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兴五年（公元227年），蜀汉丞相诸葛亮在北伐曹魏前，作《出师表》，文中提到自己对汉室衰败原因的看法：
文中提到的“桓、灵”，是指东汉时的汉桓帝和汉灵帝。桓帝时，宦官专权，卖官鬻爵盛行，政治腐败，发生了党锢之祸，桓帝本人荒淫无度，后宫嫔妃宫女无数。 而灵帝更是耽于享乐，宦官专政和党锢仍在延续，天下糜乱，终于爆发了黄巾起义，并由此埋下了东汉王朝倾颓的祸根。后世的古代知识分子们常将东汉覆亡的缘由归根于桓、灵二帝的昏暗。然而，东汉衰败乱象的根源，早在立国之初，一代英主光武帝在位时候便已现端倪，经历东汉历代朝廷的发展，直至桓、灵二帝时无可挽回。
中国古代历史上的地方豪强，是一类不可忽视的存在。秦汉之际的地方豪强大族，出自原战国六国贵族、地主后裔和秦汉王朝的贵族、功臣族人，在历史的发展中不断兼并土地，成为一股强大的政治力量，足以动摇天下形势。章太炎就在《訄书·定版籍》里说：“豪彊之暴，酷于亡秦 。”
东汉建立后，光武帝刘秀大封功臣外戚“功臣增邑更封，凡三百六十五人。其外戚恩泽封者四十五人。”，然后“帝方以吏事责三公，故功臣并不用。”。即收回了功臣们的兵权，封以土地和爵位，在政事上以三公为负责，不重用功臣，避免了功臣们恃功而骄，给政权带来不稳定。
不过，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光武帝的这种做法，虽然消弭了当前的不安定因素，但这些获得大量土地赏赐的功臣外戚们，原本就是豪强的更加壮大；原本不是豪强的就成为新的豪强，反而埋下了另一个隐患。当然，我们也不能以现在的“事后诸葛亮”心态来苛求古人，结合当时的形式来看，光武帝的做法也是必然的政治妥协之举。
刘秀的起事、称帝离不开豪强的支持。刘秀作为南阳汉家刘氏宗族，自己本身就是地方豪强一员，其母樊氏、姐夫邓晨，都出身南阳地方豪族。他的起事，还联合了南阳的另一地方豪强大族李通的势力。刘秀被推举为帝，也是麾下反莽豪强势力拥立的结果。从这方面来说，刘秀也难以对自己的支持者下狠手。
地方豪强势力短时间难以卒除。豪强势力在东汉初立时已有相当的规模了，不少豪强在地方上俨然庞然大物，势力盘根错节，根深蒂固。如皇后阴丽华的家族，亦为南阳大族，“田有七百余顷，舆马仆隶，比于邦君。”，而且南阳阴氏还是政治势力较弱的家族，至于那些族内高官辈出的豪强，其势力更是可想而知。强行剪除他们，必然要引起天下动荡，对于刚刚建立的东汉朝廷是难以承受的。
豪强阶级的壮大，使得他们的贪欲也随着膨胀，以至于到了敢于反抗朝廷的地步。
建武十五年（公元39年），朝廷为了掌握国内田的情况，“诏下州郡检核垦田顷亩及户口年纪”，这一政策触动了豪强地主们的利益，于次年建武十六年发生了抵抗朝廷的动乱，地方豪强大族组织武装力量，“攻劫在所，害杀长吏。”，其中以“青、徐、幽、冀四州尤甚。”。
这也是东汉地方豪强大族第一次向朝廷亮出了獠牙。
虽然这一动乱被光武帝利用高明的政治手段分化瓦解消灭了，但由于东汉立国得益于地方豪强支持的根本性原因，地方豪族壮大的问题并没有被解决。“郡国大姓”们在光武帝这个强势君主面前不得不表示了臣服，朝廷得到了表面上的胜利，而豪强们则蛰伏下来，在历史的发展中继续壮大。
东汉东平六年（公元189年）汉灵帝驾崩后，掌握朝廷实权的外戚、大将军何进在与宦官十常侍的政治斗争中失败被杀，导致了朝廷的大动乱，揭开了董卓入京专权、诸侯反董，乃至曹刘孙崛起、三国分立的序幕。
何进并不是汉代唯一专权的外戚。两汉之际，外戚专权一直是政治的痼疾，但凡皇后的兄弟乃至侄辈，基本都加封爵位官职，获得权力。当西汉高祖、武帝以及东汉光武帝、明帝等强势帝王在位时，尚能使大权不旁落，而一旦这些强势君主去世后，外戚们便开始掌握权柄。东汉的外戚专权始于第三任皇帝汉章帝，他在位时，皇后窦氏的哥哥窦宪“兄弟亲幸，并侍宫省，赏赐累积，宠贵日盛，自王、主及阴、马诸家，莫不畏惮。”，又在和帝时因军功“陵肆滋甚”，以至于了叛逆之心而被宦官郑众诛杀。除窦宪之外，何进之前的专权外戚还有邓骘、阎显、梁冀、董重，无不权势滔天。
