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杰克老师
编辑/杰克老师
皇城与外城是中国古代都城空间结构最重要的分化。
城市与郭的关系由原来的“尊西”、“坐西朝东”的空间结构模式转变为魏晋南北朝以后，“坐北朝南”和围绕皇城的东、南、西三座外城，逐渐由原来的“多宫”制向“单宫”制转变。
最终形成了外城围绕皇城、皇城围绕宫城的“重城”都城空间结构，形成了棋盘格式的中轴线。
唐宋时期，是中国封建社会历史上一个大变革的时期。通过对唐宋都城空间形态演变特征的考察，弄清了唐宋时期社会意识形态、政治制度、经济结构等诸多领域变革的轨迹。
在中国古代城市发展建设史上，都城的空间结构最能反映传统中国社会等级分化的特点。
中国历史上有200多个都城，是不同历史时期城市的最高水平，是中国古代城市建设发展史的代表，也是城市规划研究的重要对象。
通过对中国古代都城的研究，我们可以更深刻地认识中国城市建设发展史上的一些规律性的东西。
限于研究的篇幅，只选取了对封建社会发展有较大贡献的隋唐北宋三个朝代为例。
由于城市发展的历史传承，历史上都城时期的规划格局对现代城市仍有很大影响，是现代城市历史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
积极深入地研究古都，对后资本时代城市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由于都城的重要性，在中国都城发展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一整套的都城体系。
这一体系主要包括三层含义：一是建都地地理条件的评价理论；二是建立与资本相伴的资本设立制度；三是具体规划设计的理论和方法。
随着时间的推移，首都城市的空间布局从封闭到开放，从分散的“集聚结构”到集中的“嵌套结构”，从不规则到规则再到不规则。
空间组合模式，节点元素数量不断丰富，路径系统由单一向多层次演变，成为城市布局的发展轴，空间区域由简单的区域街区演变为综合空间组合模式。
在隋唐时期，它是一个“方”的城市“轴”结构。
中国古代都城建设的理想空间结构是规则的方形，但由于地形等诸多因素的影响，与前朝都城相比，唐代长安城最突出的特征是接近“方形”的空间结构。
唐代长安城的另一个显著特征是整个城市的“轴线”结构。隋唐以前，都城也有轴向结构，但这些轴向结构存在于都城的局部或单一的群体中。
唐代长安城的轴线不仅是对称的主轴，而且是景观轴线和交通轴线。宋元时期为“菱形”和“三环”镶嵌结构。
北宋东京城是一个三环套的城市空间结构。外城，也被称为郭城，类似于一颗钻石。内城的布局类似于钻石。
皇城位于内城西北部的中部，布局大致呈方形。这样，宋东都就形成了内城围绕皇城、外城围绕内城的“钻石”式空间结构。
在明清时期它是“凸”极“轴”的结构。明清时期，皇城是北京的核心，皇城是国家行政机关。外城环绕皇城，呈南宽北窄的凸形空间结构。
3.1不完整的三套城市和广场平面
唐代长安城由外城、皇城和宫城三部分组成。最外面是外城，中北部是皇城，皇城的北端是宫城。宫殿城位于首都北部的中部。
宫城北墙是外城的一段，平面为正长方形。皇城在宫城的南边。它北与宫城的一条街隔开，东西与宫城同宽。
皇城平面也是一个规则的长方形，“东西五里115步，南北三里140步，十七里150步”。
3.2严格的轴对称和棋盘图案
曹魏冶城之前，都城的中轴线只存在于一组建筑群或局部地区，并没有形成一条严格的贯穿全城的中轴线。
汉魏洛阳城
东汉洛阳城虽有略中轴线的形态，但由于南北两宫的分离，中轴线并不十分严格。曹魏冶城中轴线开始贯穿整个城市，中轴线成为隋唐都城布局的显著特征之一。
在宫城里，“三朝”的三个殿堂：外朝、中朝和内朝，都在同一条线上。在皇城中，祖先、社会、官府衙门等都是按照轴线对称排列的。它不仅是一条建筑轴线，更是一条对称轴线，
3.3互不相容的政治经济功能空间
隋唐长安城继承了北魏洛阳外城的规划传统，随时随势而发展。隋唐长安城将政治功能空间划分为宫城、皇城和元城三个区域。
隋文帝创造了皇城制度，将宫门前的传统区域发展为皇城，使整个政治区域形成南北两城的特殊形态。皇城里没有住所。
