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初始元年十二月癸酉朔（公元9年1月15日），假皇帝王莽逼迫年幼的皇太子刘婴禅让，自己即天子位，摇身一变成为真皇帝，改国号为“新”，史称新莽。
王莽成为皇帝后立即大力改制，颁布并施行了一系列改革措施，试图为新王朝开创新气象。但是他的锐意改革不但没有成功， 反而使得社会民怨四起，动摇了统治的根基，加之汉室刘氏皇族的反扑，王莽的新朝仅仅存在了14年就灭亡了。
昙花一现的新莽朝虽然存在时间短，却让中国历史上第二个大一统王朝的延续出现了断裂。按照历史经验，王朝的更替，天下的改朝换代几乎都是伴随着残酷的斗争流血，十分艰难，但王莽的篡汉却是在相对平稳的过程中发生的，流血也相对较少，除刘氏皇族宗室和少数忠于汉室的臣子们，天下臣民们几乎没有多少强烈反应。
事实上，贵族权臣在较小的动乱下推翻现任君主自己当上皇帝的事例不独王莽一家，后世有曹丕代东汉、赵匡胤代后周、武则天代李唐等。但曹丕是在其父曹操架空汉献帝多年，自然而然登上皇位；赵匡胤是依靠手中掌握的军事力量登基；武则天则是以皇后、皇太后之尊临朝称制多年，又以武氏外戚及附庸掌握权柄而成。而当我们深入去研究王莽登上皇位的过程，就会发现，王莽这条相对顺利的称帝之路，和后世这几例皇帝有着完全不同的轨迹，他的背后有一个强大政治之手在推动着这一切的发展，那就是西汉的儒士集团。
一、儒士集团对王莽代汉改制的支持
王莽的代汉称帝，并非一夜之间登顶，而是自阳朔三年（公元前22年）进入朝廷中枢起，到初始元年（公元9年）逼迫刘婴禅让，历30年，期间经历政治斗争的起伏，王莽每次都凭借儒士集团在舆论上为其摇旗呐喊，推波助澜，从而在权力的台阶上走得越来越高。
当时的几位名儒，在王莽代汉改制过程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刘歆：西汉儒学经学家。为王莽主管礼乐制度，以儒家经学理论为王莽造势，为王莽的“国师”。
孔光：孔子十四世孙。任大司徒时与大司空彭宣推荐王莽复任大司马。
孙阳：名儒。新莽朝时封地理侯，实施井田制的核心人物之一。
张邯：西汉经学家、名儒后苍弟子。新莽朝时任大长秋，实施井田制的核心人物之一。
张竦：名儒杜邺弟子。与陈崇联手上奏章称颂王莽，为王莽塑造个人形象。
陈崇：南阳名儒，王莽亲信官员，新莽朝成立后，为监军，镇压反莽起义。
这些名儒，在当时或名动天下，或身居高位，或出身名门，均依附在王莽羽翼之下，并为鹰犬，为其获取更高的权势而谋策使力，至于其他朝野间的儒士为王莽声援呐喊者更是不计其数。儒士们为王莽的关键助力有如下几次：
第一次：永始元年，长乐少府戴崇、侍中金涉、胡骑校尉箕闳等人，“皆当世名士，咸为莽言，上由是贤莽。”，他们进言的结果，使得王莽在汉成帝心目中树立了“贤人”的形象，不久，王莽先后受封新都侯、骑都尉兼光禄大夫加侍中，步步高升。
第二次：元寿二年，大司徒孔光和大司空彭宣，两人皆是当世大儒，位列三公，两人推荐之前因政治斗争而免职的王莽再次出任大司马，结果是王莽官复原职。又由于当时汉平帝年幼，于是“太后临朝称制，委政于莽。”，王莽再次把中央权力牢牢抓在手中。
第三次：元始四年，朝野儒士八千多人上书，请求为已经贵为“安汉公”的王莽加封，王莽被任命为“宰衡”，后又加九锡，位列三公及诸侯王上，王莽的政治地位进一步上升。
第四次：元始五年，以儒士为主的群臣向王太后上奏，请求王莽代行皇权，以天子身份行事。于是王莽“服天子韨冕，背斧依于户牖之间，南面朝群臣，听政事。”，称为“假皇帝”，成为实际上的皇帝。