就像恶性肿瘤引起一些致命的并发症一样，外戚专权这个东汉“政治之癌”引起了另一个并发症——宦官专权。除上述窦宪被郑众诛杀、何进被十常侍诛杀之事以外，从以下记载就可已看出，东汉时外戚和宦官斗争之频繁激烈：
安帝时，邓太后之兄，大将军邓骘为宦官李闰诬陷，不久自杀。
顺帝时，阎太后之兄，车骑将军阎显为宦官孙程所诛灭。
桓帝时，梁太后之兄，大将军梁冀为宦官单超、徐璜等五人推翻。
除此之外，东汉还有外戚之间的斗争，如作为外戚的何进诛杀同样作为外戚的骠骑将军董重。
究其原因，外戚专权，必然架空皇帝权力，处在深宫的皇帝为了夺回权力，必然要借助其他力量。而由于外戚们把持了朝政，大多数的文武官员都是依附在强权之下，这些人就无法成为皇帝信任的力量。皇帝茫然四顾，就只能依靠同样处于宫中的宦官力量。于是就出现了外戚和外戚、外戚和宦官不断争斗轮流专权的恶性循环。
光武帝时，北匈奴崛起，不断入侵东汉边境地区，而东汉朝廷由于天下初定，为了避免在不利的情况下与匈奴发生战争，还为了安抚西域，用金钱买和平，价码是给匈奴“岁一亿九十余万”，给西域“岁七千四百八十万。”。虽然花钱买平安的代价相对战争来得小，但仍然不小的钱财支出也给财政带来了一定压力。明帝时的司徒袁安就指出：“北庭弥远，其费过倍，是乃空尽天下，而非建策之要也。”
明、章、和三帝时期，东汉对北匈奴展开了战争。自明帝永平十六年（公元73年）开始，至终于和帝永元三年（公元91年）窦宪彻底消灭北匈奴结束。对北匈奴的战争长达18年，给财政带来了沉重的压力。
而对东汉朝廷财政最致命的打击来自羌族的叛乱。东汉安帝永初元年，羌族叛乱，“先零种羌叛，断陇道，大为寇掠。”，于是朝廷派出车骑将军邓骘和征西校尉任尚率领大军讨伐，由此拉开了东汉与羌族60年战争的序幕。
安帝时的羌乱让东汉朝廷花费巨大：“军旅之费，转运委输，用二百四十余亿，府帑空竭。”。
顺帝永和元年，羌族又发生叛乱，这次的羌乱延绵二十余年，至灵帝时期才告一段落，军费则达到了一个惊人的数字：“军旅之费三百二十余亿，府帑空虚，延及内郡。”。
然而祸不单行，安帝永初三年，在讨伐羌族叛乱的同时，国内又发生了大饥荒，“三月，京师大饥，民相食。”、“十二月辛酉，郡国九地震。”、“京师及郡国四十一雨水雹。并、凉二州大饥，人相食。”。东汉朝廷的财政面临着崩溃的边缘。
财政危机带来的另一个恶果是——卖官鬻爵。
为了筹集资金，应对对羌战争和国内的灾害以及各项支出，安帝永初三年，朝廷开始发卖官爵，出售的“商品”包括 “关内侯、虎贲羽林郎、五大夫、官府吏、缇骑、营士分别各不等。”，开启了东汉朝廷卖官鬻爵之先河——换而言之，官爵买卖的乱象早在桓、灵二帝之前就发生了。
官爵买卖的政治并发症是政治体系被严重破坏，腐败横行，吏治败坏，卖官人付出的成本在其上任后又转嫁给了百姓身上。这一乱象延续到灵帝时达到了顶峰，不但设立了官爵买卖的“商店”—— 西邸，甚至象征朝廷中枢权力的三公、九卿也被明码标价：“公千万，卿五百万。”，以至于钜鹿郡太守司马直不堪这种盘剥百姓的政策，在“上书极陈当世之失，古今祸败之戒”后，愤而自杀。
豪强难抑，外戚、宦官专权，财政危机，政治腐败，这些隐患早在桓、灵二帝之前就埋下了，在历史中生长蔓延，不断侵蚀着东汉政权的肌体。当然，我们也不能说而桓、灵二帝对政权的覆亡毫无责任，正是他们的昏庸乱政，又将这些恶疾不断放大，终于使得东汉王朝不堪重负，轰然倒塌。
参考史料：
《三国志》
《后汉书》
《晋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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