皇城的主干道是从皇城南部的承天门到皇城南部的朱雀门承天门大街。也是整个皇城规划的主轴。
皇城内所有的师都是按照这条轴线布置的。宫城社区是唐代长安城政治活动区的主体。王城社区只是王城的领导者和政治功能的辅助者。
3.4经济活动为主的综合性功能区
唐代长安外城以坊里为地域单位，第一是市坊，第二是住宅坊里，在外城中所占比例最大。
4.1外城的三重嵌套空间结构
北宋时，东京有三堵墙。中心的皇城曾经是唐朝宣武节度使的所在地。第二个是内城，也被称为旧城，宋初也称为网城。第三个是内城的外围，被称为外城，也被称为新城或罗城。
北宋的皇城也被称为宫城和内紫禁城。皇城的前身是唐之州宣武节度使牙蜀城，五代四朝时用作皇宫。
北宋的皇城是以洛阳为模型建造的，但其规模远小于洛阳唐宫的九里三百步。皇城位于首都中心略偏西北的位置。
内城作为东京的第二道城墙，最初是唐朝汴州的州府。在宋朝，内城是保护皇城的缓冲区，因此其军事地位非常重要。
外城建于后周君主柴荣统治时期。与后周相比，尽管北宋东京外城的长度变化不大，但其质量确实有了显著提高。
特别是增加了一些军事防御设施，如塔楼、护墙、马面等，并在城墙外修建了宽阔的护城河。
4.2方形平面布局类似钻石
东京是一个宫城、内城和外城的三环结构。与隋唐时期的长安、洛阳不同，宫城在内城西北偏北，符合“择中心建宫殿”的传统体制。
北宋东京
内城基本上是在外城的中心。由于内城偏东，外城也偏东。外城是最外层，被内城从四面八方包围着。
外城的布局也类似于钻石，内城的布局也类似于钻石。三重城中只有皇城是方的。
4.3 中轴对称的空间布局结构
宋代都城与唐代长安城一样，也有一条南北轴线，这是其空间结构的主轴。中轴线北端起皇城宣德门，向南过州桥，出内城朱雀门，经龙津桥至外城南浔门，全长约5公里。
通衡大街位于南北中轴线上，是皇帝祭祖、南郊大典、出宫的主要通道。宫城是都城整个空间结构的核心。
以宫殿南北中轴线的延长线作为整个城市规划的主轴，突出了宫殿城在整个首都空间结构中的核心地位。
4.4自由灵活的城门布局
除了沿河门和望春门外，内城门的四面墙并不对称。除开元门和汉徽门外，东、西、北、南各门不对应。
北宋东京城沙盘
由于外城是在旧城的基础上扩建的，所以外城门的位置受到内城大门位置和从内城向外延伸的道路的影响，也就是说，从内城延伸到外的道路太长，造成了外城门的不对称。
唐代长安城城门的名称表现了统治阶级的儒家传统和观念，而东京城门的名称则打上了鲜明的地域交通和经济地理烙印，是城门区流动人口增加和经济功能增强的生动体现。
东京的水门以通津、山立等利于商业流通的吉祥名称为基础，更强烈地表达了水路运输的商业和经济意义。
4.5开放的街巷和复合功能空间
北宋末年，东京的城墙被攻破，城市体系崩溃，居民自由活动的空间和时间不再受到限制，商业活动的空间扩大，商店站在街上，深入小巷，与居民区混杂在一起。
街道既是空间单元的边界，又是空间间隔连接的纽带。它不仅具有交通功能，更是商业活动的载体。与唐长安的道路系统相比，减少了人为的强制封闭，突出了人性化和灵活开放的氛围。
5.1三套城市结构逐步完善
隋朝和唐朝的长安由宫城、皇城和外城组成。宫城位于朝南的北面，皇城位于宫城的南面。外城从东、南、西三个方向防御宫城。
宫城、皇城和外城都是方形布局。北宋时期的东京由宫城、内城和外城三部分组成。宫殿城市的尽头位于城市的中部。三座城墙的布局只有正方形，内城和外城的布局类似于菱形。
如果我们以宫城为中心，从三座城墙组成的平面布局结构来看，就是从不完整的三座城池到完整的唐宋三座城楼。
这种布局结构对隋、唐长安前朝的规划建设体系有一定的借鉴作用。宋代东京的建设更多地受到古城布局的限制。
根据不同的物理和地理条件，两者因地制宜。
然而，无论是唐代长安的宫城位于南北，还是宋代东京的末端位于中部，宫城都是规划结构的核心，体现了皇帝“不偏，以中为尊”的礼仪思想，也表达了皇权至上的规划理念。
5.2都城空间总体布局趋于自由灵活
唐代长安城的道路系统，东西南北呈直角相交。纵横街道将外城分为方城和东西城。每个空间单元呈方形，排列规则有序，整体布局为方形棋盘格。
宋朝时，宫城东京处于中间，以皇城为中心的主干道连接四门。道路系统呈不规则的网格状。
