁是敌人谁是朋友。
上梁不正下梁歪，在联虏平寇路线的指引下，无论是镇将还是地方官，都抱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心态，对抗清毫不热心，这在南北要冲的山东境内表现得尤为突出。
史可法
山东境内的士绅和百姓组织起自卫武装，日夜盼望南明的王师，可是左等右等就是不来，有识之士痛骂马士英、史可法等人“鼠斗穴中，虎逸柙外”，可以说是非常贴切了。
南明任命的地方官大都不敢上任，即使派人去也是在辖区内宣诏巡视，敷衍了事，更有甚者耍起两面派手法，既做着明朝的官也做着清朝的官。
比如一个叫凌駉的兵部职方司主事，参与当地民军驱逐大顺政权的行动，可是当这支队伍降清后，他又跟着清朝委派的官员做事，因为表现良好，经人举荐后被清廷提拔为兵科给事中。
他给清廷上书用顺治年号，却用明朝的旧印盖章，同时也一直在和弘光朝廷互通消息。
史可法
李自成意外死亡以后，大顺宣告终结，按说这时弘光朝廷总该认真起来，正视清朝了吧？然而江北四镇借口粮饷不继，逡巡不进，刘泽清唯一一次派兵突袭临清，还是为了报私仇。
面对虎视眈眈的清军，弘光朝廷寄希望于和谈，幻想与清朝划江而治，派使臣前往北京，结果自然是碰了一鼻子灰，不久，多铎率大军南下，敲响了弘光朝廷的丧钟。
到后来的永历朝，南明君臣才终于醒悟过来，吸收了大顺、大西军的余部共同抗清，但此时南明的范围只有西南一隅，人力财力都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最终灭亡只是时间问题。
即使在这种濒临绝境的形势下，南明仍然热衷于内斗，李定国、孙可望、郑成功不和，进一步分散了抗清的力量，所以说南明守不住半壁江山没有什么可奇怪的，它不亡才是没天理。
顾诚.《南明史》.光明日报出版社.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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