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周本纪》记载了一场发生在西周初期，史称“三监之乱”的重大变乱：
周公恐诸侯畔周，公乃摄行政当国。管叔、蔡叔群弟疑周公，与武庚作乱，畔周。周公奉成王命，伐诛武庚、管叔，放蔡叔。
即周武王去世后，其弟周公摄政，辅佐年幼的成王。此时，被派遣监督殷商遗民的武王另外三个弟弟管叔、蔡叔、霍叔联合原本的监视对象，殷周王的儿子武庚及东夷诸国，反叛周王室。周公乃联合召公奭，亲率大军东征平叛，历经三年，杀死管叔和武庚，流放蔡叔，平定了这场叛乱。
这场叛乱虽然被铁腕镇压，并未动摇周天子的统治根基，但由于这件事情发生在西周建立不久，而且是由姬姓诸侯带头引发的，这说明即便是姬姓王族，也不见得会完全臣服周王室统治者。这就显现出西周统治者所需要面对的一个重大政治难题，即，在分封制下，国土广袤，封国众多，周王室所能直接控制的区域仅为京畿一隅，在这种情况下，如何确保诸侯对周天子的忠诚?
根据诸多史料显示，西周初期的统治者对所分封的诸侯并非毫无防范，除前面提到用姬姓诸侯国监视殷商遗民之国外，周公执政时，又制定礼制，对诸侯的势力和权力进行了诸多限制。为确保诸侯对周天子的忠诚，加强周王室对诸侯国的控制，武王、周公等西周初期统治者在国家的顶层设计上，进行了精心的筹划设置。
在本人的《从周宣王致鲁国之乱浅谈夏、商、周三代宗法制度的形成与发展》一文中，对西周的宗族制度进行了简单论述，从根本上说，西周的分封制有着浓厚的宗族制度特色。
虽然不同的史书对于西周所分封的诸侯国数量记载有所差异，如《左传·昭公二十八年》记载，“姬姓之国者四十人”；《荀子·儒效》则记载周公执政时期“立七十一国，姬姓独居五十三人”，而《左传·僖公二十四年》说姬姓封国有26个。关于西周统治者到底分封了多少诸侯国不在本文考察之列，但无论哪种说法，对于姬姓王族占据了全部封国中的大部分比例是确定无疑的。
对姬姓诸侯国来说，其对周天子的服从缘自于两方面，其一是国家制度要求，周天子作为天下共主，是国家的最高统治者，诸侯作为臣子必须服从。其二是宗族制度要求，姬姓封国的国君与周天子属同一宗族，则周王室的宗族制度便适用于姬姓封国之中。按宗族制度中的大、小宗规定，周天子为周王室宗族中的嫡系大宗，诸侯国君为小宗，小宗必须承认大宗的领导地位，服从大宗的统治管理，这就为周天子控制和干涉姬姓诸侯国内事务提供了依据，如鲁武公九年时，周宣王就干涉了鲁国太子人选的确立。
大量分封姬姓王族，使之占据封国的多数，再将其控制在国家制度和宗族制度的双重框架内，以大宗控制小宗，以小宗拱卫大宗，这就是西周初期统治者所设定的国家安全基石。
在军事方面，西周统治者秉持“强干弱枝”的政策，对周天子和诸侯国所拥有的军事力量进行了区别规定，以确保周天子对诸侯拥有绝对的军事优势。
据相关出土的西周时期青铜器所镌金文记载，在西周早期，周天子实际拥有驻扎在镐京的“宗周六师”和驻扎在雒邑的“成周八师”，14支军队，每师约3000人，合计4万多人。至西周晚期，随着军制的变化，军一级的编制单位出现，周天子所掌握的武装力量随之增加，并且明确成文规定了周天子和诸侯所掌握军事力量的区别，按《周礼·夏官司马·叙官》记载，周天子和诸侯国的军队编制分别是“王六军，大国三军，次国二军，小国一军”，每军兵力是“万有二千五百人”。 这样，按照当时规定，周天子掌握的常备军事力量达到了7万2千人，而诸侯国中的大国兵力也不超过4万人，周天子由此对诸侯国形成了兵力上的优势。
利用兵力优势，周天子经常召集仆从国与其共同讨伐“不臣”的诸侯，强加自己的统治意志。如上文提到的周宣王干涉鲁国太子确立事件，导致鲁国发生变乱，周宣王所属意的鲁懿公被杀，鲁人另立新君。其后，周宣王出兵伐鲁，重新确立了鲁国国君。
西周统治者立法限制诸侯的军力规模，既是明确周天子与诸侯地位尊卑的区别之一，也是总结了殷商败亡的历史经验教训，通过拉开周天子与诸侯国的军力差距，来确保王室的军事安全。