四条运河穿城而过，交通功能增强，河流与街道布局功能呼应互补，形成首都[3]的水陆交通体系。
这样的道路系统划分的城市空间单元呈现出灵活自由的布局。同时，与唐代长安相比，宋代东京门无论是相对位置、数量、种类还是门名的世俗化，都表现出自由、灵活的特点。
5.3经济和生活功能空间结构相对开放
唐朝长安棋盘式的规则、方形空间布局与严格的城市管理制度相结合，形成了封闭的方城结构。
居民在方的活动受到限制，有严格的时间限制。在街上开门或开商店是不可能的。东西城市的商业活动受到限制，面积有限，对商业时间也有严格的限制。
到了宋代，在城市商业经济大发展的形势下，坊制瓦解，街市新结构诞生，都城经济功能增强。
城市的大街小巷店铺林立，夜市繁华，商家通宵经营，商业空间和时间大大扩大。
商业空间的布局结构越来越复杂。依托宫城政治中心，形成了中央商务区，增强了中心区的复合功能。
空间布局是一种客观存在，它被活跃在其中的人所感知。它既有物质属性，也有精神属性。人是空间的主体，是空间的创造者和接受者。
没有人，空间布局将失去意义。现代城市地理学对城市空间布局的理解并不局限于城市物理环境的范畴。、
城市空间布局被认为是在社会发展的特定阶段，各种人类活动，包括政治、经济、文化活动和自然因素相互作用的综合结果。
城市总体空间布局由物质空间形态和非物质空间形态构成。是各种城市活动的一种地域性呈现。它与城市空间结构本质上是一样的。
当然，人类社会是在不断发展进步的过程中。城市必须随着形态的变化而适应人类的需要。
尽管城市作为一种物质形态有其自身的规律和相对的稳定性，但人类社会的进步和各种城市活动的变化，必然导致城市形态的变化，城市形态将处于变化发展的动态过程中。
从唐到宋，随着社会政治经济和思想文化领域的变革，唐长安和宋东京两个都城在不同时期的空间布局发生了变化。
布局的变化以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变化为背景，最终导致社会经济文化和居民生活方式的重大变化。
两都空间布局演变的实质是，唐代长安强调封建王权至上、严谨有序、和谐统一的空间布局演变为宋代东京自由、灵活、人性化的空间形态。
当然，事物的发展分为两个部分。虽然长安城的空间形态充满了理性的光辉，但空间结构却完全被空洞僵化的形式所束缚。
“有礼貌”扼杀人性和人情，追求理性而非实用性已经制约了城市经济和文化的发展。
宋代东京自由灵活的布局虽然充满了人性化情结，街道两旁的餐馆展示了首都的繁荣，城市空间狭窄，人口密集，火灾频发，商业空间和生活空间杂陈，使得城市在喧嚣中呈现出混乱和无序。
从夏商到隋唐，中国古代城市的布局演变成一个日益清晰、规则、严谨的过程。夏商时期，城市的整体形态松散而混乱，没有明确的主体结构。
从西周到春秋战国时期，形成了稳定的大小城市体系，西城和东外城的连接城市较多。还有一些位于外城中心的城市。
秦汉时期，内城和外城融为一体，有宫殿、房间、商店等场所。从曹魏冶城到隋唐长安城，城界分明，宫城居中，轴线对称，优劣不一，方城规整。
隋唐长安城达到了封建社会封闭严谨的都城布局的顶峰。从唐代到宋代，都城的空间布局从封闭严谨的顶峰开始崩溃。
北宋东京传统的封闭市场体系被废除，出现了街头市场。城市形态从规则到自由无序的变化，似乎是中央皇权从权力巅峰的坠落，但这意味着城市获得了巨大的经营空间，开启了中国封建社会后期城市街道市场形态的新阶段。
由此可见，唐长安和宋东京是中国古代都城开发建设链条中的重要环节，具有承上启下的作用。
唐宋时期是中国封建社会历史发展的一个重要变革阶段，表现在社会文化意识形态、经济结构、政策制度、城市建设等诸多领域。
这首都是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缩影。首都发展的许多方面都会受到社会变革趋势的影响。
首都的空间布局将生动地反映社会变迁过程中的一些特征。因此，对都城高分辨率空间形态的研究，可以探索那个时代社会发展和城市发展的一些轨迹。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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