第五次：初始元年，太学生、梓潼县儒士哀章伪造祥瑞“金匮图”、“金策书”，云王莽为“真天子”，又在文中捏造所谓辅国佐政大臣十一人，献给朝廷。王莽借此机会，逼迫王太后交出传国玉玺，令刘婴禅位，终于，王莽“御王冠，即真天子位，定有天下之号曰'新’。”
王莽就是这样在朝野间儒家士林这股巨大的力量推波助澜下，一步一步走向了权力的巅峰。
在王莽封安汉公，加九锡的208年后，东汉末年的一位小名唤作阿瞒，大号名为曹操的权臣有样学样，也封魏公，加九锡，成为东汉帝国事实上的统治者，帝位触手可及，俨然翻版的王莽。但曹操的依仗，主要是武人的“刀把子”，而王莽的凭借，更多是儒士的“笔杆子”和“嘴皮子”。从另一个角度上来说，西汉正是亡于儒士之手，这对于“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武帝以后的西汉统治者来说，不能不说是个极大的讽刺。而一向以“三纲五常”为道德标准，强调“事君以忠”的儒士们，在当时为何支持作为臣子的王莽推翻汉家君主呢？
二、儒士们支持王莽的深刻原因
汉武帝采取儒士董仲舒之策，“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儒家在政治地位上得以大大提高，但儒士们也很快发现了一个尴尬的现实：汉武帝虽然将儒家思想确定为国家的主流思想，但汉武帝本人及其之后的西汉皇帝在治国方略上却实行的是“外儒内法”，骨子里仍然是法家思想，儒士们的所追求的以周礼为基础的礼乐制度下的“圣人之治”根本没有建立的机会。
汉元帝刘奭为太子时，十分喜爱儒家思想，向其父汉宣帝进言重用儒士，汉宣帝一言道出了皇帝们对于儒家的真实看法：
可以说，“霸王道杂之”，就是汉武帝以来三代西汉皇帝的根本治国方针。而意识到太子对于儒术的偏好会影响到将来的政局的汉宣帝，发出了“乱我家者，太子也！”的担忧。
汉宣帝一语成谶。太子刘奭即位后，是为元帝。元帝大量任用儒士为臣，为今后的儒臣把持朝政埋下了隐患。
至成帝时，儒士已经遍布朝野，而王氏外戚的专权，也为王莽的崛起奠定了基础，而王莽的出身言行和政治理念决定了儒士集团将其视为推行儒家政治制度的最佳带头人。
1.王莽的出身言行被儒士视为同道中人
王莽出身于外戚贵族，父兄高官辈出，家世显赫，在王氏外戚专权的当时，是有可能进入权力中枢的。而王莽自己受过良好的儒家教育：“受《礼经》，师事沛郡陈参，勤身博学，被服如儒生。”。陈参为当时名儒，经学大家，王莽为其弟子，自然也是儒士一员，就被儒士们视为同道中人。而王莽所表现出来的言行，如“事母及寡嫂，养孤兄子，行甚敕备。”、“宿卫谨敕，爵位益尊，节操愈谦。”、“劳遗其师，恩施下竟同学”等行为，十分符合儒家思想中的道德标准。所以在儒士们的眼中，王莽就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而一个出身高贵，将来可能拥有极大权力的儒士，更可能是一个有益于儒家的人。
2.王莽的政治理念符合儒家理想
儒士们的政治理想是什么？他们到底想要建立一个什么样的社会制度？儒家的创始人孔子十分推崇周礼：“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并一心想要恢复西周制度。儒家先师的这一理想，就被后世儒士们奉为圭臬。西周制度作为儒家理想中的完美社会制度，几百年来在儒家士林中传颂着，向往着，并努力推行着。然而，即使是好儒的汉元帝，大量任用儒士为官，也没有想要按照周礼来建立儒家心目中理想制度的意思。在儒生遍布朝野的西汉后期，当朝虽然有孔光、刘歆等大儒身居高位，但他们没有大的政治野心和政治手腕，也就谈不上大力推行周礼制度。这不能不让许多儒士们感到十分失望。他们迫切需要一位既崇尚儒家思想和制度，又能掌握上层权力，又又有足够，出来建设他们的“理想国”。