周天子对于所分封的诸侯国并非放任不管，由其独立自治，而是对其权力有所限制，所谓“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即制定礼乐和出兵讨伐敌人只能由周天子决定，实际上不仅是礼乐征伐，即便是诸侯想要在国内实行教育，也必须经过周天子同意，《礼记·王制》中记载，诸侯要兴办学校，必须“天子命之教然后为学”。
除此之外，周天子对于诸侯国进行掌握控制的重要措施还有设立监国制度，《礼记·王制》记载：
天子使其大夫为三监，监于方伯之国，国三人。
请注意，这里的“三监”与本文开头提到的管、蔡、霍三人有区别，管、蔡、霍三人其实是执行驻军监视殷商遗民任务，而周天子以大夫担任的三监则是监国制度所制定的官职。方伯即地方诸侯，周天子派遣其大夫长期驻留诸侯国，代表天子监察诸侯国的事务，每国派遣官员三人，其职责是为周天子监理所派驻之国的政治、军事、礼法等事务，并向周天子汇报反馈。《左传·僖公十二年》记载，周襄王想要以上卿礼节招待管仲，管仲推辞不受，理由是“臣，贱有司也，有天子之二守国、高在。若节春秋来承王命，何以礼焉？”。这里的“天子之二守”，即为周天子任为上卿，以监理齐国的国懿仲和高傒两个齐国大夫。
值得一提的是，这一制度为后世王朝所继承，成为朝廷对地方进行监察的重要制度，如秦代的监御史，西汉的刺史等。
西周统治者虽然想方设法采取多重办法进行上层制度构思和建设，以掌握控制天下封国，确保诸侯对周天子的臣服，但这种制度构思是基于西周初期所处的国家环境，没有充分考虑到形势的时间变化，就产生了诸多无法避免的弊端。
其一，宗族制度的影响和制约随着时间的推移会逐渐松动乃至消失。三监之乱说明，即便是当时与周天子和周公血缘关系尚近的姬姓诸侯，也未必会严格遵守宗族制度，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诸侯与周王室的血缘关系更是越来越疏远，在这种情况下，宗族制度对于诸侯的影响力和制约就会越来越松动，直至消失。
其二，对诸侯的军事优势难以持久。虽然西周统治者规定了天子和诸侯所能拥有的军事力量规模，以保持周天子对诸侯的军事优势。但实际上，这种优势难以持久，一是天子之军未必百战百胜。在西周历史上，周天子的军队遭遇过多次毁灭性打击，如周昭王和周宣王在进行对外战争时，都遭遇过全军覆没。二是随着诸侯国力的发展和互相之间的征伐吞并，诸侯国的军事力量也随之壮大，超过了周天子。
其三，监国制度存在着设计缺陷。监国为西周创造性设置的国家治理制度，但在制度设计上，存在着两个缺陷，一是监国为世袭制，难以保证监国大夫的后代也有能力承担这一责任。二是监国大夫永久驻留所监察国家，极易与被监察国成为利益共同体。这两个缺陷导致了西周监国制度在历史进程中逐渐名存实亡。
除宗族制度、军事制度、监国制度外，西周统治者还设计了朝拜制度，要求诸侯定期朝拜周天子，以表示诸侯的臣服和忠诚。并且，周天子还通过巡视天下、率领诸侯征伐戎人、夷人等方式增强威信。但无一例外的是，这些制度都经不起时间的考验，也就不能阻止诸侯对周天子越来越疏远。
总的来说，西周控制诸侯国的方式存在着经不起时间考验的重大缺陷，这一缺陷源于分封制本本身所存在的弊端，即封国过多，诸侯拥有权力过大等。因此，西周统治者所设计的控制管理诸侯的许多制度更像是一种补漏洞的行为，以本身就有缺陷的制度去弥补另外一个有缺陷的制度，就决定了这些制度难以经得起时间的考验，无法成为长期有效的管理机制。
当然，我们不能以现代的眼光去苛求古人，西周统治者在国家制度的设计上固有其时代局限，但他们的探索尝试也为后人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教训，部分制度措施为后世王朝所继承改进沿用。可以说，西周在国家制度方面上承殷商，下启后世，为中国古代国家制度的建立，起到了的启示作用。
参考史料：
《史记》
《左传》
《荀子》
《周礼》
《礼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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