元始四年（公元4年），在加封“宰衡”之后，王莽“起明堂、辟雍、灵台，为学者筑舍万区”，并召集名儒十一人，收集并讲授儒家经典。尤其是兴建的明堂、辟雍、灵台，都是记载于《周礼》等儒家典籍的西周祭祀、教育、天文机构，在儒家理论体系中更是意义重大。王莽的这一措举，立刻在天下儒林间引起了轰动，他们确认过眼神，王莽就是那个“对的人”。而王莽也不孚儒家众望，代汉称帝后，立刻推行了一系列改革，从官僚制度、社会制度、经济政策、货币政策，乃至军事政策，桩桩件件依着周礼来，所表现出来的政治理念，更是高度契合儒家理念。
当然，王莽无疑是有着自己的政治野心的，在权力的欲望和算计下，无论他的复古式改革是出于自己原本的政治理念还是为了迎合儒士集团的政治理想，在客观上都起到了建立儒家政治制度的作用，实现了儒士们数百年来梦寐以求的理想，儒士们对他的支持，就是理所当然的事。
3.王莽与儒士集团是互相利用的关系
王莽与儒士集团的合作，并非是你侬我侬，郎有情妾有意的两情相悦，而是基于政治利益的互相利用。王莽需要儒士集团的鼓吹来帮助他塑造形象，掌握舆论，铺平称帝之路；儒士们则需要王莽来实现他们基于周礼的政治理想。
按说，新朝初立，刘氏宗室仍在，天下尚未完全心服，对统治者来说，当务之急是尽可能减少事端，度过这一段过渡时期，以控制全局。但王莽在登基称帝后头一年就急不可耐地开展了一系列轰轰烈烈的改革，改革内容是建立基于周礼的儒家理想中的社会制度。这种急于改革的做法，有王莽自身的儒士政治理想所在，也未必没有想要讨好儒家士林的想法。从当时来说，并不是所有人都支持王莽的代汉，如王莽的老师陈参及其父亲陈咸，在王莽篡汉后拒不在新朝做官；东郡太守翟义更是起兵反莽。王莽天真地以为，只要按照儒家的理想改革建立起“圣王”时期的周礼制度，就能够获得所有儒士的支持，其政权就稳固了。
然而，这种基于自身利益的相互利用一旦遭遇政治上的风暴，双方就背叛之如弃敝屣。为新莽管理经济的羲和（大司农）鲁匡本为名儒，王莽称帝后，鲁匡秉持王莽之意制定“五均六筦”经济政策，结果导致工商业凋敝，民怨沸腾，于是王莽“左迁鲁匡为五原卒正，以百姓怨非故。”，成为王莽失败政策的替罪羊。“国师”刘歆，最后因图谋劫持王莽事败而自杀；那位因献“金匮图”和“金策书”而使王莽借机走出代汉最后一步的儒士哀章，更是在王莽死后投降了汉军。
讽刺的是，当初刘歆等名儒们以儒家经典以及“天人感应”之说牵强附会为王莽争权称帝造势，但王莽称帝后，天下蝗灾干旱连年，灾难不断，按照“天人感应”的说法，也属于“人君不德,谪见天地,灾异娄发,以告不治。”的“天怒异变”，然而拥立王莽的儒士们，大多数对这一切却集体无视失声。
王莽的代汉改制，可以说是儒家思想的一次实践试验，新莽朝的覆灭成为儒家思想发展的转折点，儒士们认识到，一味复古，依着周礼照葫芦画瓢的结果是“不顺时令，百姓怨恨”。从此以后，儒术依然是社会主流思想学说，儒士们也依然遍布朝野，但他们不再追求照着周礼临摹社会制度，而是转向了道德精神和价值观的建设。
参考史料：
《史记》
《资治通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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